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江岷欽觀點：民主政治，不能靠總統的一念之間

最危險的政府，是由善意卻不受限制的人所掌握。(The most dangerous government is one run by well-intentioned men without limits.)—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通往奴役之路》

近日，柯文哲在拜訪立法院時感嘆，當前的政治僵局「其實只差總統的一念之間」。這樣的說法聽來直白、務實，並且帶著對效率的善意期待，甚至暗示問題不在制度設計、不在權力結構，而在於領導者是否願意轉念、退一步、拍板定奪。然而，正是這種看似溫和的表述，悄然完成了一次關鍵的轉譯，把一個原本屬於憲政工程的問題，轉化為對個人心境與德性的期待。

歷史反覆顯示，當政治僵局與外部威脅交疊之際，社會最容易回到一種熟悉而誘人的敘事：問題其實不複雜，只差領導者「乾綱獨斷」的那一刻。從帝制時代對明君的想像，到現代政治中對強勢領袖的投射，這類語言總在制度顯得遲緩、程序顯得蹣跚時重新浮現。在台灣，這種說法不僅存在於街談巷議，也時常出自重要政治人物之口。它之所以動人，正在於它承諾了一條捷徑：彷彿只要總統願意轉念、承擔、拍板，所有制度摩擦與權力對峙都能迎刃而解。

但民主的倒退，往往正是從這樣的時刻開始。當一個社會不再追問制度如何運作，而轉而期待某個人「想通了」；當制衡被視為阻礙，程序被視為多餘，民主便悄然失去了最核心的防線。等待明君，看似謙卑，實則危險——那是一種把風險重新交還給權力、把不確定性寄託於人性的集體心理。民主若淪為這樣的期待，雖然不會立即轟然倒塌，但會漸次安靜後退，一步一步，退回到文明尚未學會自我約束的年代。

然而，這正是民主政治最危險、也最廉價的敘事之一。因為它把原本屬於制度設計的問題，悄然轉化為人格判斷；把結構性的制衡衝突，縮減為領導者的心境選擇。當政治被如此理解，民主便不再是一套自我約束的制度文明，而是一場等待明君的心理投射。

期待明君，從來不是現代民主的念想

「乾綱獨斷、期待明君」並非威權體制的專利，而是一種跨文明、跨時代反覆出現的政治誘惑。從儒家政治倫理中對聖君的期待，到近代強人政治對效率與秩序的迷戀，其核心邏輯始終一致：把政治正當性寄託在少數人的德性與判斷上。

這種想像的魅力在於，它能迅速回應不耐煩的社會情緒。制度太慢、協商太吵、程序太煩；那麼，為何不交給一個「對的人」？只要此人足夠理性、足夠善良、足夠果斷，制度的繁瑣似乎便顯得多餘。

問題在於，這是一種「前現代」政治哲學的殘影：它假設權力可以被人格淨化，卻忽略了權力本身對人性的腐化效應。 （相關報導： 風評：2014禮讓柯文哲錯了嗎？2024逼死柯文哲對了嗎？ ｜ 更多文章 ）

麥迪遜的冷靜：為何不能假設統治者是天使？

美國制憲者對此早已有過最清醒的回答。《聯邦通訊第51號》中，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留下那段被反覆引用、卻經常被誤解的名言：

「如果人類都是天使，便不需要任何政府；如果由天使來統治人類，政府也就不需要任何外在或內在的制衡。然而，在一個由人統治人、並由人來治理政府的制度設計中，真正的困難正在於此：你必須先賦予政府足夠的權力去治理被統治者；接著，還必須迫使政府學會約束與控制它自己。」

這段話的關鍵，不在於悲觀，而在於拒絕浪漫化。民主政治的起點，並不是「找到好人」，而是假設任何人——只要握有權力——都可能出錯、濫權、合理化自身利益。因此，制度的任務不是培養聖人，而是設計一套即使由凡人操作，仍能避免災難的結構。

分權制衡：制度文明的核心技術

現代民主中的「分權制衡、制度文明」，正是對「一念治理」的系統性否定。它刻意引入摩擦、延遲與否決點，讓任何重大權力行使都必須經過多重關卡。從兩院制、否決權、司法審查，到獨立官僚體系，這些設計的共同目的只有一個：「讓衝動變得昂貴，讓任性付出代價。」

在這個意義上，民主的「慢」不是缺陷，而是安全機制。它讓激情有時間冷卻，讓錯誤有機會被攔截。

制度比較：誰依賴人，誰依賴法？

從比較制度的角度看，美國、英國、歐盟、OECD與台灣等各民主體制對「一念之間」的容忍度差異甚大。

美國：總統權力龐大，但制度性制衡密集。國會、法院、州政府形成多層防線，使行政衝動頻繁進入司法與立法審查。從鋼鐵查封案（Youngstown）與近年的行政命令訴訟，皆顯示制度能有效阻斷「緊急即授權」的邏輯。

英國：表面上行政權集中，但議會主權與不信任投票構成即時約束。首相若失去多數支持，政治生命可在數日內終結，使「一念之間」難以長期化。

歐盟：以高度法制化著稱。歐盟委員會、歐洲法院與多層協商程序，使單一政治人物幾乎不可能憑個人意志改變政策方向。

OECD 整體：治理評比顯示，高度法治化國家普遍具備三特徵：行政裁量透明、司法可即時介入、官僚體系專業獨立。這些國家制度上刻意降低「英雄式領導」的空間。

台灣：處於弔詭位置。一方面具備完整憲政架構與司法審查；另一方面，公共論述仍高度依賴人格政治，動輒期待領導者「展現魄力」。制度存在，但文化仍頻繁呼喚明君。

錯誤歸因的代價：當制度問題被說成心境問題

把政治僵局歸因於「一念之間」，在分析上是一種結構性錯誤，它遮蔽了真正造成僵局的因素，例如議事規則、否決誘因、政黨極化以及權責失衡等，卻把期待投向個人轉念。

這種敘事最終會侵蝕制度本身：因為一旦問題被描述為「人不夠好」，制度改革便顯得多餘；而當領導者真的依個人意志行事時，制衡反而被視為阻礙。

民主的考驗：拒絕溫柔的自我說服

歷史反覆提醒我們，民主很少在劇烈崩壞中終結，更常死於一連串看似合理、甚至善意的讓步——為了效率，「暫時」繞過程序；為了團結，「暫時」壓制制衡；為了解決問題，「暫時」相信某個人。

事實上，這些「暫時」，往往不會結束。

民主政治，不能靠總統的一念之間；不是因為領袖必然邪惡，而是因為制度不能建立在僥倖之上。

真正成熟的民主，不要求領導者成為明君；它只要求一件事：即使領導者犯錯，制度仍能承受。分權制衡不是不信任，而是民主的自我保護。

因為天使不治理人，而凡人，必須被制度約束。 （相關報導： 風評：2014禮讓柯文哲錯了嗎？2024逼死柯文哲對了嗎？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