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其實對我有過特別意義，因為它是「競選語言」，既普遍又實用，是我贏得選票的重要武器。競選期間，為了爭取民眾支持，我說的話，必須深入民心，贏得民心。
一九六一年，行動黨立法議員王永元因為對我做出連串毫無根據的人身攻擊而被革除黨籍。我針對他指我親英的指控提出挑戰，他憤而辭職，迫使我們必須在芳林區展開補選，行動黨派出易潤堂競選。這是歷來最長的一場補選，整整持續了三個月。為了打動選民的心，我非得說福建話不可。我暫停了所有華語課，像發了瘋似地學講福建話。
三個月後，我已經能用福建話發表簡單的演講。之後，我持續學習福建話，以福建話發表公開演講，畢竟福建話在當時要比華語或其他方言更普及，更多人聽得懂。我的福建 話因而突飛猛進。到了一九六三年大選，我已經不只說得一口流利的福建話，還能引經據典了。
一九六三年新加坡併入馬來西亞，行動黨在隔年參加馬來西亞大選，我這才發現馬 來亞半島上各個市鎮裡的華人，其實都說著各種各樣的方言而不說華語。我以客家人的身分參加競選，許多客家鄉親設宴支持我，我卻一句客家話也說不出來，這迫使我開始學客家話。我買了幾本由英國傳教士寫的學習客家話的書，找了一位客家老師來教。客家話與福建話很不一樣，比較接近華語。一九六五年新馬分家以後，我的客家話課程才停了下來。
在新加坡華人社會最常使用的方言，多達十二種以上，這些方言除了干擾雙語教 育，還起著分裂華人社會的負面作用。華人因為不同方言就出現了不同幫派，講同一種 方言的華人組成一個幫派，同聲同氣，往來密切，和其他不同方言不同幫派的人，就有了隔膜。
以華語來取代方言，重組華人社會，使它由分裂變為團結，也是我推廣講華語運動 的目標。當華語成為華人的共同語，成為各籍貫華人的交談媒介語以後，過去的各種幫派、小集團就會逐漸分化、消失。
一九七九年以前，舉凡國慶群眾大會或各種社區活動，我都以福建話演說，畢竟福 建話是最多新加坡華人聽得懂的語言。可惜新加坡的福建話並非廈門話，不是標準福建 話，只是「巴剎福建話」（菜市場的福建話）。它沒有書面語作後盾，不是一種組織嚴 密、規範化的高層次語言。因為多元種族和多語言的環境，它夾雜了馬來語、英語，還有其他方言，成了新加坡土話。
（1979年，李光耀為開展華語運動主持開展儀式，這場石破天驚的運動，要改變新加坡華人自出生就說方言的習慣。時報出版提供）
情況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因為新加坡原本各個方言群聚居，講各自純正方言的環 境，到了建屋發展局大量興建組屋，各個不同方言群的人搬進組屋，大家同住一個屋下後就改變了。講福建話的家庭，周圍鄰居有馬來人、印度人、廣東人、潮州人。為了溝通，就講起夾雜了大家的語言，成為極其富有新加坡特色的新加坡土語了。來自中國的福建人或台灣人根本聽不懂新加坡人說「去馬打厝叫他多隆」（去警署求情）的福建話是什麼意思。
我曾經帶記者去模里西斯和盧森堡了解那裡的語文教育。兩個國家都有多種語言和方言，語文教育非常複雜。兩個國家的人民都聲稱通曉多種語文，但是水準有多高呢？模里西斯的學生在學校學法語和英語，在家說名為「克里奧語」的混雜方言。盧森堡學生在學校學習德語、法語和英語，在家說名為「盧森堡語」的不純正德國方言。他們在學校學多種語文，下了課大多數時間卻在說方言的情況和新加坡很相似。他們學習多語文和方言，導致一般人除了方言，並無法真正掌握任何一種語文。這是學校用語和生活日常用語不同的弊病，我深深引以為鑒。
新加坡人說新加坡土語的狀況和遠在非洲的模里西斯和在歐洲的盧森堡，有很多相似之處。這兩國語文教育失敗的教訓，使我對新加坡語文的未來，憂心忡忡。
模里西斯和盧森堡的語文狀況讓我明白不論是單一種族的社會，或是多元種族的社會；不論是講一種、兩種、三種語言的社會；或者是像新加坡這種講二十種不同方言和語言的社會，都會因為人們必須溝通交流的相互作用，產生一種混雜的共通語。許多講不同語言的人相聚在一起，必然就會出現了模里西斯人說的「克里奧」混雜語、盧森堡人說的德國方言，和新加坡人說的新加坡土語。
