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屬於早年陳獨秀們的時代，人心開始淪陷的時代。不屈從于時代的胡適們，空餘一腔憂思，什麼都擋不住。」─笑蜀。
編者按：本文為笑蜀「談政治要小心」系列之三。這一系列文章的前兩篇發表於《風傳媒》，分別是《談政治要小心─陳獨秀式的？還是胡適式的？》和《北洋時期改變時代的北京街頭三把火》。
在「談政治之二」一文中，說到北洋時期「首都革命」的兩把火，我曾如此感歎：群眾運動、群眾政治終於露出了它的本來面目，即它其實就是暴民運動、暴民政治，即它其實就是政治超限戰，以大眾之名，拒絕任何法律的和道德的約束。這邏輯還可再延伸，即它其實就是革命。所以毛澤東才說，革命不是繪畫繡花，不是做文章，不能那麼文質彬彬，那麼溫良恭儉讓。對革命的超限戰本質的這種認同，毛澤東和陳獨秀等黨內同志，無疑有著高度共識。
這恰恰是胡適所不能接受的。
「首都革命」當天，胡適並不在北京，而是正在上海。他到上海主要想避風。此時的胡適，處境已頗有些尷尬。他固然得新文化風氣之先，一度領袖群倫，如日中天；但「五四」大潮一來，大時代隨即轉向，由思想鬥爭、文化鬥爭轉向主義之爭，尤其轉向政治鬥爭，轉向群眾運動、群眾政治，整個社會越來越撕裂，越來越極化。一向溫良敦厚的胡適，哪跟得上趟，其個人命運必然逆轉。「五四」就這樣成了大時代的拐點，也是胡適個人命運的第一個拐點。而有陳獨秀、李大釗的變臉，有新青年雜誌的變臉。胡適無法認同老朋友的選擇，只好分道揚鑣，越來越成了爭議人物。
此後，他每況愈下。1924年國民黨一大開啟的國共合作及所謂國民革命，是大時代的又一個拐點，也是他個人由盛而衰的第二個拐點。他既不認同陳獨秀、李大釗們鼓吹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因此得罪了共產黨；也不贊成孫中山鼓吹的武力統一，傾向聯省自治和平統一，於是又得罪了國民黨。對國共兩黨主導的群眾運動、群眾政治，他也多所批評，尤其不贊成所謂學生運動，主張學生的職責就是讀書，反對學生捲入政爭。這當然更惹惱了青年學生。這時的胡適，已經差不多成了光桿司令。
撕裂的時代，極化的時代，是所有人必須選邊站隊的時代。像胡適這樣有著巨大影響力的人物，更必須站隊，更不能讓他閃開。他卻不僅跟國共主導的「新勢力」漸行漸遠，還居然跟「舊勢力」投懷送抱。1925年初參加段祺瑞組織的反動的「善後會議」，幾個月後，又接受末代皇帝的召見。他在新舊勢力之間的這種依違徘徊，不可能不令「新勢力」惱怒。掌握了時代話語權的「新勢力」，如何可能對他客氣？圍攻紛至沓來。上海學生聯合會給他寫信，痛斥他擁護復辟餘孽，摧殘全國教育。他去武漢武昌大學講演，一路被學生追罵。在學生們看來，此時的胡適，「思想的進步也就止於此了，就不能與時代俱進了。因其不能與時代俱進，所以做出一些七顛八倒的事來……。」 （相關報導： 笑蜀專欄：朝核危機或徹底終結雅爾達體制，人類進入全球亂世 ｜ 更多文章 ）
最不客氣的仍是從前的新青年同仁。陳獨秀在致李大釗信中嘲笑胡適「跪著造反」；魯迅則以向來的刻薄，寫了《導師》一文，對胡適毫不留情地各種損，最後大喝三字：「鳥導師」。曾經的青年導師胡適，就這樣「百尺竿頭掉下來」，成了「鳥導師」，成了「新勢力」的公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