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十一日的聯合報刊登了我對總統府建築風格的見解，可惜只刊了第一段（砍了主文三千字），反而造成讀者更多疑問。基於考據建築樣式的舉證責任，也為了避免犯概括籠統毛病，我應該交待清楚建築風格的來龍去脈。去年，我與一些同行合編了一套五卷本的《中國近代建築史》，其中我執筆的第二卷「巴洛克建築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一節就曾提到這棟台灣重要建築。具體來說，我認為總統府的風格源於西方巴洛克傳統，但直接影響為日本的辰野金吾風格，而後者是巴洛克風格的變體和集大成者英國愛德華巴洛克風格的日本版。
近代中國有許多外來建築風格。在現代建築風格，特別是裝飾藝術和國際式風格盛行之前，西方古典系建築——先後包括巴羅克、喬治亞風格、古典復興風格和布雜風格等——在一般公共建築中影響最大。其中巴洛克風格流傳最久也最廣。
作為西方古典系統的一部分，巴洛克建築誇張性地運用希臘和羅馬的建築語彙，是對文藝復興時期所總結整理的古典建築傳統的創造性運用，強調動感、體積感和光影效果。它興起於16世紀的義大利，之後影響歐洲各國和美國，發展成為具有當地特色的新形式，又隨著天主教教會的宗教傳播和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而遍及世界。在中國近代建築史上，巴洛克也曾是一種重要外來風格，從17世紀上半葉直至20世紀早期，影響長達300年，甚至在1950年代的若干重要建築中仍可見其遺蹤。而由於來源不同，這一風格在中國主要有義大利巴洛克式、英國愛德華巴洛克式（Edwardian Baroque）、俄羅斯拿理什金巴洛克式（Naryshkin Baroque）和彼得巴洛克式（Petrine Baroque）、日本辰野式等變體。
義大利巴洛克風格傳入中國最早，它在17世紀早期由來華傳播天主教的耶穌會會士帶來中國。由義大利耶穌會教士卡洛 · 斯皮諾拉（Carlo Spinola）神父設計、1635年建成的澳門聖保祿大教堂（Cathedral of St. Paul，俗稱「大三巴教堂」）就是中國早期最著名的巴羅克風格建築（圖2） 。該建築立面上部為帶有三角形山花（pediment）的神廟形式，下層採用凱旋門構圖，設計為以古典柱式和柱上楣構（entablature）為框架的牆身，而在上下部之間順應屋頂的坡面設計了帶有渦卷裝飾（volute）的側翼山帶。這一構圖表明教堂的設計與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建築家阿爾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設計的佛羅倫薩新聖瑪利亞教堂西立面（ 1458-1470年）的影響（圖3），但與阿爾伯蒂的範例不同，聖保祿大教堂採用獨立柱而不是壁柱（pilaster）或嵌柱（engaged column），外觀極富光影效果和雕刻感，顯系受到義大利巴羅克建築，甚至矯飾主義（Mannerist）建築的影響 。
英國愛德華巴洛克風格在英國又被稱為「宏大風格」（Grand Style），它是英國17世紀以來巴洛克風格的集大成，興盛於19世紀20世紀前後，表現出維多利亞女王時代（1837－1901）至愛德華國王時代（1901－1910）的繁榮與強大。這一風格最著名的建築師是約翰·貝爾徹，他的代表作品有倫敦註冊會計師學會（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London, 1894），厄勒克特拉大樓（Electra House, Moorgate, City of London, 1900-03），皇家倫敦大樓（Royal London House， 1904-05），以及埃塞克斯郡科爾賈斯特市政廳及維多利亞塔（Colchester Town Hall and Victoria Tower, Essex, 1892-1902） （圖4）。
愛德華巴洛克風格依然採用古典語彙，但集合了義大利巴洛克風格對於體積感和光影效果的強調，但手法更豐富。如在基座部分常使用條帶分明的塊石砌築（rustication）；牆身（適合辦公、商業建築，多層）採用單棵或雙棵巨柱（giant columns）構圖，配大尺度的三角山花（pediment）、開底三角山花（broken-bed pediment）或拱形山花（arched pediment ，segmental pediment）、角隅石（quoin）；入口用（三開間的）塞裡奧毛石門廊（Serlian arcade）；門窗採用間錯突出的方石門窗框緣（又稱「吉佈斯框緣」）（Blocked surrounds with projecting stones/ Gibbs surround)，羅馬浴室式的三分戴克裡先窗（Diocletian window），牛眼窗（bull’s–eye window，或Oculus/Oculi）；（巴洛克）鵝頸山花（Swan’s-neck pediment）；發券採用楔形券石（voussoirs）；半圓券下的復式門（enriched doorway under a semicircular arch）。
