川普再度入主白宮，是否會重新啟動「聯俄制中」戰略？假如他能成功促成美俄和解，是否真能撬動中俄同盟，改變美國當前的全球戰略困境？這樣的設想，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再次引發關注。
然而，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冷戰時代。中俄關係日趨緊密，美俄之間的敵對矛盾更已深化為結構性衝突。即使川普具備更大的政治主導權，這場「聯俄制中」的戰略操作，恐怕也只能達成有限成果。那麼，川普究竟還能走多遠？
川普（Donald Trump）再次入主白宮，「聯俄制中」修補美俄關係，以集中力量對抗中國，又成了有想象空間的議題。然而，今日國際局勢已與1970年代「聯中制蘇」大異其趣，中俄已結成「全面戰略夥伴」，美國與俄羅斯的敵對關係更已深化為結構性矛盾。
儘管川普具備更成熟的政治手腕與國內執政優勢，他在推動俄烏停火、釋出對俄善意、施壓烏克蘭讓步等方面行動迅速，意圖以有限讓步換取俄羅斯的戰略中立，從而緩解中俄聯手的壓力。但在中俄既有的合作體系下，美國難以打破雙方同盟。
因此，川普的「聯俄制中」頂多能達成「三成成果」，例如推動俄烏停火、局部解除對俄制裁，以及降低俄國對中國的依賴。這雖能為美國集中應對中國爭取空間，但無法根本改變中俄聯手的現實，也不足以重塑美國全球戰略格局。
一、川普的「聯俄」傾向與基本動機
就算川普與普丁（Vladimir Putin）之間沒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牽連，他在主觀上仍然更傾向俄羅斯。這不只是戰略計算，而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神」。川普是極其虔誠的基督新教徒（Protestant），而俄羅斯則信奉東正教（Eastern Orthodoxy）；起碼，美俄兩國人民都相信同樣的一位上帝（God）。而川普與中共政權和習近平的基本信仰，完全不同——「一邊相信有神，一邊是無神論者」。
因此，對川普來說，「聯俄制中」幾乎是一種本能的選擇，但這條路能否順利開展，仍存在諸多現實阻力。
當川普於2017年首次當選美國總統，外界普遍預期他將推動美俄和解。競選期間，他多次釋出對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的友善訊號，並公開表示希望與俄羅斯「重啟關係」。然而，由於「通俄門」調查及民主黨、情報機構與主流媒體對他全面監督圍堵，他的「聯俄」戰略構想很快受阻。
2024年11月，川普以壓倒性優勢當選，並帶領共和黨在國會兩院都成為多數，實現全面執政。此時的他，早已不同於八年前的政治素人，經歷上次總統任期，「通俄門」調查和無數司法「追殺」，他累積豐富政治經驗，歷經嚴酷的打擊考驗，已成為手腕老道，國際級「夠資格政治家」。更關鍵的是，這次他掌握白宮、國會與共和黨內的絕對主導權，幾乎沒有內部牽制，為其推動「聯俄制中」戰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條件。
二、對俄羅斯釋出的戰略善意
川普二度就任總統伊始，即積極推動俄烏戰爭停火，並迅速展現對俄羅斯總統普丁的強烈善意。 （相關報導： 沈旭暉專欄：「你已經沒有牌」？冷靜分析澤倫斯基的籌碼─烏克蘭急於停戰嗎？ ｜ 更多文章 ）
2025年2月28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率團訪問華盛頓，與川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談，原本希望協調俄烏停火方案，並簽署5,000億美元美烏礦產協議，最終卻不歡而散。
川普當面指責澤連斯基態度強硬，是「好戰者」，警告他「你正在拿全世界賭第三次世界大戰」。副總統J.D.範斯（James David Vance）批評烏克蘭「毫無感激」，質疑其無誠意接受和平方案，只會延長戰爭。
