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現行的刑事訴訟制度下，只要不虛構、不捏造犯嫌事實，愛怎麼告就怎麼告，可以「告飽告滿」。自訴必須委任律師，而且限定自訴人就是直接被害者，否則法定要件不滿足，自訴會被法院裁定駁回。至於告訴、告發或任何檢舉形式，都必須先由檢察官偵查，偵查結果若是提起公訴，案件才會繫屬於法院。審判制度要如何變革？不能抱持自己不進法院、不會犯法，就對此毫不關心。
法律與訴訟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小如交通罰單，大如刑事判決，庶民如你我，應該關注訴訟制度如何變革，尤其當法界人士熱議「國民法官制」與「陪審制」的此時此刻，我們更應該注意立法院到底要通過什麼樣的《國民法官法》。
評斷《國民法官法》，我們應該注意國民法官如何產生、如何決定。城鄉之間，國民法官是否會存在結構上的差異？例如台北市的國民法官與台東的國民法官，能不能夠確保素質相同？或是透過什麼樣的機制，可以讓司法獨立與審判品質，能否在不同城鄉獲得比較一致性的保障？其次，我們要注意審檢辯與被害人或其家屬的四角關係，如何在《國民法官法》定位彼此的關係，例如權利與義務、訴訟程序、職業法官或國民法官的迴避制度、檢辯的攻防辯論程序、被害人能否獨立上訴等等。審判制度最基本要件之一，就是能讓被告與被害人或其家屬等雙方，不是接受「一判定終身」的無可救濟，而是在判決後，雙方若不服判決，可不可以依法上訴與獲得訴訟救濟。任何審判制度，都不能避免誤判的可能性，因此訴訟救濟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則審制變革不可能帶來更公平的結果，對於司法公信力，永遠不會有正面的促進力量。第三，我們應該問問立法委員，對於立法院審議中的《國民法官法》，立法理由是否完備？是否經過充足的討論？有沒有任何適當且完備的立法思慮與系統性考量？這麼重要的司法改革，寧可事緩則圓，緩議不是擱置法案，而是要讓法條的完備性盡力十相具足。匆促通過法案，將來若產生結構性的禍害，致使審檢辯與被害人均感不滿，這樣的司法改革不僅「掉漆」，也會是「綠色災難」。
第四，評議應該如何進行？評議前的法庭活動，如何讓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保持主觀與客觀的中立性？直言之，就是面對被告與檢察官雙方，無論職業法官或國民法官，都能保持中立性，不會有預設立場。這是司法獨立的核心要件，也是審判獨立的具體表現。 （相關報導： 蕭奕弘觀點：國民法官無法達成一致決，會怎樣？ ｜ 更多文章 ）
第五，現行制度下，既然被告與檢察官都無權挑選職業法官，只能依法請求法官迴避，準用這樣的「法官法定原則」，檢辯雙方是否無權過問「國民法官」如何決定？至於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若與被害人或被告有特定的關係，例如血緣、民事委任或聘僱等法律關係，此時是否要規定應迴避的特別規定？現行《刑事訴訟法》已有類似的明文規定，是否全部準用？抑或是還要加入其他特別規定？第六，哪些案件適用「國民法官制」，到底有何學理依據？或是根據司法實務經驗訂出合理的區隔標準？這樣的差別適用，是否合憲？能不能符合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的檢驗？這是從憲法評判的巨觀角度，也是整個訴訟制度在法安定性的整體性與系統性評判。最後，社會科學不存在自然定律，只有人造法則，證據法則、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都必須透過實務判決累積審判共識與一致見解，這樣的司法公信力，不僅有內部公信力，也就是職業法官認同與適用於判決，也會有外部公信力，換言之，社會大眾與涉訟者都可以信賴審判制度。審判制度的司法改革，並沒有非陪審制不可或非國民法官制不可的鐵律。陪審制不能與國民法官制併行，這是法安定性的基本原則，減少混亂與爭議，避免司法制度產生自我衝突的扞格內難。民進黨不是假改革，蔡總統也沒有背棄先前的承諾，能不能推動司法改革，並不是等同於陪審制實施。民進黨是立法院多數黨，以「完全執政，完全負責」而論，必須向歷史負責，也必須為國民法官制擔負全責。往後還有修法調整的空間與可能，只是現在的法案應該如何訂定？這是司法史上的大事，也是蔡總統非常重要的政績之一。立法院的立委們，必須向人民負責，也必須承擔司法史上的重責大任。＊作者為自由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