17至18世紀早期英國最偉大的巴洛克建築師克里斯托佛･倫（Christopher Wren，1632-1723）在建築中大量採用穹窿、穹頂塔樓（domed tower）、尖頂塔樓（ Spire）、疊層塔樓（Steeple ），以及光亭（cuplar）。受其影響，並結合安妮女王時期建築常用的圓形角隅塔樓（rounded corner tower）做法，愛德華巴羅克式建築還常以這些元素豐富輪廓線或增強街道轉角部位的視覺表現力。
愛德華巴洛克風格建築在許多近代中國大城市，如北京、哈爾濱、上海、天津、漢口、幾乎都可見到。典型個案如上海理查飯店（建築師待考，1910年）（圖5）。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脫亞入歐」，第一代現代建築師就直接受英國影響。愛德華巴洛克風格風靡之時，也正是日本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先後獲勝，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漲之時。作為第一代建築師之一的辰野金吾（1854-1919）曾師從於英國教授康德（Josiah Conder），1879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之後赴英國倫敦大學留學，回國前還曾赴法國和義大利旅行。他回國後的設計，如東京日本銀行（1890-1896）反映出法國巴洛克風格的影響。他在晚年又將這種風格結合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期著名建築師理查 ‧ 諾曼 ‧ 蕭（Richard Norman Shaw，1831-1912）的紅磚建築設計，在巴羅克風格基礎上發展出紅磚與白灰條帶相結合的個人風格，被日本建築界稱為「辰野式」。代表建築為日本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九州支店（1909）（圖6）、東京驛（1914）等。辰野式採用了許多巴洛克建築元素，如穹窿、開底山花、吉布斯門窗框緣、角隅石、牛眼窗，甚至戴克里先窗。但其總體效果以從英國原型強調的體積感又增加了色彩對比。
隨著日本在華勢力的擴張，結合了愛德華巴洛克特點的「辰野式」建築也在中國一些大城市以及台灣地區廣為流行。著名的實例有橫濱正金銀行大連支店和北京支店（妻木賴黃，1907-1909年、1919年）、奉天驛（滿鐵工務課建築系，1908-1910年）；上海日本人俱樂部（建築師待考，1914年）；天津日本員警署和民團事務所（建築師、建成年代待考）； 台灣總督府（長野宇平治、森山松之助，1906-1919年），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森山松之助，1913-1922年），臺北帝國醫院廳舍（近藤十郎，1914-1924），鹿港辜顯榮宅（1919年），以及台南地方法院（森山松之助，1912年）（圖7）等。後者採用的語彙除穹窿外，還有牛眼窗、開戴克里先窗的山花、楔形券石、吉布斯門窗框緣和間錯突出的方石立柱， 愛德華巴洛克特徵極為明顯。
具體說總督府，也即今天的總統府，它受愛德華巴洛克風格影響的建築元素有：柱廊和鐘樓頂部間錯突出的方石柱和門窗框（即「吉布斯框緣」，鐘樓頂部的圓弧形開底山花，鐘樓和角隅塔樓上的牛眼窗、角隅塔樓山花部位的半圓形「戴克里先窗」、發券採用楔形券石（圖8、9）。而這一風格最常見的粗毛條石基座在這座建築的處理上變得平整，而二層的白色石條帶在紅磚的襯托下變得十分醒目。愛德華巴洛克建築英國原型所強調的體積感在此被整體的線條感所替代。
總體而言，總督府建築採用的立柱、拱券和山花都是源於希臘和羅馬的「古典」語彙，但它的構圖中心卻沒有採用文藝復興以來，古典系建築青睞的穹窿，取而代之的是高聳的鐘塔。鐘塔是西方另一支重要建築體系——哥德風格——常見的要素。克里斯托佛･倫在其建築師生涯中就曾試圖將哥德式鐘塔用古典語彙轉譯，使之成為英國文藝復興風格的重要組成部分。台灣總督府（今總統府）延續了這一探索，但採用了更多愛德華巴洛克風格德要素。
＊作者為美國路易維爾大學（University of Loisville）美術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