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明年1月才要選舉，但選舉確實已開始了─由朝野立委開始喊價調漲最低工資、要幫公務員調薪3%、推「調薪4法」等，就可聞到。基本工資當然可以調漲，但絕對不是任由立委喊價決定，更別妄想以此解決低薪問題。
國民黨團提出「加薪4法」，民進黨團則說加薪應該從基本工資調起，綠委有人主張最少應調至22000元，也有人提23911元。藍委呼應調高到22k，但孫大千等7名藍委則再加碼提到24k。朝野的喊價大有當年選前調漲老農年金、敬老津貼的聲勢。
不過，與立委及政府要慷納稅人之慨，加發多少年金、津貼不同，最低工資調漲影響到整個勞動市場、牽動的是民間企業、經濟整體競爭力。不找出台灣低薪問題的根源，妄圖以法令與公權力「強制調薪」，最後勞工的傷害恐怕更大。
最低工資該如何訂定（甚至該不該訂）、何時調漲及調漲多少，從理論到實務一直爭論不休。支持調高最低工資有保障勞工、提高勞工生活品質的人權及道德理由，也有增加民間消費的經濟理由，縮短貧富差距與維持社會安定的社會理由。對調高持保留甚至反對者的理由，則主要是擔心會增加失業人口、扭曲勞工市場、邊際勞工受害、企業與經濟競爭力下降等。
也因此各國在調漲最低工資時，總會考量整體經濟與競爭力，但也一定引起各方爭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曾以沃瑪爾為例，指「低薪是一種政治選擇」，「只要我們要改變就能改變」，因此他算是贊成以各種壓力（不論是否用調高最低工資方式）壓迫企業調薪。
但我們也可看到，日前美國加州舊金山灣區東灣奧克蘭，將最低工資從每小時9美元提升到12.25美元，一口氣調高36%，結果很快出現小型企業倒閉；因為加上各種保險與費用之後，一名員工等於每年要增加1萬美元的利潤，才能抵銷此增加的支出；對許多微型、甚至小型企業而言，既無能增加利潤就只能關門大吉，失業者因而增加。
瑞士是先進國家中，唯一未訂定最低工資的國家，去年5月一場公投中，以76%的比例否決訂定最低工資；他們提出的最低工資是月薪約13萬元台幣，瑞士民眾拒絕了「這麼爽」的事情，原因就是擔心反而造成貧窮與增加失業率。
造成台灣低薪問題的原因很多，包括全球化帶來的要素所得均衡化影響、國內企業未往高附加價值移動、生產力提升緩慢、雇主盈餘分配優先給股東、國內民間投資遲緩、就業機會增加緩慢，甚至勞工集體議價能力低，都是可能的因素。要打破凍薪，該著力處很多，但絕對不是靠一紙法令調高基本薪資、強制雇主加薪即可完成，這些作法對勞工市場、產業、經濟都可能產生衝擊與負面影響，豈能讓立委亂喊價決定？
換個角度看，如果凍薪問題可以這麼容易解決又不會有任何後遺症，為什麼不乾脆提高到50k呢？而更離譜的是孫大千等立委甚至要取消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要把未來基本工資調漲權利拿到立法院決定，如果此事成真，不難想像未來基本工資將在立法院喊價競飆，經濟競爭力難逃傷害，勞工也在劫難逃。有這種立委，台灣何須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