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民主轉型號稱是和平的不流血革命，然而，這樣的形容有時會誤導，讓我們忘了背後少數人的巨大犧牲，某種程度而言，從自由中國到美麗島事件這壯烈的一頁頁民主運動史，說得正是少數人不畏強權勇敢追求民主而終於成功的故事。
在美國50年代及台灣70年代都曾流行過的理性決策模式，曾經被拿來解釋當時國民黨在台灣的威權統治，為何不動如山？所謂的理性決策模式，若以民主為例，則民主既然是公共財，作為群體的一份子，不論你是否努力爭取，只要落實民主，大家有福同享，因此，就個人來而言，最划算的作法是搭便車，完全不付出，但能坐享其成。當然，如果所有的人都如此，最後就會陷入獨裁的「囚犯困境」。
不幸中的大幸是，有極少數勇敢的人，完全不適用這套理性決策模式，他們不在乎利害，甚至犧牲自己的身家性命，最後終於打破威權體制的囚犯困境。可以說，台灣的民主轉型其實是個大型的搭便車遊戲，少數人的犧牲、付出代價，讓我們多數無知或怯懦的人幸運的搭上這部民主之車。然而，這場當時看來輕鬆的民主轉型，並非一場廉價的午餐，曾因追求民主而流血的、蒙受不平的那些巨大的痛苦，仍然禁錮在時空之中，逼使台灣社會必須時時回顧，不能也無法掉頭而去。
昔日美麗島軍檢林輝煌被法務部提名出任大法官，為何如此紛紛擾擾，某種程度就是這件事挑動了台灣社會最敏感的那根神經。事實上，這也是一次檢視台灣社會內在靈魂的機會。
當大家言之鑿鑿痛陳林輝煌不適任大法官時，當年的判亂犯「首謀」施明德卻獨派眾議，「那時誰沒有罵我們這些『美麗島暴徒』？誰沒有對我們喊殺喊關？在獨裁者面前，誰敢不表態？時任台北市長的李登輝大聲斥罵，全國教授聯名登報羞侮我們----如果要算林輝煌的老帳，能清算得完嗎？在戒嚴統治下，除了反抗者外，誰不算幫兇？」
施明德的質疑，確實碰到台灣轉型正義的痛處，因為，台灣的轉型正義，不但是有上萬個「受害人」，卻找不到一個「加害人」的困境；甚而，當年的共謀者及受益者李登輝，不但曾高居廟堂之上，更是台灣的民主先生，從來不必交代當年的角色；而下令鎮壓的蔣經國，仍然被許多人視為歷來最了不起的國家元首。
和平民主轉型的困難在於，當年鎮壓人民的那一雙手，因緣際會也可能成為推動民主的手，從戈巴契夫到蔣經國，甚至李登輝，都是某種程度的雙面人。最戲劇性的莫過於去年剛去世的波蘭前領導人賈魯塞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他任波蘭國家元首時，都聽命於蘇聯，甚且在1981年面對工運風潮不惜宣布戒嚴，但也是賈魯塞斯基，終於在1988年願意向民主運動讓步，召集圓桌會議，1990更將總統職位讓給團結工聯領導人華勒沙，就此展開東歐的民主轉型。
要如何評價賈魯塞斯基，對波蘭人而言是一件痛苦的事，因為他既是民主鎮壓者也是推動者；同樣的，台灣人面對李登輝戒嚴時期的作為，同樣心情糾葛，李登輝是建立台灣主權獨立的重要推手，但在昔日，他即使不是鎮壓者，但至少是共謀者，而且因此獲利，和他同時代的民主同志許多人屍骨無存，然而，李登輝晚年卻常常是以白色恐怖受害者身分自我界定；當我們還無法解決李登輝歷史定位的矛盾之時，我們能夠清算林輝煌嗎?
然而，轉型正義的困境是一回事，但公然顛倒黑白又是另一回事。
法務部次長陳明堂這樣為林輝煌辯護，「林輝煌軍審當年才28歲，是威權體制下的『區區少尉預官』，但面對軍法唯一死刑的叛亂罪，他還是以法重輕情為由，引用刑法第59條，請求被告們全部免死。」陳明堂要批評人士捫心自問，若自己身處該環境，誰敢違抗軍令和法律？言下之意，林輝煌反而成了戒嚴令下的反抗英雄，這樣的說法形同改寫歷史，羞辱了那些挺身而出的真正英雄。
更悲哀的也許是，當林輝煌也以此自辯，沒有一點悔思，顯然是樂於享受比搭民主便車更大的利益，這正好凸顯他不適任必須獨立思考的大法官一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