隨後，川普進一步加壓。3月3日，他在內閣會議上宣佈，美國不再對烏克蘭做出「過度承諾」，並強調「烏克蘭的安全應由歐洲負責」。同日，川普宣佈暫停美國對烏軍援及情報共享。3月4日，他批評澤連斯基稱「與俄羅斯的戰爭結束非常遙遠」，指責其「仗著美國支持，不想要和平」。3月9日，川普再度強調：「即使美國全力支持，烏克蘭也未必能在戰爭中生存」，明示美國耐心已盡。
3月10日，《路透社》報導，川普政府已在歐洲外交場合提議解除部分金融與能源制裁，並試圖帶頭促使歐洲國家放寬對俄經濟封鎖。這一系列舉措明確顯示川普對俄釋放和解訊號的強烈意願。
三、川普團隊對中國態度一致強硬
儘管川普聲稱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好朋友」，並表示雙方可能達成「史上最偉大的交易」，但其政府高層釋出一致的對華強硬訊號。2025年2月17日，副總統J.D.范斯在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指出：「中國才是美國當下最大的戰略對手」，強調美國戰略重心已轉向亞太，遏制中國崛起是華府首要任務。他並批評歐洲對美國安全過度依賴，直言「我們不能再讓歐洲消耗我們的軍事與經濟資源」。
2025年1月15日，國務卿提名人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在參議院聽證會直指，中國「以犧牲美國為代價騙取了超級大國地位」，是「威脅國際秩序的破壞性力量」。同日，中央情報局局長提名人約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指出，中國在人工智慧與量子技術的領先，對美國情報構成「前所未有的挑戰」，並認定中國是「美國歷史上最嚴峻的國家安全威脅」。
從川普的談話，到副總統、國務卿與情報首腦的政策宣示，已形成清晰共識：俄羅斯可以對話與和解，但中國才是未來十年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美國新政府的外交大格局仿佛已逐步明朗——修補美俄關係，重啟川普第一任期未竟的「聯俄制中」戰略。
四、歷史鏡鑑：「聯中制蘇」的經典案例
歷史上，「世界第一強國聯合第三軍事大國，打垮第二大國」的戰略運作，僅有一次成功案例——1970年代美國主導的「聯中制蘇」。
1970年代，中國雖是人口第一大國，但經濟落後。1970年中國GDP僅915億美元，全球第八，僅為美國（1兆0759億美元）的1/12、蘇聯（4334億美元）的1/5。然而，中國仍被視為全球軍事大國。當時中國擁有470萬正規軍與數千萬基幹民兵，軍隊規模全球第一。儘管裝備落後，但1964年已成功試爆核彈，1967年試爆氫彈，成為全球第五個擁有戰略核武的國家。在韓戰（1950-1953）中，中國出兵240萬與美軍直接交戰，雖傷亡慘重，卻迫使美國接受停戰，奠定中國在區域軍事強權地位。 （相關報導： 沈旭暉專欄：「你已經沒有牌」？冷靜分析澤倫斯基的籌碼─烏克蘭急於停戰嗎？ ｜ 更多文章 ）
1960年代，中蘇同盟破裂，矛盾加劇。1969年爆發「珍寶島衝突」，兩國軍事對峙升級，蘇聯甚至揚言對中國動用核武。雙方在亞非拉激烈競爭，意識形態對立嚴重。美國藉機推動「聯中制蘇」，削弱蘇聯戰略縱深。
1969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上任，展開改善美中關係行動。1971年，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秘密訪華，為雙方領導人鋪路。
1972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正式訪問中國，發表《上海公報》（Shanghai Communiqué），建立中美關係正常化框架。
1979年，卡特政府（Jimmy Carter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完成戰略佈局。
「聯中制蘇」戰略迫使蘇聯在中蘇邊境部署重兵，同時面對北約西線壓力，形成兩線作戰。美中和解削弱蘇聯於第三世界的影響力，軍備競賽拖垮蘇聯經濟，中蘇徹底分裂也動搖蘇聯在國際共產陣營的領導地位。
最終，這一戰略使美國成功利用兩大對手間的矛盾，削弱蘇聯國力，鞏固全球霸權；而中國則結束孤立，推動改革開放，實現現代化；蘇聯在多線壓力與經濟困境中解體。這場「老大聯合老三打老二」的外交戰，成為國際戰略操作的經典案例。