我這大半生，一共學了六個半語言。英語是嬰兒時代最先接觸的語言，也是六歲以 後的學校用語；拉丁文在十五、六歲學習，十八歲學認華文字，十九歲學日文，三十二歲在讀寫基礎上學習聽說華語，三十八歲學說福建話，四十一至四十二歲學說客家話。
為了學好六個半語言，我付出沉重代價。無論是個人的親身經歷、或者見證子女、侄兒侄女、外甥外甥女的語言學習經歷，都讓我領悟到人腦不可能同時應付多種語言。當然也有例外情況，有些人特別有語言天賦，但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掌握好一種語言已 經需要落足心力，要同時通曉兩種語言，真是談何容易？第二種語言的水準，因此不能要求過高。女生的語言能力一般比男生強，這是專家研究的結論。語言只要能從小學習，工作上又派得上用場，那麼日後要豐富辭彙的內容並不困難。
（新加坡前副總統吳慶瑞兼任教育部長，他在1979年2月提呈的報告書，奠定新加坡英語為主華語為輔的雙語教育政策。時報出版提供）
一九七九年，我五十六歲那年，為了推動講華語運動，鼓勵新加坡人放棄方言，把華語說好，我以身作則，放棄二十年來說得一口流利的福建話，這對於一個深明方言是贏得選票武器的我來說，是一項痛苦的抉擇，但有什麼辦法呢？我既然看清了方言只是地方性的語言，它有很大的局限。雖然過去曾在新加坡不同的時代和環境裡，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環境不可能一成不變，時代是一直向前進展的，新加坡粗俗的方言受到了時代、環境及其他多方面因素的限制，而被停留在後頭，甚至成為新加坡社會發展和進步的絆腳石。我就必須當機立斷，採取果斷的行動。
在我們這個迅速發展的社會裡，如果還迷戀方言的「親切感」，那是很不明智的。假設我繼續以福建話保住我的政治資本，讓新加坡人到今天還在說方言，新加坡是一個怎樣的局面？我不敢想像。
隨著科技進步，交通工具和通信器材的發達，世界越變越小的時候，人類其實需要 越來越少的語言，每個國家都在減少需要學習語言的數目。前幾年，一位中國學者敬文東說：「在IT浪潮和全球化浪潮的雙重夾攻下，方言被揍得鼻青臉腫。因為在全球化的時代，世界需要的是一種共同語言。而在世界很多地方，英語已經成為一種支配語言。」他的話說得很對，方言的消亡是大趨勢。我是早在三十年前已經看穿方言是個「窮途末路」的語言，它絕不是時代的對手。
我絕不要像模里西斯或盧森堡那樣，讓一個粗俗的福建話成為新加坡華人的共同 語，讓它干擾我們努力推行的雙語教育，讓它分裂新加坡的華人社群。我明白，新加坡只要一天讓福建、潮州、客家、廣東、海南、上海和其他方言繼續存在，要學生同時學習英語和華語就非常困難，因為那是兩種對他們完全陌生的外語。
（新加坡推展華語運動後，銀行櫃台也貼上「我會講華語」的標語。時報出版提供）
對受方言干擾的雙語教育來說，學英語是沒有問題的。因為英語是辦事處和工廠的用語，是國家行政用語，是要過好生活的語言，非常重要。結果，華語變成只是課堂語言，下了課，沒用、沒聽、沒講。聽的、講的，是各種各樣的方言、粗淺的馬來話。如果我們任由這種情形繼續發展下去，未來的新加坡將變成講英語，以及講混雜著馬來語和英語的福建話的地方，華語根本沾不上邊。
華文如果變成只為升級去應考的科目，考過了就算了、忘了，這是很可惜的事。唯一的辦法只有以華語代替方言，給華語在社會一個重要的角色，否則，讀華文就成讀死書了。
＊本文選自《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的雙語之路─李光耀回憶錄》（時報出版）第五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