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領導人如果能夠和中國領導人用華語溝通，是可以為新加坡帶來一些優勢的。拿我自己來說，如果不說華語，我不會跟蔣經國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新加坡的軍隊也不會在台灣訓練。蔣經國和我有很深的交情，在將近二十年間，我對他非常了解。我發現他是一個誠懇、正直的人，他對我也推心置腹。
（蔣經國偕李光耀走訪金門民俗文化村。文化部國家文化資料庫）
在中國的正式場合討論一些重要事務時，我會講英語，但當中會使用華語。在一九九四年十月，我和江澤民主席有過一次熱烈的討論，談的是台灣問題。那年五月初，台灣李登輝總統在新加坡停留，要求吳總理代為向江澤民主席提議，讓中國、台灣和新加坡︵新加坡只持象徵性股份︶聯合設立一家國際船運公司，處理中台之間的貿易。所有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貿易的船隻都將歸屬這家公司。李登輝希望把新加坡作為緩衝使他們得到尊重。吳總理致函江主席傳達這個建議，江主席並沒有接受。後來，我和吳總理決定提呈一份新加坡的建議書，一九九四年九月中，我在台灣同李登輝總統會面時，他贊成這項建議。幾天後的十月六日，我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江主席。他說：「我有翻譯員，但是我們別浪費時間，你就說英語好了，我聽得懂。而我說華語，你也能聽 。懂。什麼不明白的，我的翻譯員可以幫忙。」我們的確省了不少時間 。
（1994年江澤民會李光耀，談話中對李登輝非常生氣。時報出版提供）
江澤民提及李登輝當年四月接受日本小說家司馬遼太郎的訪問，李把自己比喻成摩西，要率領他的人民走出埃及到許諾之地（promised land）。江澤民對李登輝這些話非常生氣，滔滔不絕地說了很久，慷慨激昂，他的立場嚴肅認真，信念堅定。
所以我認為講華語能夠在我和中國領導人之間營造某種融洽關係。在早期當他們對美國以及西方世界還缺乏足夠了解的時候，江澤民會邀請我出席晚宴，談論外部世界的事情。他會抓住我的手問我：「跟我說說西方對我們的真實看法！」我告訴他，「如果我是你，每次他們來中國的時候，我不會展現所有成功的地方。我也會讓他們看不成功、落後的地方，這樣顯示中國還大有改進的餘地。」
（2007年，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李光耀。新華社）
不過，從江澤民到胡錦濤，現在他們與美國打交道，不再需要我們做中間人了。胡錦濤有不同的個性，他不會抓住你的手，然後問：「你覺得呢？」李顯龍總理告訴我二○○九年APEC新加坡會議的晚宴上，胡錦濤坐在他的旁邊，用華語交談，完全放鬆，跟正式會議致辭時完全不同。因此，華語創造了一種不同的關係，我們懂得華語顯然是一個優勢。當我們在北京的使館用英文發回他們與中方官員或部長們的討論，一些關鍵的字眼他們會使用中文，這樣我們能夠了解他們說的確切用詞。你看，這就是特色。如果我們根本不說華語，我認為彼此間的關係將變得更加正式，更有距離感。
但是，在新加坡，如何尋找下一個曾經學過十二年華文的總理呢？華校已經不存在了。你可以找到特選學校畢業、在北大或清華待了一兩年的，有語言能力，但文化背 景不同。就像中國前副總理吳儀跟李顯龍總理說「步步高升」，總理的回應「高處不勝寒」是很自然的，因為他讀過這些典故，不是他學來回答問題的，是他的華文文學知識的一部分。但即便是總理，當他談預算案時，必須提前複習所有的技術辭彙、金融辭 彙。國慶群眾大會的演講，他可以充分地掌握語言。但他還會為一些要點和關鍵字眼作好準備，先與新聞祕書陳懷亮討論正確的用法，最後再修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