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披露電視主持人何靈吃空餉，時評人喬木慘遭何靈粉絲在網上持續狂毆，謾駡排山倒海，其個人隱私更遭曝光，妻小皆不能倖免。網路暴力之氾濫連官媒都看不下去，人民日報公開譴責其喪失底線（見5月26日人民日報評論：《網路不是粉絲的「自留地」》）。
這當然有何靈的問題，但也暴露了群眾的弱智和暴戾。而這在當下中國絕非特例。當下中國群眾或所謂人民太容易被操縱了，群眾暴力的基礎太普遍了。才區區一個何炅呢，如果不是何靈而是普京、查韋斯、米諾舍維奇、霍梅尼、薄熙來一類梟雄，這狂暴還可能控制？而當下中國朝野，潛伏著多少這類梟雄？
這其實毫不足怪。暴力統治六十多年，最大後果就是對全民族的精神毒化，就是在幾乎每個人的血液中植入的暴力DNA。奇怪的是常常有人無視這一現實，一廂情願地刻意美化拔高群眾或所謂人民。體制和不受約束的公權力當然是首惡，但魔鬼從來不是一個也從來不只在一個方向。魔鬼可以在任何位置任何方向以任何形式任何名義。媚權可恥，媚眾也好不到哪去，在媚骨這點上，二者並沒有根本的分別。
我曾研究中國近現代自由知識份子。他們1949年之後的轉向，固然是遭遇了歷史上最嚴酷的權力。但這不是全部原因，他們的轉向部分也是向所謂人民投降。1950年代所謂民意的確在當局一邊，因而是當局最自信的年代。對抗當局即意味著同時對抗人民，不僅不法而且不義。很多自由知識份子1949之前面對國民黨的暴力乃至槍口沒有屈服，那是因為他們那時有自信即他們背後有民意，他們站在人民一邊，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這給了他們道德勇氣。但1949之後他們發現自己身後的人民沒了，都跑到當局的旗幟下了，自己不僅是當局的敵人而且是所謂人民公敵。道德自信至此崩盤。說穿了還是人民崇拜害的，還是缺乏自由知識份子應有的獨立。這一歷史教訓，迄今並無總結，以至人民崇拜在今天仍屬於絕對的政治正確，連群眾暴力這個詞都不能提，誰提了誰就是大逆不道，就是當局的幫閒幫兇。
這點上，我做得也並不好。我素來警惕群眾暴力，但我也畏懼群眾暴力。我可以徹底抨擊公權力，但我不敢同樣徹底抨擊群眾暴力。典型如四年前之藥家鑫事件，我最多也只做到不附合不隨波逐流，無論當時多少線民各種形式逼問施壓。但我也不敢公然站到他們的對立面公開說不，我極度反感的同時也充滿恐懼。山呼海嘯的網路暴力讓我深信，我只要公開說個不字，網路暴力會四面八方撲來，瞬間把我撕成碎片。而撕碎我的無數雙手中還會有很多是昨天我抨擊公權力時為我鼓掌的手。
所以，今天很多人鄙薄五十年代的自由知識份子，但我不敢，我的這段經歷讓我能夠想像他們深植內心的孤獨與恐懼，當年換了是我，我一定不比他們更高明。我之所以今天批評他們，不是為批評而批評，而只是為了反思和警醒自己。
這麼多年來，我其實也挺鄉愿。今天說這些，終究還是因為喬木事件的觸動。我愈來愈發現鄉願沒用，愈鄉愿其實愈喪失主動權，愈助長群眾暴力。我恐懼和回避腹背受敵，但愈這樣愈是䧟於腹背受敵。中國社會一方面確實客觀上愈來愈極化愈來愈撕裂，另一方面極化和撕裂愈來愈形成巨大政治市場愈來愈具有誘惑力，吸引愈來愈多冒險家投入其中以推動極化和撕裂為能事以期從中漁利。而今天很多自由知識份子則如自己的前輩那樣怯懦，包括我在內。這客觀上是推波助瀾。
真正的獨立的代價真的很高，真正的獨立真的很難。但要想避免自己前輩的悲劇，要想不至於像晚年儲安平那樣後悔莫及，恐怕最終還是別無選擇，趁現在還來得及，站出來大聲對人民崇拜和群眾暴力說不。如果兩線作戰腹背受敵註定了是命運，那也只有認了，只有堅決地前門驅虎後門拒狼。否則，將無任何希望遏制明天的異化，而明天的異化會讓今天的一切努力都失去意義，讓畢生的奮鬥都打水漂。
人民祟拜和群眾暴力從來都是生長極權的樂土，跟極權從來都是相輔相成，這惡性循環到我們這一代是該斬斷的時候了。只有自治和獨立的公民之路，才真正是通向憲政民主之路。有人會問：中國有公民麼？公民在哪？我的回答是，今日中國不再只生產暴民，也成長著公民，這正是今日中國與昨日中國之最大分野，也是今日中國之最大希望。公民在哪？公民在路上，每個爭取與捍衛自己的基本人權和公民權的同胞，都是成長中的公民。跟他們在一起，感受他們的力量，就不至於再恐懼、再孤獨。所以我們可以兩線作戰，我們可以腹背受敵，而未必一定沉淪。這正是跟前輩自由知識份子比我們最大的不同、最大的幸運。
既如此，我們何必放棄？ （相關報導： 笑蜀專欄：區伯陳雲飛，殊途同歸公民路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