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詐騙猖獗，政府高舉「強力打詐」大旗，本應回應民眾對財產安全的焦慮，卻在實際執行中，一步步走向失控。從銀行無預警凍結帳戶，到補發 SIM 卡必須先報案，政策不僅未能有效遏止詐騙，反而頻頻引爆民怨，暴露出行政體系在風險治理上的結構性問題。打詐，正逐漸從公共安全政策，變成一場以正常民眾為代價的行政運動。
首先登場的是金融體系的「凍戶風暴」。在監理壓力下，多家銀行以「低餘額」、「長期未交易」為判準，大量凍結帳戶，連薪轉戶、交割戶也難以倖免。帳戶一旦遭鎖，轉帳、提款、交易全面停擺，民眾只能請假臨櫃說明金流用途，卻仍無法保證未來不再被凍結。名義上是風險控管，實際上卻是以最粗糙的指標，對正常金融行為進行無差別懲罰。
問題不在銀行，而在監理邏輯的錯置。真正的詐騙金流，往往具備異常頻率、跨境流向與複雜層轉，卻未必表現在「久未使用」。當監理機關以簡化指標取代專業判斷，銀行自然選擇「寧可錯殺」的自保策略，結果是制度風險被完整轉嫁給守法民眾。這樣的金融治理，不但治標不治本，更侵蝕市場對制度的基本信任。
緊接而來的，是通訊治理的荒謬翻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要求電信三雄落實「史上最嚴格」的 SIM卡換補措施，民眾遺失 SIM卡，竟須先到派出所報案、取得證明才能補卡。三家業者公告用詞一致、作法雷同，顯示其解讀來自同一套監理訊息。然而，當民怨在半天內炸鍋，NCC卻急踩煞車，改口稱是「業者搞烏龍」，甚至指責業者「窄化解讀」。
這句「三家一起搞烏龍」，在治理常識上難以成立。更關鍵的問題在於，NCC所謂只要求「說明並提供證明文件」，卻始終說不清楚：什麼文件算數？誰來判斷公信力？在標準模糊、責任卻無限上綱的情況下，第一線人員唯一能自保的方式，就是要求最具法律效果的報案單。這不是業者怠惰，而是政策設計本身的失靈。
從銀行到電信，兩起事件呈現出高度一致的治理模式：權力集中在上游，風險卻被系統性地向下轉嫁。監理機關訂出抽象原則，要求「全面強化」、「提高警戒」，卻不提供可操作的明確標準；執行端只能採取最保守作法；等到民怨爆發，主管機關再以「誤會」、「搞烏龍」切割責任。這不是風險治理，而是官僚免責的制度設計。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政府對「打詐」的認知已嚴重偏離焦點。當行政體系把「程序愈嚴＝治理愈好」奉為圭臬，政策目標便從防堵犯罪，轉化為降低自身監理風險。於是，文件愈來愈多、門檻愈來愈高、配合義務愈來愈重，卻無人能回答：這些措施，究竟為詐騙防治帶來多少實質成效？
事實上，真正的詐騙集團，仰賴的是跨境金流、社群平台操作、心理話術與科技漏洞。他們早已熟悉制度縫隙，甚至能反向利用程序遲滯。被大量攔阻、盤查、刁難的，往往只是一般守法民眾。當防詐政策一再向「最容易管、最不會反抗」的對象加壓，治理便徹底本末倒置。
這種現象，正是典型的「黔驢技窮」。當行政體系無力在源頭偵防、跨境合作、科技監理與司法追查上取得突破，便只能不斷堆疊管制手段，營造「有在做事」的假象。短期或許能交代績效，長期卻只會製造制度疲勞，消耗民眾對政府的信任資本。
打詐當然必要，但真正有效的防詐，必須回到治理基本功：精準的風險判斷、清楚的權責界線，以及對第一線執行現實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須投資於數位安全素養教育，讓全民具備辨識詐騙、保護自身的能力，同時強化跨境執法與科技偵防，而不是把行政成本轉嫁給社會。
當防詐政策淪為一場全民輪流「證明自己不是詐騙犯」的行政程序，政府或許覺得風險已被妥善轉嫁，卻忘了制度運作最仰賴的不是報案單，而是信任。一旦這種信任被磨耗殆盡，再多倉促的急轉彎與澄清說帖，都只會顯得更加蒼白。打詐若始終背離治理理性，最終失控的，恐怕不是詐騙，而是公共治理自身。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電鍋雨傘小紅書VS.爐碴詐騙陳水扁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