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8、90年代中國的文學界有著名的「二王」，除了王朔以外，還有一個人叫做王小波。其實王小波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遠遠沒有王朔大，只是王小波英年早逝，早逝的人容易獲得悲劇英雄的意味。其實如果單純從對中國文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來講，王朔的影響大大超過王小波。
王朔之所以流行，你要把他放到當時那個背景下來看。當時中國文學首先是以傷痕文學開篇的，在那個年代的中國文學主要是一幫「道德的懺悔者」支撐，這裡面可能最有名的一個人叫做張賢亮。王朔跟這一撥中國作家完全不同的地方在於，他不是一個道德懺悔者，他是一個道德反諷者，他諷刺一切道德。他通過自嘲或者互嘲的方式來嘲弄那個年代。實際上他顛覆一切神聖的語言和革命的語言。
為什麼當時很多人覺得王朔的作品令他們耳目一新？是因為他們發現王朔把大家的語言和心態表達出來了，大家在王朔的小說當中讀到的是整個時代的空虛和犬儒。
大家讀王朔的時候，更多的是欣賞他的姿態，這種姿態我稱之為「混不吝」，就是不在乎一切神聖的——過去叫做「高大全」，今天講的是「高大上」——就是說這些東西都是扯淡。當時王朔引起很大的追捧，為什麼今天王朔不流行了？看一下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時代，我們這個時代已經不需要出來一個人告訴你說，「神聖是沒有價值的，崇高是已經瓦解了的」。
我們21世紀第一個10年已經悄然過去了，對於時代和歷史的觀察者來講，擺在他們面前有一個很大的任務，或者叫做課題，到底我們應該給這個時代以怎樣的命名？我個人覺得郭敬明的說法最貼切，我們這個時代叫做「小時代」。而且「不管你喜不喜歡，這就是郭敬明和他的《小時代》」——這是虎嗅網上一篇文章的標題。
你可能說不理解《小時代》這部電影為什麼這麼火，在座有人看過《小時代》的電影嗎？舉手的人很少，說明大家年紀比較大，而且當中男性太多了。可能有人要看《小時代》的話，說不定他已經有一個正在青春期的孩子。
郭敬明說，如果我們現在做電影不能夠抓住這一代年輕觀眾的共同感受，就別來做電影。郭敬明《小時代》的主體觀眾是什麼人呢？是一群20歲上下，愛看《快樂大本營》和《非誠勿擾》，喜歡讀郭敬明的小說，喜歡看楊冪演的電視劇，喜歡用iPhone手機發微博和微信，她們大部分是女孩。這樣的一個現象會導致文化精英主義者的一個強烈反彈，他們說《小時代》這部爛電影到這樣一個程度，為什麼還會受到追捧？我們年輕一代的口味，為什麼會發生這樣一種變化？
我在課堂上調查，我說大家看完了《小時代》以後用三個詞來形容它的風格。同學們有各種各樣的答案，但是基本上可以總結為三個詞：淒美、華麗、憂傷。也就是這種東西是今天能夠打動年輕人的東西。這樣一個評語會讓我們想起來，郭敬明曾經有一本當年很流行的小說叫做《悲傷逆流成河》；我們也可以想起以他自己為原形的另外一本小說《夏至未至》，在《夏至未至》當中，郭敬明把自己描寫成一個帥氣、溫柔、眼睛裡彌漫著經年不散的霧氣的男孩。我們說什麼東西叫做淒美、華麗、憂傷，就是這樣一種感覺的東西，叫眼睛裡彌漫著經年不散的霧氣。當然，也可能是因為霧霾天太多了。
《小時代》最大的特點是什麼？叫做「拜金」，實際上這個也不是我總結的，社會上對於這個電影當中反映的那種拜金和物質主義，還是有很強烈的反感存在的。但我們不要小看這麼一個美少年，郭敬明其實是一個非常精明的商人。大家如果對商業感興趣的話，倒可以研究一下郭敬明是怎麼成功的。因為根據我的調查，有些年輕人在中學的時候讀郭敬明，到大學的時候已經開始反感郭敬明瞭。他們覺得「當時我讀郭敬明真的是裝呀」。但是郭敬明並不在乎，因為總有一代一代的年輕人不停成長，新起來的年輕人還照樣看他的東西，所以這是一個流水線。我們看到他成功地從小說進入電影，對於第一次踏入電影業的郭敬明來講是相當的成功，他具有一個不斷外延的商業模式。
在這個過程當中，他搞「最小說」的平臺，帶著濃厚的商業目的。所有這些作品的指向都是什麼呢？放大十幾到二十歲青少年心中的輕歡浮愁，濃墨重彩地講述與他們同齡的虛構人物悲虐的身世、情感與成長變故，佐以華麗的辭藻，這些構成郭敬明的世界。
郭敬明很像是一個在《小時代》成長起來的都市青年的典型，外表是非常西方和現代的，但是他的心態不一定符合現代的一些基本價值觀。比如說當郭敬明因為剽竊被判敗訴以後，他願意賠款，但是他拒絕道歉。80後作家當中另外一個相對清醒的女孩張悅然出來批評郭敬明，她說，「你不道歉是不對的，因為我們即將會為缺失公義、正義、榮譽、良知、廉恥而窒息。」但郭敬明對這些批評置若罔聞。
我們在這裡面能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外表跟心態的分裂，並非郭敬明一人所獨有。其實可能在中國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一代年輕人，從表面上看他們的物質生活徹底全球化，他們在物質世界獲得很大的自由；他們可能在畢業之後任職於跨國公司；他們很容易出國學習和旅行，但是他們在精神上並不能夠自由思考。他們嚮往、模仿西方生活，甚至在享受西方的社會環境，但是他們的心態，與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念是格格不入的。
