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這本書的初衷很單純，就是受不了大家在唱衰台灣。對我來說，台灣問題就是最低的水果摘完了，如今應該趕緊打造工具去摘更高的水果。
先進國家都老早摘完伸手能摘的水果，之後又經歷多次「摘完某一高度水果」的時刻。一九八二年我去美國念書，美國就處於如此窘境，媒體都是關廠、裁員新聞，大學生畢業即失業，街頭遊民暴增。但在此之前，自從一七七六年宣布獨立，美國已有過四十幾次衰退，每次都挺過來了，因此我沒聽到美國人自己在唱衰美國，或嫌年輕人一代不如一代。
台灣如今盛行唱衰台灣，一大原因是從前都沒遇過悶經濟，缺乏經驗，因此特別徬徨，感到無望。那麼，台灣為何會遲至二十一世紀，才第一次感受到悶經濟？美國經濟頻頻摔跤，台灣自從一八五八年開港，除了兩次政權暴力更迭的短暫動盪，可說一帆風順，是因為台灣比較厲害嗎？當然不是。美國走在前面，每次遇到危機都必須花時間辯論，嘗試錯誤，才漸漸學會如何產業升級，維持市場秩序。美國付學費學到的寶貴經驗卻是全世界皆可參考。美國人工成本上升，就發展出國際分工體系，Made in Taiwan玩具、成衣因此在六、七○年代大量湧入美國，台灣卻無需自己研發生產技術。先行者跌撞，追隨者平順，道理在此。
換成果樹的比喻，就是台灣光靠發展落後這一點，手摘水果數量就注定多於美國，才能摘這麼久。中國又在台灣後面，手摘水果又比台灣多，目前好多還沒摘完。這是中國成長率高於台灣的最主要因素。扯年輕人只追求小確幸是扯遠了。就算年輕人真是小確幸世代，這也是悶經濟的果，不是因。
我說台灣從前摘到的水果比較低，並無對前人不敬的意思。台灣在六○年代從進口替代轉型為出口導向，八○年代又發展成高科技電子大國，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問題是過往的成功經驗已經無法複製。如今，我們只能記住「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專注為現有問題尋求解方，而不是緬懷過去。
緬懷過去最常見的一種形式，就是「典範在夙昔」。記住尹仲容、李國鼎的貢獻雖然重要，但是「典範在夙昔」卻常有一種弦外之音，就是經濟下滑都怪官員不如從前能幹。
在言論自由的時代，官員被嫌笨是正常的。就算官員真的能幹，其政策也往往三五年才見真章，讓批評者沒話說。但要以為台灣問題是因為官僚今不如昔，卻是思考怠惰。尹仲容、李國鼎成功，是因為抓住國際分工體系初步成型的機遇。台灣的經濟奇蹟放在東亞也不奇特，前有日本，後有中國，同期則有其他三小龍。
我們要如何確知，今日檯面上那些大家公認很笨的官僚，把他們丟去五十年前，就無法創造經濟奇蹟？換一個問法：倘使尹仲容、李國鼎重返人間，憑他們的眼界，就有辦法處理今日難題嗎？
例如中國崛起，就是尹仲容、李國鼎從沒處理過的一道難題。自家果樹可以手摘的水果摘快完時，鄰居突然邀你去摘他家水果，而且他家果樹還特別多株，株株都水果低垂，這時你會想留在自家果樹下嗎？ （相關報導： 蔡明芳專欄：解決五缺與回歸市場機制的矛盾 ｜ 更多文章 ）
李登輝於是鎖起門來不准自家人去隔壁。理論上，「戒急用忍」很正確，因為人除非不敢覬覦別家的低垂水果，不然不可能認命好好研究自家越來越難摘的水果應該怎麼摘。問題是，在自由民主時代，鄰居說歡迎我去摘，自家人憑什麼不准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