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加速中國民族主義的爆發與成長。上海《申報》當時曾這樣評論：「巴黎和會之始，我們多聞所謂公正的勝利、支持弱小民族權利，但是我們得到了什麼？求助他人者是註定要失望的。讓國人今天知道，一勞永逸的是自力更生。如不是國人拋棄了自己的利益，誰能侵犯它們？」
5月4 日，北京幾百名歸國學生聚在一起，討論民族危機、受辱之時能做些什麼。他們決定向法國發電報，抗議和會不公正的決定；他們向中國代表團發電報，督促他們，若不修改山東條款，就拒絕簽字，同時決定在國內發動群眾遊行，向外國公使提呈請願書，轉交至巴黎。
罷工罷課要求公平待遇
隨後，北京的學校開始罷課，其他主要城市的學生積極回應。全國各地店家、工廠、商業機構的員工，紛紛響應遊行，並聯合抵制日貨，碼頭裝卸工拒絕卸載日貨。上千封電報發往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團，要求拒簽條約，並且威脅如果從，就要求政府懲治他們。
中國救國會的電文聲明寫道：「舉國對山東問題之失敗而憤慨，永不簽約。我們要求你們立即退出會議，與其主動投降不如被迫強佔，否則責任獨在於你們」，法國巴黎的中國學生也組織起來，24小時監視中國代表團成員，不准他們離開住所。結果6月28日的簽字儀式上，沒有中國代表團成員出現。中國以一種無言抗議的方式，拒絕了《凡爾賽和約》（le Traité de Versailles）。
巴黎和會的山東問題，成為中國各界關注，五四運動參與者大多認為，外交次長曹汝霖、前後兩任駐日公使陸宗輿、章宗祥對日本均採讓步態度，3人被中國輿論大肆抨擊。五四運動中，曹汝霖宅邸被學生焚毀，史稱「火燒趙家樓」。正在曹宅拜訪的章宗祥，也被學生毆打致腦震盪，6月10日三人均遭罷免。
「五四運動」本質上是場「社會—政治—思想」革命，目的贏得民族獨立、個人解放，是現代中國思潮成長的先聲，宣告中國必須覺醒，人民切實感受到自己在現代世界岌岌可危的地位，亟欲重建民族自信，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脫出來。
一系列重大事件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一股澎湃思潮，使部分知識份子轉向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民國10年（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當初犧牲生命推翻帝制的革命黨人，一定想不到，中國此後一步步遠離共和政體，朝社會主義靠攏。
華盛頓會議
美國為了糾正巴黎和會在解決山東問題上的錯誤和其他未解決事項，由當時美國總統哈定（Narren G. Harding）倡議，由在遠東和太平洋有切身利益的國家再召開一次國際會議，這就是在民國10年（1921年）11月12日至民國11年（1922年）2月6日召開，別稱為「太平洋會議」（The Pacific Conference）的華盛頓會議（Washington Conference）。
有9個國家獲邀參加這項會議，分別是英、美、 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國。中國代表團再一次滿懷希望而來，提呈一份9點建議書，要求與會國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停止相互締結中國有關條約，未來戰爭時尊重中國的中立權；在政治上、司法上和行政管理上，廢除對中國的所有限制；再次審查外國的所有中國特權、治外法權和租界，並設定有效期限。
上述提議得到美國和歐洲代表團的同情和回應，在美國支持下，中國建議被合併為四項總原則，最終被寫進了1922年2月6日九國公約的文本中。簽約國同意尊重中國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放棄進一步追求勢力範圍的企圖，尊重其戰時中立，尊重所有國家的平等商業機會。
列強也分別同意於民國12年1月1日關閉租借地以外的外國郵政所，允許中國增加進口關稅。
在英美善意施壓下，中日就山東問題直接談判，終迫使日本放棄山東，只保留部份經濟權利，中國雖無法徹底解決所有問題，但達成大部分目標，這是中國外交自道光20年（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最重大的勝利，自此，中國才具備了戰勝國該有的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