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曾言：「教育不是灌輸，而是點燃火焰。」同樣，被國際社會公認為僅次於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世界第二導師阿裏—法拉比（Abu Nasr Al-Farabi）也曾說：「人最先需要的並不是知識，而是教育。未經教育所授予之知識等同於人類之最大死敵，且未來必將其受授者置於死地。」與此同時，阿裏—法拉比還曾指出：「學習科學者之智慧思維、意志思想和夢想目標必須是以公正、公開與公平為根基，即遵循事實之道。在此，任何形式的純屬享樂或純粹享受，以及類似於唯利是圖或貪財逐利的行為都不應存在。」
科教方面，正如哈薩克偉大思想家阿拜（Abay Kunanbaev）所講：「人若不正，時代則必將歪曲。」有關於此，哈薩克總統哈斯穆—卓瑪爾特·托卡耶夫（Kassym-Jomart K. Tokayev）曾於去年十一月五日簽署《有關批准哈薩克斯坦共和國之國內政策基本原則、價值觀與方向》的總統令，其框架確定了一份體現國家歷史文化特徵的國家標誌清單，進而彰顯國家之獨特性，以及鞏固全民之認同與傳承歷史兼文化遺產。其中，阿拜所屬之《箴言錄》乃國家之圖書象徵，屬全民認同體系之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口號（前進，哈薩克斯坦！）所需之思想燈塔，而阿拜箴言之第七篇核心內容則乃重中之重，即「一些人僅僅只是為了吃喝而誕生，另一些人則是為了知曉與目睹而睜開生命的雙眼。」
基礎教育根基急需徹頭徹尾的思想再清潔
每一位哈薩克斯坦公民都很清楚，舊哈薩克時期的最大特徵之一，就是當某人在眾人面前問詢孩童成年之後想從事何等職業或長大後成為怎樣的人時，大多情況下所得到的標準答復不是「阿基姆」（即市、區、州、縣、鎮、鄉、村之地方政府行政首腦）就是「歌手」，很少會聽到「我要當科學家」或「我想從事科研」這類在當今新哈薩克時代習以為常的思索型回答，且很難聽到與眾不同之「我渴望成為研究生態環境與動植物的生物學家」或「我希望能夠在核能領域從事與輻射化學相關工作」等在文明國家最為正常不過的理性應答，幾乎從未聽見獨一無二之「我一定要成為哈薩克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或「我一定要在數字領域讓哈薩克成為科技強國」等在政經大國中早已常態化的長遠式理想型答覆，更未聽過肩負重任之「我決心未來必定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哈薩克斯坦人」或「我要在不久的將來讓自己的祖國在工業生產與科技研發領域成為璀璨耀眼的新星」等在傳統強國當中已延續百年之久的公民承諾及個人夢想兼社會義務。
除此之外，專為幼童所設辦之「剪拌禮」作為原先最能彰顯舊哈薩克時期社會風氣的禮節之最，其儀式傳統之重心並不是剛剛從搖籃小步踏出之幼童在長者的祈禱及剪繩（腳環處鬆綁之細小布繩，寓意孩子即將獨立前行，且祝其未來能夠一路平安並事隨己願）祝福後所自身做出的「零歲選項」（即擺在孩童所站立之行走地毯另一側終點段所擺之樂器、馬鞭、圖書、鈔票、象棋、聽診器等，分別寓意藝人、英雄、學者、企業家、運動員、醫生等職業），而是父母「特別邀請」之剪繩人所屬身份，以及孩童做出選擇且手碰樂器與鈔票後所呈現出的「特殊喜悅」，即社會之不帶一絲掩飾的真實寫照。
