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類醫學院模式」看教育部的制度性雙標
教育部長鄭英耀日前提出「類醫學院模式」，認可人才價值應由市場決定，試圖打破高教薪資的天花板。然而，這套「與產業界接軌」的彈性邏輯，到了中小學端卻戛然而止。當高教端被賦予追求雙薪的自由時，基層教師卻在物價通膨與行政霸凌的夾縫中，被要求死守過時的兼職禁令。政府選擇性的政策鬆綁，正將台灣基礎教育推向專業枯萎的懸崖。
長期以來，教育部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4條「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兼職」的條文，將中小學教師公餘時間的勞動力完全鎖死。「鎖薪資、高限制」的結構，在承平時期或許游刃有餘，但在通膨劇烈且STEM（理工、資訊）人才遭受產業界強力挖角的今天，已成了制度性的壓迫。政府既承認單靠現行薪資無法對抗高教端的挖角，然而另一方面，卻對中小學端同樣嚴重的「師資荒」視若無睹。難道中小學的專業價值，就不值得市場的肯定與彈性的制度配套嗎？
更令基層心寒的是，這種「制度性雙標」也同樣體現在對教師專業的信任度上。
根據《教師法》第29條，法律對不適任教師的處理程序採取了明確的「階級化」區隔。大專院校教師依據「大學自治」原則，處理程序回歸校內教評會自主；反觀中小學教師，卻必須面對教育部統一訂定、程序極其繁瑣的《解聘辦法》。在月初上路的修訂版規定，基層學校被迫引入更多外部調查委員，行政端僅憑幾無門檻且零成本的檢舉，就必須發動「校事會議」。
雙標對比的邏輯令基層老師大失所望，政府顯然高度信任高教端的「專業自律」，卻對中小學教師採取「有罪推定」式的外部監控。難道大學就沒有不適任教師嗎？為何政府在賦予高教教授支領雙薪權利的同時，卻要困在基層教育現場疊床架屋的行政枷鎖？這種對國民教育工作者的專業輕蔑，正是當前教育現場士氣低落、行政逃亡的主因。
教育乃百年大計，其核心價值始終在於專業者的尊嚴與全心投入。教育部若持續在制度上畫地為牢，將中小學老師視為需嚴格管考的「二等公教」，卻對高教端大開方便之門，這絕非教育改革，而是赤裸裸的職業歧視。當政府給不起足以抗衡通膨的合理待遇，卻又不肯鬆開過時的制度枷鎖，最終損及的必是國家基礎教育的根基。
莫讓「高教彈性」成為官員裝點門面的政績，卻讓「基層監控」成為師資荒崩盤的元凶。回歸專業自律，還給老師基本的生存權與勞動尊嚴，教育部已沒有繼續推諉的空間。 （相關報導： 點教育》《大學法》的修正請別搞錯重點！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副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