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上的苦更是巨大。許多無辜者都說會被其他「同學」酸「不可能是冤枉的」、「很有機會啦，但不要作夢」，更難受的是掌握受刑人假釋生殺大權的教誨師通常也很難理解到這世界上真的有冤案存在──在監所若想假釋出去就必須表達出「悔意」，但這些人根本沒犯案，要怎麼表達「悔意」？「我無法自己冤枉自己！對無辜者來說，就沒做啊，還要說出犯罪細節就更痛苦……加上他可能不是個這麼會讀書的人，你叫他背這些東西有意義嗎？」黃芷嫻問。
舍房又擠又難睡、掛心自己的案件、擔心家人、不被監獄裡的任何人信任、平反之路遙遙無期──種種的苦悶加起來，無辜者在監所吃安眠藥也成常態了。黃芷嫻曾問一個位當事人一天吃幾顆，他說3顆，接下來竟自己笑了：「在我們這邊，這是小case了。」
「我這人已經沒用了」冤案當事人最難一題：回歸社會
最讓黃芷嫻擔心的，還是這些受冤入獄的人未來有一天還是會「出來」，出來以後該如何回歸社會呢？光是要重新適應「一般生活」就需要一段時間，例如在獄中長達7年的阿山哥，他在去年年底才剛假釋出來，回到家被太太笑說連瓦斯都不會開，他在監獄太久，只記得下工廠、5分鐘吃完飯、摺被子、洗戰鬥澡，所謂「一般生活」彷彿已是上輩子的事了。
更困難的是求職──阿山哥本來是在家做小工廠加工的，入監以後就留給兒子做了，之後雖然假釋出來，關了7年已經60多歲、身體狀況差到不行，他在監所時就曾經絕望地對社工說過：「我這個人已經沒用了，『出來』也不能再做些什麼……」
黃芷嫻也認識一位冤案事件當事人，他本來在台北市麵包師傅，一關19年假釋出來，他原本學的是傳統糕點，已經不適合當今的精緻糕點潮流了、找不到工作。19年歲月過去，他不知道怎麼找工作、不會用網路、也沒有朋友問，只好回到家鄉一間間問有沒有缺工。「真的要很堅強啊！出來什麼都沒有，但就是馬上需要用到錢。」那位當事人曾經這麼說。
社工楊雅伶說，她聽過最難過的一句話，還是無辜者跟她說：「你們不用來看我了，再怎麼來看，我還是這樣。」楊雅伶深知自己也只能陪他講話15分鐘、15分鐘後他就必須回到監所的日常，身為社工也只能盡力把握那15分鐘去傾聽，去修補他們的需求與家庭。
「回歸社會」是件極困難的事情，黃芷嫻也坦白說她不知道能做到什麼程度，但現在「台灣無辜者行動聯盟」能做的，就是盡量讓少了一個人的家也能安穩地過下去、讓獄中的人不要那麼掛心、讓他有機會去相信未來。例如無辜者阿水曾經劈頭就問黃芷嫻：「能不能幫幫我？救救我的孩子！」在獄中的阿水很少能看到孩子、很擔心孩子會不會「學壞」，黃芷嫻與楊雅伶便開始帶孩子去監獄看他、讓孩子寫信給他，後來阿水也會這麼說：「有你們兩個在，我很放心。」
「阿水說，過去他的人生中沒有人對他這麼好的，忘記從什麼時候開始，他也會主動講，說希望他出來以後跟我們還是朋友……」這是黃芷嫻最感動的事。
面對這群無人會相信、平冤之路遙不可及、也被排除在一般社福體系之外的「法律邊緣人」，台灣無辜者行動聯盟正在做的，就是盡力接起一個個破碎的心、一個個破碎的家庭。雖然就連黃芷嫻自己的朋友也會問她「這年頭怎麼還會有冤案」，黃芷嫻仍盼望社會大眾最少最少相信「冤案真的存在」，少一點異樣眼光、多一點信任，對這些受冤的人們就是一份助力。
在被冤的那一天之前，或許誰都很難相信自己會變成冤案當事人，就連真正的冤案當事人也是很難相信的──然而冤案確實存在，也有無數受苦的靈魂正在牢獄，這些被推向法律最邊緣的人們甚至不敢奢求平反的一天，只要他們得到些許信任、能持續有社工關懷，或許，回歸社會的路可以稍稍不那麼艱辛。
了解更多冤案家庭需要的幫助、捐款支持，請參考「台灣無辜者行動聯盟」臉書（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