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此時的北京街頭，已經形同國共兩黨對北京政府的戰場。群眾運動、群眾政治的戰場。就是要運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破壞北京政府，直至武力顛覆北京政府，目的性之強，為當年五四街頭運動所望塵莫及。當然，其後果也往往更慘烈，連李大釗本人，最後都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說這是所謂北伐的先聲，大概也毫不為過。
北洋時期，北京有過3把火，幾乎改變了整個時代。一個是五四運動時，火燒趙家樓的那把火，一是6年後，所謂「首都革命」的兩把火。這3把火尤其火燒趙家樓的那把火，標誌著群眾暴力、群眾政治登陸中國。從這開始，中國政治的氣質，乃至整個時代的氣質，漸漸改變了。
這是胡適跟陳獨秀、李大釗分道揚鑣的另一個時代原因。如果說早年胡適跟李大釗之爭的焦點是主義與問題之爭、跟陳獨秀之爭的焦點是怎樣談政治之爭，那麼，如何看待這種群眾暴力、群眾政治，可能是他們早年之爭的另一個焦點。
但公平地說，群眾暴力、群眾政治之登陸中國，還不能都怪到陳獨秀、李大釗頭上。這其實是當時知識界一些人追逐的時尚，其中就包括我一直最佩服的梁任公，這點上他也與有功焉而難辭其咎——火燒趙家樓的那把火，跟他至少有間接的關係。作為街頭運動典範的五四運動，今天在主流話語中仍屬於政治正確。但其真實來由，早已經被史家說破。這方面最有影響的專著，是學者鄧野所著的《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讀後即知，所謂五四街頭運動，無非北京黨爭的產物，不僅客觀上服務於在野的研究系對當權派安福系的抹黑與圍毆，背後也確實有梁任公等研究系大佬的推波助瀾。在爭取山東權益問題上，北京政府已經在所必爭，竭盡全力，並不存在梁任公等研究系大佬尤其五四學生所指控的喪權辱國的問題。後來山東權益之收回，也跟國內街頭運動沒太大關係，而是美國總統威爾遜因在巴黎和會上對日讓步，遭美國輿論嚴厲抨擊，不得不於事後補救，向日本施加最大壓力，始於1924年的華盛頓會議扭轉乾坤，最終還中國以公道公平。而這時的中國知識界，卻幾乎已經把這問題忘了，以致於山東權益的收回，當時竟沒有多少人再關心。
如果這就是歷史真相，開中國街頭政治風氣之先的五四運動，其是非功過恐怕要另當別論。五四運動之起，確有中日矛盾的因素在內。就此來說，五四運動有其合理性。而且街頭政治，本來也屬於民主政治的常軌，沒什麼錯。但如果非要說五四之起，國內起於「喪權辱國」的北京政府，與愛國民眾尤其愛國學生的矛盾，這就未免是政治神話了，現在還敢為這政治神話背書的學者，已經不多。純就國內起因而言，五四街頭運動就是一場烏龍，不僅談不上多少價值，其破壞性反倒更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