實際上，瞭解哈薩克民族習俗的人都清楚，「剪拌禮」本身乃自古以來，但「特請專人剪繩」及「任由孩子挑選」則是舊哈薩克時期之後人所自行附加，與傳統無關，是通過傳媒刻意塑造。究其原因，過去「剪拌禮」的時間安排純屬天意之巧合，不是在幼童已有明確之行走跨步跡象時舉行，就是在迎接貴客到訪時順理成章地速辦。在此過程當中，因信孩童之未來人生軌跡會受剪繩人的直接影響，所以剪繩人盡可能地是由家族或自己所熟知的德高望重之人充當，且必須是受人尊崇的品德高尚之人，職業方面可隨機。而「任由孩子挑選」一事在過去也同樣不復存在，父母之所以請貴人一併祈禱，其目的是希望孩子的每一步都能夠腳踏實地且步步平安，以及絕不走彎路且一路勇往直前，在上蒼的保佑及親朋的擁護下步步光明，善待保護並深愛捍衛身邊的每一個人，最終一步步走出屬於自己的「巴圖爾之道」，即個人所屬愛民獨立之路與社會所屬愛國責任之路。
必須要公開承認且無需掩蓋是，「願哈薩克人的慶典永不結束」這一表面看似再正常不過的標準賀詞佳話，其所呈現的竟乃舊哈薩克時期之社會最大毒瘤，即外人眼裏眾所周知之「無限期惡性循環式群體族化型全民浪費」兼內部人人皆知的「持續膨脹且不間斷擴散之無數利益小圈」。正所謂「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相聚一堂本應該是相互懷念、相互問候、相互不舍，親朋好友之間彼此寒暄問暖且適當相助也同樣合情合理。但在獨立後的卅年時間裏，這一良性人文傳統與情懷卻被舊哈薩克思想扭曲為「天下沒有不銜接的利益」，而建立在這一認知基礎之上的反復無常型重疊式「無數出格慶典」如同串聯之珍珠般創造了無數可官官相護、互利共謀、內聯外通之僅能通過「光學顯微鏡」方可一目了然的「無數套裝組合」，即一系列分佈於社會各領域之自我修復能力極強且繁殖擴散能力極高的「無數惡性腫瘤」。
時過卅五年，絕不可反駁否認的是，上述「無數惡性腫瘤」在舊哈薩克時期被視為大可睜一眼且閉一眼的「無害良性腫瘤」，唯有社會出現駭人聽聞之驚天大事並引發難以平息之巨大民怨的時候方可對其實施「局部有限化療」或「精准摘除手術」。自托卡耶夫總統于二〇二二年提出「新哈薩克斯坦」戰略以來，分散於社會各領域的「無數惡性腫瘤」之本性全面暴露，且在巨大的全盤改革壓力面前如同「水中螃蟹」及「陸上蜥蜴」般不是小心翼翼地「有限自割」就是匆匆忙忙地「斷尾隱藏」。究其原因，新哈薩克所屬之「潔廉哈薩克」與「公正哈薩克」，對舊哈薩克殘餘勢力而言就是名副其實之根除「無數惡性腫瘤」的穩定型特效藥，其有效性比「長期穩定型全面化療」或「全方位高精准手術切割」更加徹底。
正因如此，「無數惡性腫瘤」須通過上述「自割」或「斷尾」等行為證明自身乃符合新哈薩克改革標準之「良性存在」，進而拖延時間，直至自身潛移默化地通過「高唱口號」及「原地踏步」的方式搖身一變為新哈薩克時代之必不可少的「新型無害良性腫瘤」為止。究其原因，伴隨時間的推移「殘臂」與「斷尾」是可以自然恢復且復舊如新。而在此過程當中，避免包括基礎教育領域之舊式教師群體在內之「珍珠鏈套裝組合」被拆且如同散珠般零落各地乃舊哈薩克殘餘勢力之防範于未然的核心，是「舊哈薩克2.0」最終能否成功顛覆新哈薩克的關鍵之所在，即建立在「小不忍則亂大謀」基礎之上的養精蓄銳及整裝待發，一個以取而代之為最終目的的偽應變之術。
基礎教育之根決定高等教育之未來與品質
歸根結底，舊哈薩克與新哈薩克的最大不同在於，前者的思維邏輯是建立在「以權為基」及「以財為根」的基礎之上，而後者的思想根基與引導方針則分別由「以憲為基」、「以人為本」、「以法為教」、「以民為本」、「以國為根」和「以教為本」所構成。由此得以延伸的問題乃：既然是「以權為基」及「以財為根」，那舊哈薩克殘餘勢力在基礎教育領域屬何等存在？舊哈薩克思想是如何紮根于教師群體當中？並以何等方式持續壯大？且如何對其實施分辨？兒童及青少年教育在此為何如此重要？新哈薩克之基礎教育與國家安全及戰略發展間的關聯何在？