五、中國崛起：美國眼中的「頭號威脅」
「聯俄制中」的戰略構想，是在中國崛起、取代俄羅斯成為美國首要戰略競爭對手的背景下浮現的。中美關係已從冷戰時期的戰略合作，轉變為美國眼中挑戰其全球霸權的「頭號威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迅速推動內需與基礎建設，穩定經濟，成為全球復甦的「火車頭」。2010年，中國GDP首次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對美國在亞太的主導地位構成結構性挑戰。相比之下，俄羅斯自蘇聯解體後國力長期衰退，2010年GDP僅1.52萬億美元，排名全球第11；而中國則達6.09萬億美元，居全球第二，佔全球GDP比重超過9%。
隨著製造業和全球貿易快速擴張，中國影響力從東南亞輻射至中東、非洲、南美，甚至滲透歐洲。同時，中國擴張外交版圖，與中南美多國建立或恢復外交關係，包括巴拿馬、薩爾瓦多和尼加拉瓜等，逐步挑戰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傳統勢力範圍。
經濟崛起帶動軍事現代化。2010年前後，北京宣示「南海九段線」主權，加速島礁軍事化，強化南沙控制力，對美國在亞太的傳統勢力範圍構成實質挑戰。2011年11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在《外交政策》雜誌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正式宣示美國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同年11月，奧巴馬在澳洲國會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Pivot to Asia），計畫將60%的海軍力量部署亞太，加強與日本、澳洲、韓國的同盟關係，並拉攏東南亞國家與印度。
隨著南海主權爭端升溫，美國啟動「航行自由行動」，並於2013年支持菲律賓向海牙常設仲裁法院提出南海仲裁案，直接挑戰中國在南海的主權主張。隨著中國從區域挑戰者轉變為全球對手，美國戰略界開始構思「聯俄制中」。儘管俄羅斯國力式微，但作為核大國和地緣政治強權，仍可為美國提供制衡中國的戰略支點。 （相關報導： 沈旭暉專欄：「你已經沒有牌」？冷靜分析澤倫斯基的籌碼─烏克蘭急於停戰嗎？ ｜ 更多文章 ）
2014年爆發克里米亞危機後，俄羅斯與西方關係惡化。然而，美國戰略界與智庫普遍認為，應防止俄羅斯徹底倒向中國，以免中俄結成穩固同盟，形成「合流抗美」局勢。
六、「聯俄制中」面臨的現實障礙
川普第二次擔任總統後，雖試圖複製尼克森時代「拉老三打垮老二」的戰略，但今日全球格局與國際現實早已不同，「聯俄制中」面臨多重難以逾越的障礙。
障礙一：「共同敵人」角色對調
當年美中和解，是基於中蘇交惡，蘇聯成為美中「共同敵人」。如今，中俄卻是「全面戰略夥伴」，而美國才是兩國的「共同威脅」。美國已將中國定性為「最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在軍事、經濟、科技等層面進行全面遏制；同時對俄烏戰爭，拜登政府則持續有償軍援烏克蘭，並與歐洲盟友聯手實施史上最嚴厲的經濟制裁。尤其在拜登政府時期，美國更表現出意圖徹底拖垮俄羅斯、推翻普丁政權的強烈態度，使得美國與中俄之間的敵對態勢幾乎難以逆轉。
障礙二：美俄敵對態勢已成結構性矛盾
1972年尼克森訪華，美中雙方儘管隔著韓戰餘緒，但並未處於直接敵對狀態。而今日美俄，已進入「準戰爭狀態」。自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以來，美俄關係全面惡化。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美國深度介入，提供軍援、情報與後勤支援，成為事實上的代理人戰爭主導者。美俄之間敵意深化，雙方互視為「主要戰略敵人」。
