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致文觀點：從「崑山威脅論」到「美新竹戰略」─台灣如何分享海外造城紅利？

2005年，筆者在崑山經商，曾在一家咖啡店讀到談論「崑山威脅論」的文章。依當時接觸的地方資訊，當地台商約有八萬人；從往來的供應商，到餐廳與咖啡店，處處可見台灣人的身影。窗外是一座由台灣供應鏈參與打造的城市，手上的雜誌卻在擔心台灣被掏空。

《遠見雜誌》2005年12月號的專題名稱，正是「消逝的台灣：崑山威脅論」。當時的焦慮集中於產業、人才與資本外流，較少追問另一件事：台灣企業既然能帶動一座城市發展，台灣資本能否更完整地分享城市成長的收益？

二十多年後，故事換了舞台。經濟部規劃從德州推動赴美產業園區，單座投資規模約20億至40億美元，採「業者出資、政府協助」模式，而且不只一座。

台灣供應鏈如何赴美，已進入具體規劃階段。真正值得追問的是：這一次，台灣要不要換個位置？

崑山1991年的GDP為人民幣24.42億元，2025年來到5,615.34億元，名目規模約為當年的230倍。這不能全算在台商頭上，更不能直接當成土地投資報酬率。但2020年官方報導指出，台資企業當時貢獻當地約三成GDP、五成工業總產值與七成進出口總額，足見其分量。

更值得細看的是，錢如何分配。

製造業投資帶來兩種需求：一種在廠內，是設備、零組件與材料；另一種在廠外，是倉儲、住宅、餐飲、零售與專業服務。台商主要投入前者，後者的租金、經營收入與資產增值，則由相關地主、開發商及服務業者取得，地方政府也因稅基擴大而受益。

這沒有對錯，卻點出一個商業事實：供應鏈所到之處，可能長出一整座城市的需求；持有相關資產的人，才有權分享資產成長的報酬。

台灣赴美布局，應將這筆帳一起算進去。

政府提供信用保證與行政協調，可以協助企業落地，卻不會因此自動取得園區的資產權益。若政府進一步出資持有土地、廠房及商業設施，公共資金就有機會轉化為持續產生收益的資產。

筆者主張，台灣政府應評估投入大量策略性資本，結合保險業、銀行與科技業，成立專業的海外園區投資平台，在美國分期取得土地及開發權，打造兼具製造、商業與生活機能的「美新竹」。

投資收益可以來自四個層次：標準廠房與物流空間的租金；商辦、零售及住宅的營運收入；聚落成熟後的土地與房地產增值；以及相關園區服務事業的投資收益。成熟資產也可透過適當的處分或再融資回收資金，支持下一階段開發。

其中，土地與房地產增值，應是政府出資的重要投資理由。

當台灣供應鏈進駐，公共設施逐步完善，企業與家庭的需求便可能推升相關資產價值。政府若在聚落形成初期，以合理價格取得土地並保留權益，就有機會分享從開發到城市成形的價值提升。

若由政府直接持有，增值反映在政府所持資產上；若透過公私合資平台持有，政府則依持股比例及契約安排，取得相應的股權價值、股利與資產處分收益。政府持有的那一部分權益，可以成為台灣長期累積的公共資產。 （相關報導： 鄭致文觀點：兩個「騎驢找馬的大學校長」案例，論清大高為元校長應該辭職 ｜ 更多文章 ）

這也是時機問題。等聚落成熟再進場，支付的是已反映發展成果的價格；在企業進駐承諾逐步確立時布局，才更有機會分享開發所創造的增值。

政府可以持續持有成熟資產，收取租金與股利；也可以適時出售部分權益，將回收資本投入下一座園區，或支持台灣的研發、人才與公共建設。產業能力由此轉化為資產，資產收益再支持產業發展。

土地與房地產的增值潛力，也能提高金融資本的參與誘因。

對壽險資金而言，穩定現金流與長期增值潛力，可以提升資產配置的吸引力；對銀行而言，可靠的還款來源與具有支撐性的擔保資產，有助於評估融資。具備租戶基礎、長期租約及營運紀錄的園區，更有機會取得專業資金支持。