基教與國安之總體戰略發展方面，托卡耶夫總統早在二〇二二年之國情咨文（即公正的國家、團結的民族、福利的社會）中就已明確指出：「今年我國已進入嶄新的發展階段。在共和全民公投中，大多數公民支持政治現代化方針，表明憲法改革已成為建設之嶄新公正之哈薩克斯坦的關鍵一步，而政治現代化則應引領結構性的經濟改革。我們需從根本上改變公民—企業—國家間的關係，為此國家首先將為每一位公民提供平等的機會，並且確保其公平。。。。。人民是我們國家的寶貴財富。因此，國民財富之均等分配與人人享有平等機會應成改革之主要目標。。。。。教育體系之狀況在提高民族潛力方面發揮著決定性作用。我們人民有一句諺語：『國家之未來成型於搖籃之中』。因此，學前教育領域應成為優先事項。。。。。應採取有效措施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社會地位和工資水準。同時，要對該領域專家提出明確要求，逐步減少工作負擔。敬業的教育工作者是教育進步的推動力。因此，需要鑒定的不是幼稚園，而是教育工作者。中等教育品質是成為一個成功國家的另一個重要條件。應為每一位哈薩克中小學生的個人學習及全民發展創造良好條件。。。。。我深信，中小學老師將在新哈薩克建設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近年來，國家在提升教師職業吸引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然而，在該領域仍需積極改變。。。。。在全球科技進步的情況下，加強高中科學、數學和英語課程教學極其重要。社會上就在中小學教授哈薩克語和俄語進行廣泛爭論。對此，本人態度十分明確，即我們應該教育孩子熟練掌握哈薩克與俄羅斯之兩種語言。而這是為年輕一代之利益，教育部應從孩子自身利益出發，而非民粹主義。年輕一代在獲取知識，包括掌握語言方面必須站穩腳跟，其所屬知識就是我們的力量。同時，技術和職業教育機構需面向勞動力市場之實際需求，並且順應國家新經濟政策之任務。在此方面，校方需持續同家長及學生建立夥伴關係，彼此應對所獲知識與技能之品質和需求承擔屬於各自的那一部分責任。。。。。在此邏輯發展下，高等教育領域需持續改革。」
兒童與青少年教育方面，眾所周知，基礎教育的延伸是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則是哈薩克改革大業成功與否，以及共和國最終能否順利成為數位強國的關鍵之所在，即「根若爛，苗必枯」與「苗若強，根則深」和「枝若長，葉則茂」及「葉若繁，枝則壯」。換言之，新哈薩克建構之力量源泉來自於分別由「落葉歸根」與「落葉生根」所構成之具有國際經驗兼全球視野的海內外新一代哈薩克青年。
為了讓新哈薩克青年一代不走出國門便可接受國際一流高等教育並獲相對等之國際文憑，且將哈薩克打造為中亞地區領先之學術中心，政府自二〇二二年起在原有合作基礎之上進一步持續新增境內外國分校，即在莫斯科航空學院之「沃斯霍德」拜克努爾分院、俄羅斯普列漢諾夫經濟大學烏斯卡曼分校、車裏雅賓斯克國立大學庫斯塔奈分校、聖彼德堡人道主義工會大學阿拉木圖分校、莫斯科國立羅蒙諾索夫大學阿斯塔納分校和英國德蒙福特大學阿拉木圖分校的基礎上新建（包括計畫在內）俄羅斯國立石油天然氣大學（阿特勞）、俄羅斯國立研究型技術大學、國立核能研究大學—莫斯科工程物理學院（阿拉木圖）、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阿斯塔納）、蘇格蘭赫瑞特大學（阿克托別）、韓國首爾科技大學（克孜勒奧爾達）、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彼得羅巴甫爾）、波蘭比得哥什經濟