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中共之所以能在國府的圍剿下翻身，甚至壯大，首要功勞就是日本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日本不只扶了中共一把，而且還與中共密謀，藉由發動「一號作戰」削弱了國民政府的統治基礎，迫使蔣中正淪入全面仰賴美國才能爭取政權生存的境界，最終因失去民族主義的話語權而為中國人民所集體唾棄。
中共確實與日軍勾結，甚至於公然通敵，近期大陸官方媒體還頗以新4軍戰時和日軍走私的行為為榮，但這並不表示國軍就沒有幹過類似的事情。台灣導演王正方的父親王壽康為《國語日報》創辦人，抗戰期間在第3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手下擔任政治幹部。當時人在江西上饒讀書的王正方就記得，有同學的父親透過關係從上海走私了一座豪華鋼琴進來。
從敵佔區走私奢侈品到第3戰區司令部所在地的上饒，給從小接受抗日教育的學生帶來了心理衝擊。對此王正方的同學有過一場討論，其中一位感到不解詢問「上海不是被日本兵占領了嗎，怎麼還可以從上海買這東西運過來？」，結果父親從上海買鋼琴進來的那位同學則回答「那就看你有沒有辦法囉！爸爸告訴我，美國海軍艦隊正準備開進黃浦江，收復上海，我們就快回老家了。」
實際上所謂第3戰區與和平建國軍，甚至於日軍走私的情況，筆者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翻閱國務院檔案的時候也閱讀了不少。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戴維斯（John P. Davies Jr.）就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指出，由英軍特別行動處裝備與訓練的突擊總隊（Chinese Surprise Troops）準備要對一座橋樑實施爆破，結果卻立即引發顧祝同將軍的抗議。
顧祝同抗議的理由非常簡單明瞭，那就是中日兩軍在該區域已經「和平相處」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突擊總隊的行動是在「破壞雙方的和諧」。最後在顧祝同邀請下，英國人被迫撤離了第3戰區。戴維斯直指顧祝同將軍如此不爽，在於那座被英軍列為爆破目標的橋樑長期以來為中日兩軍走私的戰略要到，一旦被破壞了就無生意可做了。
走私情況普及大江南北
戴維斯確實是一位對國民政府有高度偏見的美國外交官，同時對中共也有極為天真樂觀的看法，主張美國應該強迫國民政府接納中共組織聯合政府，同時認為延安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政權，只要華府願意予以拉攏，便能激發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進而爭取中共脫離莫斯科控制。他的這段論述與1949年後的歷史發展，顯然存有相當大的距離。
不過關於顧祝同與日軍走私的事情，絕對不是戴維斯空穴來風，美國大使館的檔案文獻還進一步指出，蔣委員長有考慮撤掉顧祝同第3戰區司令長官的職務，原因就是他有通敵的嫌疑。甚至筆者訪問過的來台老兵吉月祥，提起顧祝同也是恨得咬牙切齒，痛批顧祝同抗戰時不思對敵作戰，只知道與日本人做生意以及魚肉鄉民。
然而走私的情況嚴格來講不限於第3戰區，戴維斯在報告中同樣指出在中越邊界駐防的陸軍第52軍，同樣有向日軍採購北越紅河三角洲稻米的紀錄。第52軍可是標準的中央軍嫡系部隊，參加過台兒莊戰役的，同樣在退下第一線後幹起了走私。甚至衡陽保衛戰期間的陸軍第10軍，在與日軍休戰的時候同樣有以美援罐頭跟日軍換白米的故事。
