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出身的獨立製片人柴靜拋出霧霾話題，慘遭左右撕咬，以致隱私不保。北京《炎黃春秋》雜誌新春聯誼會被叫停，中央黨校退休教授杜光站出來維權，也䧟入左右圍攻。此類故事近年屢見不鮮，已成定律：但凡屬於有限抗爭，尤其體制內人士的有限抗爭，都會遭到左右夾擊，兩頭不是人。
（柴靜製作紀錄片被左右圍攻，退休教授杜光聲援《炎黃春秋》雜誌新春聯誼的基本權利，也遭夾擊。）
遭極左攻擊很正常，極左不攻擊才叫怪事。讓人驚奇的是極左的攻擊何以總有來自右翼的響應？二者仿佛早有默契。極左的攻擊都是千篇一律的黨八股，沒任何新意，大可一笑置之。迷惑性最強的是來自右翼的響應。有限抗爭之謂有限，當然因為留有一定餘地；而只要有餘地，用革命傳統教育的尺規來丈量，都屬於不徹底，不唯美，都大可上綱上線。這跟志願軍戰俘歸來後備受自己同胞的歧視和迫害，其實是一個道理。這種道德綁架在當下中國民間仍有市場，右翼某些人對有限抗爭尤其體制內有限抗爭的圍攻因而容易迎合躁動的人心，容易得到掌聲。
但這迎合的只是情緒，邏輯上並不能自圓其說。臺灣鄭南榕要爭百分百的言論自由，決不妥協，毅然自焚身亡，這無疑值得後人景仰。但這並不等於說，沒有像鄭南榕那樣選擇無限抗爭的同道，其有限抗爭都是沒有意義的，甚至都是可恥的。臺灣轉型，一個很重要的動力恰恰來自有限抗爭的無限疊加。只要不指望一步登天，不指望畢其功於一役，就不能不承認有限抗爭的必要和正當。壓倒駱駝的最後一刻固然大快人心，但這最後一刻難道不是無數根看起來無用的稻草累積而來的？
有進有退，有理有節，兵家常識，哪可能動不動就決戰。如果說有限抗爭不徹底，不唯美，難道柴靜杜光們的圍攻者就曾無限抗爭？統治者對無限抗爭絕無絲毫寬容，柴靜杜光們的圍攻者如果真有無限抗爭，還可能一直在大牢外逍遙？至於說柴靜杜光們有食周粟可恥，這同樣不近人情——普天之下莫非黨土，誰可能真的跟體制徹底切割，真正不食周粟？身份證、結婚證、房產證，哪個沒印把子的大戳？不都屬於廣義周粟範疇？柴靜杜光們的圍攻者不照用不誤？而且，就算自己真不食周粟，跟體制印記徹底切割，其親友呢？對柴靜杜光們那麼苛刻的標準，用於圍攻者自己的親友了麼？
其實，統治者才沒那麼蠢，才不會對體制內的有限抗爭網開一面，反而最清楚“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對體制內的有限抗爭更難容忍，更警惕。而且體制內人士的既得利益，也給了他們下手的抓手。越是體制內人士，抗爭可能越不易。所以只要他們有抗爭，就該歡迎，以此來鼓勵更多體制內人士向善，而不能一味吹毛求疵，非要把自己的標準強加給別人，非要逼迫別人一切抗爭符合自己的審美偏好，否則就一棍子打死。
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都知道己之所欲勿施於人，都知道嚴於律己寬以待人，都知道尊重個體差異，尊重個人選擇。否認個體差異否認個人選擇，動不動就要整齊劃一，動不動就要武林獨尊，動不動就要政治掛帥橫掃一切，這哪是什麼自由主義，根本就是徹頭徹尾的極左。這種人的所謂民主理念能當得真？
中國的轉型，既需要志士甘當炮灰拓展勇氣的上限，如許志永郭飛雄郭玉閃浦志強唐荊陵所為；更需要抬升普通人勇氣的下限，鼓勵每個普通人包括體制內的普通人以最適合自己的方式，在風險可控、不根本損害自身安全及生活品質的前提下盡可能抗爭一點點、推進一點點，這才可能凝聚最大共識，抗爭才可能來自四面八方，形成規模，形成縱深，形成合力，最終改變力量對比，轉型才會真正成為大勢所趨。
更重要的理由是人性上的理由。歷史已經反復提醒我們，人性才是最重要的。越是不近人情、不合人性的東西，無論其政治上如何高調，都越是可疑。唯有尊重人的改變、尊重自由的改變，才可能創造自由而人性的未來。如果口口聲聲不離民主、自由，對人卻缺乏起碼尊重，缺乏起碼的同理心、同情心、惻隱心，這種人多半是大偽者，離得越遠越好。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