大學（塞梅伊）、德國高等教育機構聯盟（阿克套）、韓國又松大學（突厥斯坦）、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阿拉木圖）、塔什干水利工程學院（阿拉木圖）、俄羅斯門捷列夫化工大學（塔拉茲）、中國西北工業大學（阿拉木圖）、北京語言大學（阿斯塔納）、香港城市大學（阿拉木圖）、英國卡迪夫大學（阿斯塔納）、土耳其格濟大學（奇姆肯特）、義大利馬爾凱理工大學（塔爾迪庫爾幹）、英國考文垂大學（阿斯塔納）、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阿拉木圖）、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阿斯塔納）、韓國東義大學（庫斯塔奈）、德國安哈爾特應用科技大學（阿拉木圖）、法國格勒諾布爾國立高等物理、電力與材料學院（阿拉木圖）、印度國家法證科學大學（阿斯塔納）、日本立命館大學、聯合國大學等國際高等學府所屬之分校，並且在外設立（包括計畫在內）阿裏—法拉比哈薩克國立大學比什凱克分校（吉爾吉斯）、古米廖夫國立歐亞大學奧什分校（吉爾吉斯）、阿吾艾佐夫南哈薩克斯坦大學奇爾奇克分校（烏茲別克）、馬爾古蘭大學烏蘭巴托分校（蒙古）、阿裏—法拉比哈薩克國立大學鄂木斯克分校（俄羅斯）。截至二〇二五年六月，哈薩克境內運營之國際知名大學分校共廿三所，並且已與卅九所外國高校建立合作關係。
基礎教育的義務及責任就是點燃思想聖火
中亞先祖曾雲：「有果之樹既彎又沉，無果之樹既輕又直。」在此，「有果之樹」是指有學之人，而「無果之樹」則指無識之人，即「有學之人既謙虛又低調，無識之人既自大又高傲。」除此之外，古時圖蘭聖賢被達官顯貴問及其是誰時，其自我介紹永遠都是自清自明且與世無爭的「誰都不是」（即普通凡人）。究其原因，人乃有限之存在，屬世間之過客，來也並非自願，離也並非自願，唯有在有限中明白永恆的意義方可最大限度地知解存在的價值之所在，即平凡與非凡之間的存與無。
正如突厥聖人艾哈邁德·亞薩維（Ahmad Yasawi）在其《智慧之書》所道，權位與財富、窘迫和饜足、欲望及悔過及其所屬之對真理的尊崇，無一例外都是這一世界之無常與那一世界之無續間僅停留于有生之年的知己安分、性情誠善、尊異忠信，既無你我之分，更無人人之分。同樣，突厥詩聖玉素甫·巴拉薩袞尼（Yusuf Balasaguni）將其所屬《福樂智慧》獻給可汗的目的是，告知對方汗與民並無二異，彼此並非上下關係，我尊你卑純屬蠻橫之霸道，我貴你賤則屬愚暴之王道，我主你奴更屬野蠻之帝道。尊異等同於尊己，人人生而平等，可汗之所以是可汗，是因為得到了人民的擁護與愛戴，智慧屬於全人類，而渺小偉大之智者與慧者永遠同屬一道，即永無止境之永恆完人之路。
與此同時，突厥文聖麻赫穆德·喀什噶裏（Mahmud Kashgari）通過其所編寫之《突厥語大辭典》向世界傳遞的真理是，世間廣闊且奇妙，只要輕輕望眼就可清楚你我不是這一塵世的唯一存在，而是無數獨一無二的組成部分，在內我們彼此向來都是獨一無二，在外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獨一無二，偉大源自於獨一無二與獨一無二間的融合與再分化，唯有愚昧者才會認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獨一無二，任何存在都是獨一的象徵，而一則寓意你我不分。