所以國軍跟日軍走私的現象，確實存在於大江南北，來自戴維斯的批評絕對不是空穴來風。然而敵對雙方軍隊在戰場交易，尤其是在戰場上的「三不管地帶」交易本來就是戰爭常態，不僅中共也幹，就連美軍也一樣幹。如果回到南北戰爭時代，南北雙方軍隊互相做生意的情況更是比比皆是，不需要以此來全盤否定國民政府抗戰的貢獻。
那麼國軍與日軍搞走私的情況，到底委員長知不知道？他最終沒有撤掉顧祝同的職務，顯見他不只知情，還有意縱容。畢竟就連湯恩伯與胡宗南兩位他最器重的手下愛將，抗戰時期也沒有少跟日軍做生意。戰時國家貧困，沒有辦法在後勤補給上滿足前沿部隊的需求，只能靠與日軍相互通敵來解決問題。除此之外，蔣中正默許部隊通敵還有一個政治上的目標，那就是反抗美國。
保存實力為第一優先
在同一篇報告中，戴維斯指出國軍士氣普遍低落，缺乏抗敵意志，只有共產黨的軍隊、駐印軍、遠征軍以及少數蔣中正的嫡系部隊例外。這裡他提到中共軍隊抗敵頑強屬於「美麗的誤會」，但是若與美軍方面的檔案對比，國軍確實只有少數部隊有與日軍作戰的能力和意願。如果不算直接由史迪威指揮的駐印軍和遠征軍，那麼直屬老蔣的第74軍鐵定是美國人印象最好的部隊。
筆者倒是沒有看到美軍提過「中國只有74軍能打」，但他們確實在檔案中以「一流部隊」（Top Notch）稱呼第74軍，相信即便是戴維斯也不會否定。如果站在美軍的標準，到抗戰結束前真的有作戰能力的國軍，大概就是經歷過「阿爾發計劃」訓練與裝備的那39個師，真正在戰場上把日軍打到滿地找牙的則不脫離駐印軍、遠征軍以及所謂「五大主力」的範疇。
就算把所有39個美援部隊都算成能打仗吧，抗戰末期的國軍總計有327個師，39比327只占比12%，換言之僅有12%的國軍按照美軍標準有能力與日軍一戰。戴維斯自然有理由批評國軍對日作戰消極，至少站在美國的立場是絕對沒有問題。可問題是當年中華民國與美國的利益是否一致？大方向來看確實是一致，抗戰也絕對符合中國的政治正確，可實際上呢？
實際上從蔣中正的角度來看，對日作戰的結局在美國1941年參加太平洋戰爭時就已經決定。例如他在1943年12月31日的日記中就提到過：「我聯盟國之勝利基礎已經確立，而且最後擊滅軸心與倭寇之期亦可如所料當不出明年之內。自此我國受倭之危險雖未能完全祛除，然已減少大半。今後之問題全在對內之共匪如何肅清，國家統一基業如何鞏固。」
畢竟就連日本本身都知道，一旦美國動員起來，自己是沒有足夠的國力將之擊倒的，所以才要在1941年底偷襲珍珠港，趁美國尚未準備好的時機來個速戰速決。既然中華民國註定要跟著美國一起成為戰勝國，還將成為決定戰後國際格局的「四強」，那麼接下來要做的自然就是保存實力，並爭取機會將共產黨這個心腹大患消除，才能真正確保民族統一的基業。
美國嚴禁以美援物資剿共
蔣中正的考量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因為中共在利用日本侵略中國壯大是事實，且蘇聯對外蒙古和新疆同樣虎視眈眈，不得不予以防範。327個國軍步兵師全部擺到抗日第一線去與日軍作戰，甚至於在美國推行「歐洲第一」戰略路線，以打擊納粹為首要目標而不願意將更多資源投注到亞洲的前提下，貿然發動對日反攻只會是軍事以及政治上的雙重自殺。
然而從美國的角度出發，必須要維繫與蘇聯之間的大同盟關係，以防止史達林跟希特勒謀和，所以雖然蘇聯尚未投入對日作戰，羅斯福仍必須要限制蔣中正對共軍直接動武以安撫莫斯科。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下，美國援助給國軍的武器只能投入到對日軍的作戰上，史迪威對此採取嚴格把關的態度，甚至將絕大多數給陸軍的物資扣留在印度，就怕蔣中正拿去打內戰用。
