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金財觀點：2026選舉能否回應台灣結構性困境？從政治動員到經濟成長、K型社會與少子化危機

近日筆者撰文比較「韓流」與「洋流」所形成的政治動員效應，探討政治人物如何透過個人魅力、媒體傳播及群眾參與形成政治旋風，卻也可能加速政治極化與社會分化。一位好友閱讀後表達憂心，認為相較於政治動員造成的社會對立，更值得關注的是台灣日益明顯的K型經濟、所得分配差距及少子化危機。

這番提醒促使筆者重新思考：當選舉不斷聚焦政治人物、政黨競爭及群眾動員，究竟有多少政治人物真正關注影響人民生活與國家未來的結構性問題？這也成為本文寫作的重要動機。

近年台灣經濟成長表現亮眼，尤其半導體、人工智慧及高科技產業快速發展，帶動出口、投資與企業獲利。然而，總體經濟成長不必然代表全民生活改善。當高科技產業、高所得專業人才及資產持有者持續累積財富，基層勞工、服務業從業人員及青年家庭卻面臨薪資成長有限、房價高漲與生活成本增加，台灣逐漸浮現「K型經濟」現象。

所謂K型經濟，是指不同社會階層在經濟成長過程中呈現分化發展，部分產業與高所得群體持續向上，中低所得群體卻難以同步分享成長成果。其核心不只是貧富差距，更涉及經濟機會、資產累積及世代流動的不平等。尤其當青年因所得不足、居住困難及育兒成本過高而延後婚育，少子化又進一步衝擊勞動供給、社會保險與政府財政，兩者遂形成相互強化的結構性危機。

台灣2024年經濟成長率約5%，2025年達8.68%，2026年全年預估高達11.05%。這波成長主要受惠人工智慧、半導體、AI伺服器及電子零組件出口擴張。然而，2026年數字仍屬預測，且經濟成長高度集中於特定產業，未必代表全體勞工所得同步提升。

2024年電子零組件業與電腦電子光學製品業就業人口合計約85萬人，占全國就業人口約7.3%，卻創造製造業約四成營業收入。2025年兩大產業平均年薪分別約133.3萬元及114萬元，為全體受僱員工平均76.1萬元的1.75倍及1.50倍。電子零組件業年薪成長約8.52%，高於整體平均3.91%，反映產業間薪資成長存在落差。

民眾感受亦呈現分歧及兩極化。2026年6月民調顯示，49.6%民眾不滿意政府改善貧富差距的表現；9月則有43.7%認為經濟現況良好、44.2%認為不好。這些數據雖不能直接證明相對剝奪感普遍存在，卻反映總體經濟成長與民眾生活感受之間存在落差。是故，經濟繁榮如何轉化為普遍薪資成長，已成為重要治理課題。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不是沈伯洋的沈伯洋─不是一般的神 ｜ 更多文章 ）

比較國民黨與民進黨執政時期的所得分配，必須依據不同統計指標審慎判斷。2006年家庭可支配所得最高與最低五分位組差距為6.01倍，2024年為6.14倍，2025年達6.17倍，顯示家庭所得差距略有擴大。然若考慮家庭人口規模，每人所得差距卻由2006年的4.18倍降至2025年的3.73倍。因此，不能簡化為民進黨執政必然造成所得分配全面惡化。

然而，更值得關切的是資產分配不均。家庭所得統計未能完整呈現房地產、股票及其他金融資產的持有差距。當資產持有者享受價格上漲利益，無資產青年卻承擔高房租與購屋成本，社會階層差距可能更加明顯。評價政府分配政策，不能僅看所得差距，更應檢視財富集中、實質薪資及世代流動機會。

民進黨政府並非沒有提出相關政策。在所得分配方面，包括調升最低工資、擴大所得稅扣除額、300億元租金補貼、社會住宅及弱勢家庭扶助；少子化方面，則包括生育給付、育兒津貼、公共托育、育嬰留職停薪及婚育住宅政策。2026年更提出「台灣人口對策新戰略」，規劃0至18歲成長津貼與家庭照顧支持措施，期望減輕生養負擔。

這些政策具有一定的重分配效果。2025年政府社會福利移轉使家庭最高與最低所得五分位組差距縮小1.18倍，課稅措施另縮小0.15倍。然而，現行政策仍偏重福利補貼及短期減負，對低薪結構、資產分配不均、住宅價格及青年就業不穩定等問題，尚有改革空間。尤其減稅對無須繳納所得稅的弱勢家庭直接效益有限，租金補貼若缺乏住宅供給配套，也難以根本改善居住負擔。

少子化不只是生育意願下降，更涉及人口安全、經濟安全及國家永續發展。長期低生育率將造成勞動人口減少、扶養負擔增加、地方學校退場、偏鄉人口流失及社會保險財務壓力。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意味未來經濟成長更須依靠生產力提升，而不能繼續仰賴勞動人口擴張。

賴清德政府已將少子化提升至國安層級，並提出人口對策。然青年是否願意結婚生育，往往取決於穩定就業、合理薪資、可負擔住宅、職場友善及公共托育服務。若政府只增加生育津貼，卻未改善青年所得與居住條件，便可能形成補助增加、生育率仍然下降的困境。值此，少子化治理必須與所得分配、住宅政策及勞動市場改革同步推進。

2026年地方選舉是否適合將少子化與貧富差距納入政策辯論？答案是肯定的。這些問題雖屬全國性結構危機，卻直接反映在地方青年就業、住宅負擔、公共托育及人口外流等現象。部分地方候選人已提出生育津貼、免費營養午餐、兒童醫療補助及家庭照顧支持等政見，具有減輕家庭負擔的意涵，但個別福利措施仍難以扭轉整體人口與所得分配結構。

職是，中央政府應負責頂層制度設計，透過租稅改革、所得重分配、產業薪資政策及人口發展戰略，建立制度性支持；地方政府則依據區域人口結構、產業特性與財政條件，落實青年就業、公共托育、社會住宅及家庭支持政策。雙方應建立財政分擔、跨部會協調及績效評估機制，並將實質薪資、青年人口淨遷移、住宅負擔與托育可近性納入治理指標。

地方選舉不應只是福利補貼的競價競爭，更應成為檢驗中央與地方協同治理能力的公共政策辯論場域。唯有中央制度改革與地方政策落實同步推進，方能回應K型社會與少子化相互交織的長期危機。

民主選舉的意義，不應只是政黨輪替、政治動員及候選人個人魅力的競爭，更應成為檢驗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機制。當政治人物不斷強調經濟成長、產業成就及福利政績，卻未充分說明經濟成果如何公平分配、青年如何安居樂業，以及少子化危機如何獲得長期改善，選舉便可能陷入短期利益競逐，而忽略真正影響國家未來的結構性問題。

台灣真正需要的，不只是讓經濟持續成長，而是讓成長成果更公平地分配；不只是鼓勵人民生育，而是創造讓人民願意生育、也有能力養育下一代的社會環境。2026年地方選舉應成為中央與地方重新思考國家治理的契機，政黨候選人不應只比較誰提供更多補助，而應提出具體的財源規劃、政策執行機制與成效指標。

否則，即使台灣經濟成長率再高、股市再繁榮，當青年依然面臨沉重居住負擔，基層勞工難以充分分享經濟紅利，人口結構又持續惡化，這樣的繁榮究竟能維持多久？一個國家的真正強盛，不在於少數產業創造多少財富，而在於多數人民能否分享繁榮、看見希望，並願意將下一代託付給台灣共同體社會。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不是沈伯洋的沈伯洋─不是一般的神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