相比之下，突厥斯坦第一哲學家阿裏—法拉比（Abu Nasr Al-Farabi）在其著作《高尚城邦公民意見諸法則》中已明確告知世人，城乃邦，邦乃國，國乃民，即邦主產生自公民，有什麼樣的公民，就有什麼樣的國主。換言之，有什麼樣的身軀，就有什麼樣的頭腦，而非有什麼樣的頭腦，就有什麼樣的身軀。準確講，國主如同其他公民般同屬城邦之組成部分，若國主與某一領域之公民產生嚴重衝突或矛盾，其結果就如同人體生理之異常，某一部分會伴隨時間的推移漸漸出現病狀且持續擴散並惡化，輕則截肢保命，重則癱瘓喪命。
簡言之，城邦所屬之各領域公民與國主同屬一命，廣義上彼此之間關係如同大腦神經中樞與核心器官間的協調，狹義上則是人體免疫系統與生命基本單位之間的運作，唯有產生自高尚公民之高尚國主方可確保城邦的一體性兼完整性，否則上身便會頭破血流，下身則會潰爛不堪，一種生不如死的殘傷待死狀態。
不應忘記，阿裏—法拉比作為僅次於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之「世界第二導師」，其所屬哲理思想與古希臘哲學家同屬一脈，即蘇格拉底（Socrates）所言之「除自身無知之外，我一無所知」，一個建立在「未經反思自省的人生毫無意義」基礎之上的「我知道，但我什麼都不知道」。
總言之，人只有在不間斷之智慧充實狀態下才會逐漸且更加明白自己在此塵間乃何等存在，知道的越多越清楚自身乃不值一提的渺小存在，知道的越少越感覺自己是無與倫比的偉大存在。人生有限，所屬之時間及所擁有並所能掌握之智慧也同樣有限，但時間與智慧作為平行之永恆未知則無限，時間的推移只會讓智慧所屬之未知變得更加無限。
在此，人的存在如同不存在，即使曾存在可最終仍會不復存在，人的有限跟不上時間的無限，更趕不上智慧的無限。智者與慧者一生所擁有之已知唯有在無知的愚者面前才看似「什麼都知道」，若與永恆及無限相比瞬間變為「什麼都不知道」。
歸根結底，人之智慧的衡量標準乃生命與時間，如何精准掌握並有效運用自身所屬之有限時間是關鍵，而在有限時間中最大限度地挖掘無限與探索永恆則乃核心，且在有限生命中擁有無限之永恆則是重中之重，即永恆不變之世間真理，一個可以解釋我們從何而來且又能告知我們何去何從的無數永無止境的思想碎片，而非記憶拼圖。
對人類而言，由提問之「為什麼」所產生的每一個答案，均如「一粒沙」及「一滴水」般是通過堆積與彙聚所漸漸形成，當你滿足于原先所擁有之已知時，其自身就已變為大洋上的一座孤島，表面看似獨一無二，實則平淡無奇。究其原因，有限已知讓你的認知永遠都局限在孤島中，而起始於已知的長期無知則讓你的目光永遠都局限在近海裏，進而讓你錯誤地認為除自己以外的世界已無其他存在，如何支配賴以生存的孤島變成了已知當中的唯一選項，而自己則是能夠支配這一孤島的唯一偉大存在。
相較而言，愚者乃海上孤島般的存在，屬自我認知局限之產物，既不是獨一無二也不是數不勝數，是由有限之珍珠鏈般的可數孤島所構成，彼此互不相連且互不依賴，均存活於自身所屬之己知世界中自成一體，其彼此的唯一差別在於面積的大小，海水退潮時會隨之擴大，相反漲潮時則會漸漸縮小，地殼變動與火山爆發可意想不到地創造新的孤島，而海平面的上升可暫時淹沒孤島，反之地表的自然下沉則會使孤島永久消失。
不同于愚者，智者與慧者乃無數且無限之個體整合，既無界限又無止境，起初乃河川及湖海，後則彙聚成洋，最終突破天空並升格至宇宙。其中，孩童時期的啟蒙教導（基礎教育）使其成為延綿不絕之江河且一發不可收拾，最終不是注入大海就是彙聚成湖，即所謂「五湖四海皆兄弟」，智慧無國界，真學人永屬一家，既不分地域也不分出生。青年時期的思考引導（高等教育）使其成為潮起潮落之海洋，表面看似靜觀且風平浪靜，實則早已沉陷至波濤洶湧當中反復橫渡。期間，一方面目睹島嶼的形成，又見證海島的下沉與再現。
