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萍:反廢娼運動的苦難 是社會不面對結構

2014-07-28 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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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萍於1989年投身工運,1997年投入台北市反廢娼運動長遠17年,她感嘆:「底層處境日益艱辛,公娼們竟是一葉知秋。」(宋小海攝)

王芳萍於1989年投身工運,1997年投入台北市反廢娼運動長遠17年,她感嘆:「底層處境日益艱辛,公娼們竟是一葉知秋。」(宋小海攝)

古蹟文萌樓的都更爭議,最快9月中才有結論,作為台北市反廢娼運動的基地,《風傳媒》27日專訪核心運動者、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理事長王芳萍,回顧那場性、階級與政治摻雜的艱辛戰役。以下為訪問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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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萍回顧反廢娼的歷史。宋小海攝)

廢娼運動予我很重要的養分是「底層邊緣的政治性」,我簡稱「底邊政治」,後來成為我一個立場,意思是當我從底層邊緣的處境來觀看政治的時候,我就能夠看到台灣政黨政治惡鬥各種荒誕演出,和形式民主的虛偽性,根本不利於底層和弱者的生存。

受階級情感召喚縱身跳入反廢娼運動

我進場的那天是1997年9月3日,離北市府頒布廢公娼命令只剩3天,卻在婦女新知基金會舉辦的公娼存廢座談會上,被公娼官秀琴、「官姐」給震撼。我一進去,就看到3個重要人物在對話,長期參與雛妓救援運動的婦援會董事長沈美真、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以及官姐,而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性工作者出來告訴這些「善良的中產階級婦女」、婦運菁英說,妳們是坐在冷氣房裡面的人,妳不懂我們弱勢者在生存的時候,需要的是什麼樣的生存。我第一次聽到一個性工作者說她要這個工作,又強調那是合法的工作!

那個對話牽動我的階級神經,召喚我的階級情感。對我來講,「性」的特殊化、汙名化的問題沒有讓我太不安,因為官姐當時說的是,她是站在崖邊的女人,退一步就到海裡,接著又生動描述一段找她的客人、是什麼樣草根的一個客人,有需要而找她。這呼應到我在工會的經驗,我太熟悉和草根勞動男性的生活互動,我知道是什麼樣的苦悶,讓他們晚上去尋找各式各樣的娛樂。

所以我並沒有進入婦團所倡議「女體不可以商品化」的框架,即使我大學時婦女運動興起,我也被女性主義啟蒙過,女人要自主、要權利,這些我都同意,但1997年時,我已到工會工作8、9年,更有過女工的經驗,我非常能夠區辨勞動階級的身體跟性,不同於中產階級婦運倡議的身體跟性。

也就是說,我們這群人(女工團結生產線等團體)一開始介入下去,就是以勞動權益在打這場仗,這是核心。我不認為這是純粹的性別議題,不是一個僅僅討論一夫一妻婚姻外的「性」的辯論,我跟婦團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把性交易放在階級下面來看,放在現實的經濟生活裡,若單單跟我講性別,不能說服我。

我承認公娼館確有婦團說的「合法掩護非法」問題,部分警察和業主勾結,包庇藏匿雛妓,但這是管理問題,是管理需要改善,而婦團除了反雛妓,是否也根本反對性工作合法?這在當時都沒有清楚的辯論。這也是一個苦難,娼妓這個事情是性與階級綁在一起,有一個汙名的結構,這個結構卻這麼不容易說明白,我認為台灣社會也根本不想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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