分工可以很清楚：科技業提供需求與產業判斷，銀行依授信條件融資，保險資金依適用法規與風險管理要求參與，政府則搭建投資架構、整合公共建設與跨政府協商。

這項安排的吸引力，在於讓不同資本參與自己熟悉的環節。企業取得生產據點，金融業取得符合條件的投融資機會，政府保留公共持股與長期資產權益。

若首座園區建立可靠的營運紀錄，便有機會吸引更多資本參與後續開發。台灣輸出的，將逐步從製造能力，延伸到園區開發、資產管理與城市服務能力。

一家企業赴美，帶去的是一座工廠；一條供應鏈進駐，帶去的是產業群聚；一座完整科技城市的開發計畫，則進一步涵蓋就業、住宅、商業、人才培育與長期稅基。談判的範圍，也從企業設廠條件，擴大為地方未來數十年的發展機會。

這正是政府整體參與的價值。個別廠商通常爭取土地價格與設廠優惠，台灣政府若能結合科技業、銀行與保險資金，提出具有企業進駐承諾、資金安排及分期開發時程的「美新竹」方案，就有機會與美方協商整座科技城市所需的公共建設及財政支持。

談判籌碼的分量，來自台灣能夠落實多大的發展計畫。科技製造創造工作，工作支持住宅與消費，人口聚集帶動商業服務，不動產開發與應稅交易則可能擴大地方稅源。這些相互連結的效益，讓美方評估的不只是幾家企業的投資額，而是一個地區的成長前景。

因此，台灣可以整合不同選址方案，與州、縣、市及相關公共機構協商，爭取土地取得、道路、供水供電、污水處理、人才培訓，以及依法適用的財政優惠。承諾愈具體、執行能力愈可信，越有機會取得與整體經濟貢獻相稱的條件。

德州提供了具體切入點。當地沒有州級財產稅，財產稅由縣、市、學區及其他地方課稅單位徵收；地方銷售與使用稅合計上限為2%。完整科技城市帶動的不動產開發、商業活動與應稅消費，可能為所在地形成持續性稅源。

透過德州「稅收增額融資」（TIF）制度，地方政府可依法劃設再投資區，由參與課稅單位依約投入部分新增財產稅，支付合格公共建設，或償還開發者先行墊付的合格建設成本。台灣若以整體開發平台洽談，就能將這項機制納入園區及周邊建設的財務規劃。

其投資意義，在於讓科技城市創造的部分財政效益，依法支持城市本身的建設。公共設施成本若能合理分攤，台灣平台的資金負擔便可能降低；區位條件改善，又有助招商、租賃與商業發展，進一步支持所持土地及不動產的價值。 （相關報導： 鄭致文觀點：兩個「騎驢找馬的大學校長」案例，論清大高為元校長應該辭職 ｜ 更多文章 ）

台灣應以整座科技城市的發展潛力，談回更完整的投資權益。政府持有的土地、不動產或股權，也就有機會隨城市成長累積價值，讓台灣供應鏈創造的繁榮，透過資產與契約回饋台灣。

第一，買地不等於取得課稅權。地方稅屬於美國公共財政，台灣平台能取得的是租金、股權收益、契約權益及依法核准的成本回收。園區的產值，也不能直接當成投資人的收入。

第二，優惠要看實際價值。十年後才能領到、附帶履約條件的補助，與今天取得的現金不同。租稅減免也可能影響可供增額融資使用的稅基，談判團隊應逐項比較，爭取真正改善財務條件的安排。

第三，資金投入應跟著需求走。先取得核心企業具約束力的進駐承諾，再決定首期規模；後續開發依簽約率、出租率與基礎設施進度推進。完整城市是長期願景，每一期投資都應有需求支撐。

海外布局愈積極，國內的研發、技術、人才與總部功能也愈要強化。如此，海外資產的成長才能與台灣本土能力形成循環，讓國際化擴大台灣的財富基礎。

二十多年前，崑山提醒台灣注意產業外移的代價；今天，美新竹應提出更成熟的答案：守住本土的研發與技術，用資本與契約參與海外成長。

台灣供應鏈具有創造聚落的能力，政府則有機會透過整體談判與資本投入，把這種能力轉化為土地、不動產及股權。企業開拓市場，金融業參與投資，政府持有的權益則為全民保留分享收益的位置。

未來值得期待的，是政府今天投入的資金，逐步累積為具有租賃收入、股利與增值潛力的海外資產，並讓這些成果持續支持台灣下一階段發展。

供應鏈走向世界時，公共資本也應有自己的投資位置。這一回，台灣可以同時成為生產者、經營者與資產持有人。 （相關報導： 鄭致文觀點：兩個「騎驢找馬的大學校長」案例，論清大高為元校長應該辭職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南澳大學企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