所以首先重慶依據美國的大戰略，不得以美式武器打共軍，最諷刺的地方就在於胡宗南部隊還為此必須要拿抗戰初期來自蘇聯的武器來封鎖延安，同時在西北監控蘇聯。筆者訪問的胡宗南將軍老部下劉止戈上校，就回憶他在與8路軍對峙的時候，拿的便是由蘇聯提供的莫辛納干步槍，完全是以共產黨的武器對付共產黨。
在美援抵達中國以前，蘇聯援助的武器，包括T-26戰車在內是中國最精良的武器。此種局勢，自然會給戴維斯錯誤的印象，認為老蔣把國內最精良的部隊用來準備內戰。當然這完全忽略了蔣中正對74軍、第5軍、第18軍以及第71軍等部隊的信任其實絲毫不輸給胡宗南部隊的事實。例如被美軍承認為「一流部隊」的第74軍，可就是對日作戰各戰區的救火隊。
只是蔣中正從中國最高的利益，即戰後國家統一的角度出發，不能讓所有部隊都跟74軍一樣拼命在戰場上當救火隊跟日軍消耗。甚至有些時候對於像張靈甫這樣既抗日又反共，採取高度進攻主義精神的猛將，老蔣還必須要時不時予以限制，不讓他到戰場上過度冒險。畢竟中國所需要考量的事情，遠比注定要被美國打敗的日本重要多了。
希望爭取日軍一起反共
所以除了交給史迪威指揮用於反攻滇緬的遠征軍和駐印軍，再加上後來給魏德邁訓練與裝備的39個「阿爾發」師之外，整個中國軍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幾乎與日軍陷入休戰局面。蔣中正深知包括岡村寧次在內，有不少支那派遣軍的日軍將領在抗戰之初是反對「擴大」侵華戰爭的，他希望藉由這個機會讓他們好好思考自己在日本戰敗後的出路。
假若他們願意停止對國軍進攻，轉而配合國軍消滅在淪陷區發展壯大的共軍，不失為其「將功贖罪」的機會。至少中國可以「四強」的機會，為他們爭取脫罪，例如戰爭結束後，蔣中正就真的釋放了岡村寧次和根本博等戰犯，主要就是因為他們在投降之際協助中央政府反共有功。所以包括顧祝同、湯恩伯以及胡宗南將軍所採取的戰略，基本上就是「等待勝利」。
日軍若不主動出擊，他們也絕對不會主動挑釁，最好還能一起合作剿共。至少到1944年以前，這套戰略還真有些成效，中日雙方正如顧祝同將軍所言在第3戰區發展出了「和諧」的關係。戴維斯抱怨道，除非進攻能明顯有利於這些中國軍閥的利益，否則國軍絕對不會主動開戰。雙方仿佛有默契，知道美國與日本之間的戰爭，不會在自己腳底下的土地上解決。
甚至還有不少日軍，將被調往中國，尤其是華北或者華東戰場視為一種閒差，而且還出現了日本士兵得知自己將要被派往太平洋戰場面對美軍時，直接嚇到自殺的荒唐事。這樣的真相顯然不好看，沒有辦法為美軍接受，就連日本大本營也都覺得丟臉。所以到了1944年，大本營終於還是下令支那派遣軍發動「一號作戰」，重新將目標鎖定到這些與自己過去三年來互不侵犯的國軍身上。
效力湯恩伯將軍的魏祖志爺爺，就告訴筆者在「一號作戰」發動前，他們本來還評估北支那方面軍的動向是要與國軍一起殲滅共軍，可沒想到日軍槍口一轉就打向他們。最終湯恩伯將軍的部隊兵敗如山倒，國軍威信掃地，不僅在盟軍面前丟人現眼，也徹底失去了中國的人心，為1949年的大陸淪陷埋下伏筆。
與汪政權的勾結更為密切
蔣中正雖然試圖與即將戰敗的日軍建立默契，可日軍終究是侵略者，且自己又是盟軍承認的「四強」領袖之一，他自然無法像共產黨那樣全面且毫無廉恥的和日軍合作。同時日本大本營也容不下選擇與美國結盟的他，等到時機一到就會打破短暫的「休戰」默契，動員50萬兵力推翻他的政權。中國共產黨可從來就不是日軍要與老蔣合作消滅的目標，反倒是尋求一起推翻老蔣的盟友。
倒是同樣以孫中山繼承人自居，且一度打過「和平、反共、建國」旗號的汪精衛政權，是老蔣更容易尋求一起反共的目標。當然這不代表民間所謂「汪精衛是老蔣派到南京當臥底」的傳聞是真實的，因為蔣中正與汪精衛有根本上的意識形態衝突，尤其是在對要與美國還是日本結盟的問題上有根本矛盾，完全水火不容。
