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權力制衡  

今年1月，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指出，大國正把關稅、金融、供應鏈與市場依賴轉化為施壓工具；中等國家若只剩對霸權的服從，最終恐怕只是「表演主權」。48小時後，卡尼飛往魁北克市的亞伯拉罕平原。1759年，新法蘭西軍隊在此敗給英軍，但法裔加拿大人的法語、信仰、法律與文化並未消失。卡尼在這個歷史現場提醒加拿大人：可以合作，也可以妥協，但不能失去自身身分與......

導論：為什麼需要制度原型與操作設計？洛克有《政府論》，也有《論寬容》和關於貨幣的提案；馬克思有《資本論》，也有《共產黨宣言》和巴黎公社的實驗雛形。所有偉大的政治理論最終都要回答一個樸素且更接地氣的問題：「所以明天早上醒來，我們應該要怎麼做？」粒子與波動的雙元民主性目前擁有的是一套美麗的理論建築立面——粒子、分子、波動、晶格、相位、頻譜，這些隱喻構成了一套嶄新......

在民主政治中，「公平」是一個高度神聖的目標。但政治與法治的經驗一再提醒我們：形式上的公平，不必然等於實質上的公平；程序的存在，也不必然代表制度具備正當性。如果制度只停留在形式層面，而未能確保結果的公平與可受社會檢驗，那麼它不僅可能掩蓋不公，甚至可能成為更大的實質不公的外衣。這個問題，在政治學與法學的討論中早已不是新議題。2000年辛巴威曾發生一個著名案例：一......

如果一部法律已經在立法院完成三讀，但行政院長只要「不副署」，法律就無法生效，那國會的立法權還剩下多少實質力量？這個問題看似只是藍綠攻防，卻可能揭示一個更深層的憲政現象：當制度程序仍然存在，但權力開始在制度縫隙中重新分配時，民主政治的權力結構也可能悄悄改變。副署權爭議，可能是台灣憲政體制正在面對的一次制度壓力測試。當三讀通過的法律也被「卡住」行政院長卓榮泰近期......

最危險的政府，是由善意卻不受限制的人所掌握。(The most dangerous government is one run by well-intentioned men without limits.)—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通往奴役之路》近日，柯文哲在拜訪立法院時感嘆，當前的政治僵局「其實只差總統的一念之間」。這樣的說法聽來......

在民主政治體制中，國家領導人的合法性，固然來自選舉授權與法律合規，但其治國風格、風險判斷與信念結構，對國家安全與人民福祉所造成的實質影響，往往遠超過形式上的「有無違法」。近期曝光的元旦談話中，賴總統以強烈情緒回應在野陣營的彈劾提案，並反覆強調自身「未貪汙、未違法」，此一論述雖在法律層次上站得住腳，卻也同時揭示一項更值得社會警惕的問題，當政治領導人將「合法性」......

美國最高法院近來的一系列裁決，引發的不僅是法律層面的討論，更是一場關於民主精神與憲政秩序的深層焦慮。在這個權力制衡逐漸模糊的時代，法律是否仍是捍衛公民權利的最後堡壘，還是已淪為政治利益的工具，這個問題正急速向我們逼近。從幾項具爭議性的裁決可見，保守派大法官主導下的最高法院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寫先前的判例體系。對行政權的寬鬆授權、對宗教自由與言論自由的詮釋向右......

近期民進黨38周年黨慶，那個由無數懷抱理想的前輩，所創建的政黨，如今已走向一個與黨外背道而馳的道路。自解除戒嚴開始，台灣實施民主改革已過37個年頭。無數位前輩與世代，奉獻自己的心血，只為了能打倒眼前國民黨威權。然而，當這些黨外大老看到如今的台灣，不知會有多少感慨。

歷任總統司改國是會議進行的如火如荼，然而唯獨遺漏規範對憲法法庭的權力制衡，憲法訴訟法39條禁止人民對憲法法庭所為之裁決聲明不服，正是此一條文將憲法法庭置於憲政精神權力分立之化外之地，憲法法庭事實上不受任何憲法機關制衡。

近日稅收超徵一事成為全台火熱的話題，高嘉瑜委員提出超徵是「行政失靈」的論點，沒想到引起不少同黨人士大聲撻伐。可惜原本應是理性討論的議題，來藉此檢討政府內部長期存在的財政紀律問題，但卻被有心無心的謾罵聲淹沒了，最後高委員還出面為此道歉再度澄清。更扯的是前財政部長蘇建榮還硬ㄠ，說是「經濟擴張結果 非行政失能」；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小學生的數學題，超徵了就是要退還給人民，蘇建榮誤導視聽，誤人子弟嗎?

監察委員陳師孟今（24）日表示，台灣司法是黨國思想最後防線，而非正義防線，若司法不能受到任何一個權力制衡，那司法獨立就是司法獨裁，而台灣法官，既非民選也不經國會同意，沒有一個可制衡單位，因此監察權是唯一能制衡司法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