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作聖觀點：AI十大建設必須建立在專業能源政策之上

當全球競逐人工智慧主導權時，競爭的核心早已超越演算法創新或模型參數規模，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能源。AI 的算力擴張、資料中心運作、高效能運算與先進製造，皆高度依賴穩定、高密度、低碳且成本可預期的電力供應。能源結構，已成為 AI 國力最關鍵、卻最容易被政治語言遮蔽的基礎條件。

政府近期力推「AI十大建設」，試圖將台灣打造為AI之島。然而，AI技術的競爭本質上是「算力」的競爭，而算力的基礎則是「電力」。一個缺乏專業支撐、效率低落且充滿貪腐風險的能源政策，正是AI產業發展的最大障礙。

在此背景下，核融合的戰略地位迅速上升。核融合不再只是長期科研理想，而是被主要科技強權納入支撐 AI、半導體與國防科技的核心能源路線。近年來，大陸在磁約束核融合裝置的長時間穩定運轉、能量增益控制、關鍵材料工程與系統整合能力上，持續累積可驗證成果，並以國家戰略層級推動工程化路線，逐步推進示範設施與產業布局。這代表的是一種以十年、二十年為尺度的工程型國力投資。

相較之下，台灣的能源政策長期陷於「反核」與「非核家園」的意識形態框架，技術問題被簡化為立場選擇，工程判斷讓位於政治表態。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在於，台灣能源與科技政策的決策模式，長期呈現「外行領導內行」的失衡狀態。真正理解核能工程、電力系統、材料科學與科研不確定性的專業者，未能進入決策核心；政策方向則由經管語言、政治話術與價值動員主導。

台灣能源政策正陷入「專業失能」與「治理放任」的雙重危機。賴清德政府就任以來，雖提出擴大地熱、氫能、生質能及海洋能等「前瞻能源」開發，近期更將小型核電站（SMR）掛在嘴邊。然而，這些缺乏技術可行性評估與資源對接的宣示，在現有技術能力缺乏、客觀優勢條件不足的情況下，已徹底淪為虛耗國力的空談。

台灣能源政策的根本問題，早已不是能源技術的選擇，而是決策體系長期脫離工程現實、受意識形態主導的治理失能。在缺乏專業審議與責任歸屬的制度環境下，能源政策被簡化為政治宣示與對外表態，效率低落、資源錯置與弊端叢生，已成為結構性問題。

兩岸在前沿能源技術上的差距，尤其在核融合領域，已清楚反映國家治理能力的分野。大陸核融合研發已完成多項關鍵工程驗證，長時間穩態等離子體運轉、能量約束性能與高熱通量材料測試持續推進，工程重心已由物理可行性轉向反應器系統整合、維修可達性與連續運轉可靠度。示範級反應裝置、燃料循環與電力輸出介面設計同步展開，核融合發展已進入以工程化推進與商轉前準備為核心的實質競逐階段。

相較之下，台灣在「反核」與「非核家園」的政策框架下，長期退出高門檻能源工程，前沿能源技術幾近空白。這樣的落差並非科研資源不足，而是戰略選擇的直接結果。當對岸以工程治理邏輯集中資源、建立長期研發梯隊並持續放大實驗尺度時，台灣能源政策卻轉向短期補貼與政治敘事，能源治理由工程問題退化為意識形態問題。

賴清德政府近年對核能的態度，正反映這種認知錯位。所謂引入小型模組化核電（SMR），並非建立在完整的工程評估與制度準備之上，而是對美國政策風向的跟隨式回應，用以修補長期反核立場下的政策矛盾。相關論述未觸及核能安全文化、燃料循環、廢棄物處理、監理體系與在地工程能力，顯示政府對核能技術的理解，仍停留在政治姿態與國際話語層次。

能源政策不是信仰宣示，而是攸關國家生存的工程問題。當核融合已進入工程化推進與準商轉競逐的現實階段，台灣仍停留在跟風與口號之中，能源治理的落差，正持續轉化為結構性的國力流失。能源政策終究需要回到工程、科學與制度理性的軌道上。唯有如此，AI、創新與產業轉型，才具備可持續的實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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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科技評論人、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