且汪精衛在反共方面的堅持，從來沒有老蔣強硬，他更期望的是爭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讓美日之間去打個你死我活以爭取中國自身漁翁得利。汪精衛盡量避免和平建國軍直接到戰場上與國共兩軍對抗，目的是要為戰後的中國保存完整的國防力量。所以在他能控制的範圍內，和平建國軍是不會主動發起軍事行動的。
然而並非所有和平建國軍都聽命於汪精衛，絕大多數的和平軍，都是在遭遇共軍與日軍夾擊，面臨不利的情況下選擇接受南京保護的地方部隊。無論是吳化文、孫殿英還是龐炳勛皆如此。所以他們當中很多人，還是透過戴笠派出的情報員與重慶保持聯繫。甚至於汪精衛的二把手和三把手，也就是陳公博跟周佛海都不例外。
也因此在汪精衛去世後，和平建國軍與國軍合作的情況日益密切，雙方基於自己都是國民黨的共同理念，以及汪政權人馬希望戰後爭取脫罪的考量，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包括少許中央軍部隊在內的國軍，甚至還獲得戴笠與蔣中正默許，在戰局不利的時候接受改編為和平建國軍，接受日軍補給裝備繼續掃蕩共產黨，同時躲避美國的監控。
維護國家統一的間接路線
對於當時的老蔣，乃至於陳公博與周佛海等汪政權的繼承者而言，攜手合作排除中共戰後奪權的機會，在日本注定戰敗的環境下是最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選擇。與日本長達八年的全面戰爭，已經大幅抵銷了中國經過「黃金十年」累積的國力，如果聽從美國的建議去與日軍打個你死我活，唯一圖利的只有中國共產黨。
甚至會有一些陰謀論的人，認為美國的目的是要讓中國永遠處於戰略還有分裂的情況下不能統一。等到後來內戰失敗，美國決定放棄中國時，許多人尤其是蔣汪合流的支持者便以此證明美國的目的就是要分裂中國，不讓中國有和平發展成為大國的機會。此種陰謀論毫無道理可言，若美國真要打壓中國就不會讓中國成為「四強」，但卻也真的證明了中美兩國在戰時利益就不全然一致。
所以在面對大陸淪陷的歷史悲劇後，支持國民黨的人難以會產生「疑美論」，認為中華民國在堅持抗戰的背後是不是當了為了美國的亞太霸業燃燒了自己的棋子。從某種角度來看，這套說法不完全是錯誤的，所以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老蔣也確實沒有投入全國的兵力到抗戰第一線上。把整個「阿爾發」師都算進去，大概也就是中國軍隊的12%而已。
當然這12%的部隊都是老蔣最精銳的部隊，而且同時他還要承受來自盟邦與敵人的壓力不能妥協，確實是比較辛苦。因此看在美國還有中共眼中，他確實是「勾結敵偽」，但是這個「勾結敵偽」的目的，卻本身還是從爭取中國戰後統一的角度出發，是為了國利益採取的一種間接路線。出發點不是為了賣國還有背叛盟軍，而是要為中國爭取最好的戰後政治環境。
同時這也是在高度依賴美國的同時，蔣中正唯一可用來與美國抗衡的間接手段，既然可以用蘇聯的武器圍堵延安，又為何不能用日軍的力量防範中共壯大？只可惜當時的日本沒有從更長遠的角度出發，沒有認知到自己戰敗已經成為事實，提早做出投降妥協的安排，而是堅決要把推翻國民政府的戰略進行到底，於是迎來了今日這個最不利於戰後日本的亞太困局。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青天白日照耀洛杉磯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