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人類願意，就可以毫無極限的殺戮：《鳥歌─關於愛與救贖的故事》選摘 （2）

一九九二年春天，我蒐集的素材多半已經就位，小說主題自然而然從我閱讀的諸多歷史資料中浮現了：人性的極限在哪裡？士兵能夠撐到什麼時候？有件事我一直百思不解，這場戰爭讓一千萬人無謂的犧牲，是否有人曾經提出：夠了、我們撐不下去了，都已經這麼慘烈了，人類竟還自稱是高等生物？其實，法國軍隊曾在一九一七年叛變，雖然軍中問題始終沒有解決，但最後士兵們不過是拒絕進攻罷了；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幾名德國機槍手停止了攻擊──他們被自己的所作所為嚇到了。但最緊迫的問題仍然存在，因為只要人類願意，就可以無限上綱、毫無極限地殺戮。

我造訪了西線幾次，那裡似乎被歷史遺忘了，這很令人欣慰；位於阿爾貝省（Albert）的小博物館只有兩個房間，以一個小小的告示提醒訪客，除了法國，也有其他國家參與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戰爭，連我訪問的當地人也很訝異，英國曾經參戰。四月時，我帶著帝國戰爭博物館的戰場地圖前往索姆前線。我向來很好奇，這些知名地點在得到那些可怕的名稱前會是什麼模樣，例如廣島熱鬧的港口，以及喀爾巴阡的美麗山麓──現在那邊以奧斯威辛集中營著稱。

索姆在成為「那個索姆」之前，又是什麼樣子？假使這本書在探討人類的身體與心靈在殺戮之際可以被驅使到哪種極限，那麼我們是否也該探究，人類在面對愛時會有哪些表現？打從一開始，我便計劃將第一部的背景設定在和平時期，當中一些血與肉的情節，會與之後血肉模糊的場景有所關聯──這是我預見到的，但書中的人物並不知曉。我住在昂克爾河河畔、鄰近英軍前線的一間農莊裡，儘管我身在其中，卻沒有感受到任何火花；我無法理解當年英國同胞待在這些小農村的心情。後來，我悵然若失地回到毫無魅力的亞眠區（Amiens），時常聽見有人在街頭吹奏音樂，大教堂也望之儼然。旅遊手冊上一篇名為〈歷史的亞眠〉（Historic Amiens）的文章寫道，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摧殘，當地只剩下斷垣殘壁了；不過我仍心繫著當地知名的水岸庭園。

我心不在焉地與其他六位遊客坐在一艘類似平底船的交通工具上，思考著該如何下筆。接著我看見一隻老鼠在運河河岸的木頭棧板上，我想挖壕溝的地道工兵應該非常熟悉老鼠吧。水岸邊的植被腐爛不堪──我彷彿回到了一九一〇年的炎熱午後，看見小船上有位女孩的雙腿靠著愛人，而戰爭的氣息隱隱約約漂浮在那腐爛溼潤的河畔。航行結束後，我匆匆回到大教堂旁的車上，隨便從汽車前座的置物箱中抽出一張紙，潦草地寫下：伊莎貝爾、紅色房間、十幾歲的繼女，還有一些性愛場面……接著我走到相鄰的杜康熱大道，看見了將會出現在小說中的房子：莊嚴、堅固、爬滿了蔓生植物；史蒂芬當然不是農夫，但他必定得在與英國相關的亞眠紡織業工作。當晚在農莊中，一位肥胖的住客想向農場女主人擺出高人一等的派頭，在他同樣豐滿妻子的鼓勵下，這傢伙先是謙讓了一番，之後便得意洋洋地放聲高歌。我周遭的所有事物彷彿都在乞求我將它們寫進書裡。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百歲季辛吉談「第三次世界大戰」—人類命運繫於美中和平，如何處理台灣問題是關鍵 ｜ 更多文章 ）

我在昂克爾河河畔的英國戰線漫步了幾日，當時英軍挺進的距離短得可悲，還在一天內死了六萬人。我在小墓園坐了幾個小時，不太確定自己想找尋什麼，只是沉浸在周遭的環境裡，渴望最終能擁有寫下此地故事的權利。有時候，我會忽然感到一股憤怒衝上心頭；有時候，我又感覺從小立定的這份志向已在心底漸漸冷卻；而在其餘的時間裡，我身處在春陽照耀的墓碑之間，心情卻出乎意料地平靜輕鬆，覺得它們都是我的朋友。這樣的心情恰當嗎？我真的可以寫這本小說嗎？種種疑慮如烏雲罩頂，我會有這種感覺理所當然，包括對小說涵蓋廣度的疑問、我自認配不上這重責大任，以及一些我毫無興趣的小細節（例如軍團的類別與徽章的樣式等等）。在蒂耶普瓦勒市（Thiepval）樹林的上坡，我被彈殼的碎片絆倒──原來它一直在那兒，始終沒有離開。

當我之後在低塹路上蒐集泥土時，甚至發現了博蒙阿梅勒市的德國機槍；想來，我寫作時有這些泥土相伴，必然能與過去有所連結。最後，我站在蒂耶普瓦勒的偉大拱門下，上面刻著許多失蹤士兵的名字──他們沒有殉國，只是始終沒有現身──這些就猶如鐫刻蒼穹的註腳。最後，我還了車，朝英吉利海峽前進。史蒂芬必須挺過大戰，這我非常篤定。最重要的是，他不能像那些掌權的軍官一樣陳腐，也不能成為高喊「打包你的麻煩」這類傢伙。小說主題將主導文字的敘述方式，事件的多寡則決定了什麼樣的角色足以承受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我也感染了史蒂芬的性格。我想這就是最理想的順序吧──先有主題，後是事件，再來是角色人物──但總是很難依序推進。

比方說金妮和格雷，這兩人在後續情節中變得越來越重要，完全超乎我的預期。我決定讓伊莎貝爾有家人、童年以及某種程度的個人故事，這在當代小說可說是非常罕見，但假使她必須展現出我期望她擁有的特質，這些背景交代似乎又相當關鍵。麥克．威爾和傑克．費爾布雷斯兩位人物，正好與史蒂芬形成一種和諧的對比：前者天真，後者世故；前者敏感，後者冷酷；前者沮喪時，後者則持續質疑。

一開始，伊莉莎白的角色是要代替讀者發問，並滿足主題的要求：過去與現在、公眾與私人，彼此互相依存，而這也是主宰三部曲的關鍵，《夏洛特．格雷》（Charlotte Gray，暫譯）讓法國三部曲儼然成形。對我而言，伊莉莎白最令人振奮的貢獻，在於她扮演著穿針引線的功能：她到安養院拜訪布倫南，解碼史蒂芬的筆記，並讓故事跳接回一九一七年的他；她致電給住在蘇格蘭的格雷時，過往的聲音躍動而出，彷彿電話線路正劈啪作響。我想這一切的呈現，就是我本人以及我希望讀者可以心領神會的：愛與救贖，以及對過往歷史的致意。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百歲季辛吉談「第三次世界大戰」—人類命運繫於美中和平，如何處理台灣問題是關鍵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