即便川普個人傾向改善美俄關係，但美國建制派、軍方、情報系統與主流媒體普遍對俄羅斯高度警惕與敵視。川普即使與普丁達成協議，也難保不被國內政爭推翻，缺乏建立長期互信的政治基礎。這種結構性矛盾，使得美俄之間的任何戰略和解都面臨極大不確定性。
障礙三：中國對俄羅斯的戰略價值遠超美國
當前，中俄在能源、軍事、經濟及地緣政治領域已形成高度互依合作。中國已是俄羅斯最大的能源買家，為俄經濟穩定提供關鍵支撐。兩國推動本幣結算與去美元化，降低對西方金融體系依賴，鞏固經濟聯結。軍事上，中俄聯合軍演頻繁，強化協同作戰能力；外交上，兩國在聯合國與金磚機制中密切配合，共同推動「全球南方陣營」，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雙方將美國視為共同對手，戰略合作已超越權宜，成為雙方國家生存戰略的一部分。在這種結構性結盟態勢下，美國即使試圖透過戰略利益引誘俄羅斯疏離中國，川普也難以打破中俄既有的合作格局。俄羅斯若與美國和解，可能得到一時利益；但與中國持續合作，卻能獲得更穩定的長期戰略支持，尤其是在全球多極化趨勢下，中俄聯手的戰略價值更為明顯。
七、務實預期：美國能得到什麼？
川普若二度推動「聯俄制中」，雖難重演上世紀70年代「聯中制蘇」的歷史性大突破，但基於他與普丁之間「各取所需」的現實需求，即使做不成一筆空前的「大交易」，依然極有可能達成具有「三成成果」的務實交易。
這場交易的核心，在於川普急需兌現競選承諾，儘快結束俄烏戰爭，證明只有他才能「止戰求和」，展現強勢領導力。而普丁則渴望藉此擺脫戰爭泥潭，突破國際孤立與制裁，穩定俄國經濟與政權基礎。 （相關報導： 沈旭暉專欄：「你已經沒有牌」？冷靜分析澤倫斯基的籌碼─烏克蘭急於停戰嗎？ ｜ 更多文章 ）
川普最有可能推動俄烏戰爭停火，讓戰場進入凍結狀態。這一「A級成果」對川普意義重大，不僅能大幅減少美國在歐洲的軍事與財政負擔，更能為美方集中資源，轉向亞太戰略佈局創造空間。停火雖不等於永久和平，但至少能讓區域局勢暫時降溫，減輕美國在歐洲面對的戰略壓力。
透過有限度解除對俄制裁與經濟封鎖，換取俄羅斯在戰略態度上的「中立化」。即便不能分化中俄關係，但若能避免俄羅斯完全倒向北京，對美國而言，已是重要的「B級戰果」。這將有助於美國降低東北亞、台海與南海三線，若中俄聯手而造成的地緣政治壓力，為美國集中應對中國爭取更有利條件。
透過緩和美俄關係，川普可望打造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為自身推動產業鏈重組、能源政策改革與重振製造業創造時間與條件。這是川普實現「讓美國再次偉大」國內政策的基礎，也是其第二任期施政的核心訴求。
八、川普能達成的「三成成果」難改變基本格局
然而，受制於美俄雙方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俄羅斯與中國戰略合作的既定事實，這場交易註定無法突破「有限戰略合作」的範疇。川普即使收穫「三成成果」，也難以徹底改變美中俄三角關係的基本格局。
對川普而言，「聯俄制中」戰略的結果，將是一場「部分成功」的務實交易，而非徹底改變國際秩序的全面勝利。它能為美國爭取戰略緩衝與調整空間，但難以根本分化中俄戰略同盟，更難以遏制中國崛起的長期趨勢。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已累積二十多年，兩國基於共同利益與戰略互信的合作基礎難以撼動。
川普的「聯俄制中」與尼克森的「聯中制蘇」，雖有表面相似，但時代背景與國際條件已完全不同。當年尼克森能夠實現外交突破，是因為中蘇交惡已到不可調和地步，且美國尚處於絕對領先地位。而今日美國面對的中俄聯盟，已建立起深厚的互信與互依，美國的相對優勢也已削弱，使得川普的戰略操作空間大為受限。
因此，川普的「聯俄制中」頂多能達成「三成成果」，這將為美國在全球地緣政治棋局中帶來一定收穫，但遠非足以重塑世界秩序的決定性勝利。在多極化與大國博弈日益複雜的國際格局下，美國需要更加務實與靈活的全球戰略，而非過度寄望於重現冷戰時期的外交經典。 （相關報導： 沈旭暉專欄：「你已經沒有牌」？冷靜分析澤倫斯基的籌碼─烏克蘭急於停戰嗎？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