有人把造成這種分裂的矛頭指向王蒙，說，「王蒙當年在《讀書》上發過一篇文章叫《躲避崇高》，80後走上文學舞臺的15年，我們發現正是王蒙『躲避崇高』的15年。先有王蒙先生的躲避崇高，後有80後一代虛置歷史，成為漂浮人或者浮游生物」。而且我們發現，80後不僅躲避歷史，也躲避現實，他們不關心現實的大問題。這種雙重困境其實跟上個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作為是有巨大關係的。1993年王蒙發表「躲避崇高」以後，作家們開始越來越多地躲開宏大敘事，躲開公共領域，躲開社會責任感。
王蒙說，中國已經動盪了168年，國人對於社會的批判已經夠狠了，現在的人們渴望一種建設性。問題在於，在商業和政治的雙重夾擊之下，這個社會到底還有多少獨立意識和批判意識？一個沒有批判意識的社會又從哪裡找它的建設性？
至於王朔筆下的人物，沒有改變體制規則的欲望與能力，卻在自我貶抑與調侃反諷當中，完成了精神對於現實的逃避，而這恰恰是當時的中國社會所需要的。當王朔的東西出現以後，中國很快就進入到「過把癮就死」的掙錢狂潮當中，這個其實也不是偶然的。因為當王朔這樣的文化英雄在消解偽價值的同時，把價值也消解了。中國人一心一意、心安理得地去追求最大的物欲，別無他求，這是為什麼我們進入「小時代」的根本原因。
「小時代」的一個核心標誌是什麼呢？是我們進入了平庸社會。我們在自己生活的「小時代」裡呼喚變革。但是，這註定是失望的。我們生活的這個「小時代」不會變革，反而，根據郭敬明的講法，它是自我複製的，可以從1.0版複製到2.0版，複製到3.0版。這個時代沒有變革但自我複製。
我們說到這裡，可能會得出一個結論說，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為我們生活在小時代中感到悲哀。這就進入了我下面的主題，我們之所以在「小時代」裡還有希望，是因為這個「小時代」一反常態地出現了「大人物」。這個「大人物」，不是英雄也不是聖人，不是領袖也不是舵手，而是一個個經由網路獲得了表達權，並且一旦擁有這種權利，就開始學會越來越好地實施它的普通中國公民。
互聯網會不會促進中國社會的大幅轉變？無論中外都不停有人問這個問題，我在我的一本書《眾聲喧嘩》當中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我的觀點是，互聯網在幫助普通公民發出自己的聲音，從而在建立中國的公共領域方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這個作用可以分為三點：
第一，分權、匿名和靈活的互聯網促進了資訊傳播的民主化。
第二，互聯網創造了公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展開討論的公共領域。
基於以上三點，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總體評價：「中國的網民事實上是全世界最有公共精神的網民。」正是由於這種公共精神，在我們這個「小時代」催生了層出不窮的大人物。雖然說這些大人物可能是很悲情的，比如說有的民工必須通過開胸驗肺來證明他自己得了職業病；上海的司機因為被釣魚執法，他切斷了自己的手指來證明他是一個守法的公民。很多人因為拆遷、捍衛自己的家產而自焚。
這裡進入到我的最後一個主題詞：「微動力」，因為我把每個人都承擔責任這回事稱之為「微動力」。「微」就是每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微就是你我他，也就是我稱之為「大人物」的人。「動力」是說，不管言語有千條萬條，改變世界的還是行動。
微動力為什麼重要？因為在過去，少數幾個動力十足的人和幾乎沒有動力的大眾一起行動，通常會導致令人沮喪的結果。那些激情四射的人不明白為什麼大眾沒有更多的關心，而大眾則不明白這些少數人為什麼不能閉嘴。而今天有高度積極性的那些人，應該致力於降低行動的門檻，讓那些只建議一點的人能參與一點，所有的努力彙聚起來將會十分有力。微動力的精神實質是什麼呢？用一個知名博客上的一句話叫做：「日拱一卒，不期速成。」
梁啟超在1901年寫了一篇文章《過渡時代論》，他把那個時代稱之為「過渡時代」。我覺得梁任公的這個提法完全可以用來形容我們這個時代，而且梁先生認為生活在過渡時代的人是有福的。他說，「過渡時代者，希望之湧泉也，人世間所最難遇而可貴者也。有進步則有過渡，無過渡亦無進步」。但是，梁啟超話鋒一轉，指出了「過渡時代」的危險：「凡一國之進步也，其主動者在多數之國民，而驅役一二之代表人以為助動者，則其事罔不成；其主動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強求多數之國民以為助動者，則其事鮮不敗！」我用梁任公的話講我們在這個年代所夢想的是什麼——「故吾所思所夢所禱祀者，不在轟轟獨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從這個角度，我覺得梁任公是有互聯網精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