中年時期的探尋宣導（研究深造）使其成為頂天立地之海空，海洋世界早已被自然形成之海峽或人為創造之運河所連為一體且固若金湯，無論是海島還是大陸都已成為囊中之物，淺海或是深海都同樣在掌控之中，世界早已被繪製為地圖，整日仰望的也只剩下指引方向的天空及其自身所屬之地球在內的宇宙，一步登天已勢在必得，不是淪為失去雙翼的伊卡洛斯（Icarus），就是成為沉浸深海的波賽冬（Poseidon）。
晚年時期的反思創導（自我總結）使其成為超出自我的存在，面對命中之註定，選擇回頭反望的自己突然意識到自身早已踏入宇宙，腦海當中的點點滴滴如同宇宙之銀河數不勝數。當自己為其所知之一切而感到慶倖時，又不得不無奈地歎氣一口。因為，一方面當你感覺自己什麼都漸漸明白時，又不得不離開。另一方面，當你感覺自己什麼都很明白時，又發現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充其量也就是冰山一角，人生不僅短暫且其精力也十分有限，自己的渺小與偉大只有到這一步時才會被揭曉，與其做地表上那偉大無比的自己，倒不如在此做渺小不堪的自我，高高在上的永恆真理會讓你清楚地明白自己乃名副其實之塵世間的「誰都不是」。
阿裏—法拉比曾教導，人應將自身有限精力最大限度地用在與自身相關之自然事務上，而非過度地集中在造物主本身。究其原因，如同狗與人一樣，人與神並非同一等級的存在，就像狗永遠都不會明白人吃飽喝足後為什麼還要繼續思索勞作，人歸根結底也同樣不會明白上帝究竟為什麼會創造人類。
正因如此，人不必將自身所僅有之上帝所賜予的寶貴時間均用在自己永遠都不會明白的事務上，瞭解與自身所緊密相連之自然的一切更具實質意義，原因在於人首先要明白其在此環境兼創造中自己究竟是誰？反之，上帝若希望讓人得知其意指，便會通過派遣先知或創造神跡等方式讓人知曉其所希望傳達的資訊。人再怎麼研究,其所掌握的永遠都僅限於上帝所允許得知的範圍之內。相反，天地內外則是人可尋知的永恆無限，即人所能明白之僅屬於自己的現實兼事實範圍，一個造物主容許研究探盡的自然範疇。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阿裏—法拉比思想的核心並非乃反駁或否定，而是尊敬且探尋信仰之一切真理。他出生於（西元八七〇年）當時伊斯蘭世界眾城邦中擁有最大圖書館之今哈薩克突厥斯坦州所屬訛答剌，屬突厥軍事貴族（塔爾汗）之後裔，有生之年為求學走遍圖蘭（突厥斯坦）與伊朗（波斯高原和兩河流域）及羅馬（東地中海）所屬之沿線各邦，學習掌握伊斯蘭世界所屬近七十種語言，並且精通突厥、波斯、希臘與阿拉伯之四大通用語，研究領域包括哲學、數學、醫學、心理學、邏輯學、語言學、社會學、天文學、物理學、植物學、音樂學、宇宙學，其科學著作多達一百五十多種，所屬學術成果已被翻譯成包括英語、德語、法語、俄語、波斯語、拉丁語、西班牙語、希伯來語、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哈薩克語、烏茲別克語等多種語言，但一生平平淡淡且曾拒絕阿巴斯（巴格達）宮廷之哈裏發的挽留，最終在今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離世（西元九五〇年），享年八十歲，屬當今極其罕見之百科全書式多元一體型學者。
期間，阿裏—法拉比曾努力嘗試將希臘哲學與伊斯蘭相結合，但最終未能成功，其結果是穆斯林世界在當時錯過且喪失了千年一遇的文藝復興之歷史機遇，而他與其他穆斯林哲學家所遺留之手稿則為第一千年之百年後的歐洲文藝復興點燃了希望之火，為歐羅巴大陸在灰燼中重新找回自我並再度明確自我提供了歷史之根脈，即建立在古希臘哲學與古羅馬制度基礎上的嶄新之「我誰都不是，但我是。。。。。」
無論身處何境，須銘記在心的是阿裏—法拉比不僅僅是圖蘭兒女與草原子孫的自豪，更是世界文明兼全人類的驕傲，他既屬於東方也屬於西方，乃圖蘭—伊朗—羅馬之三大世界共同思想燈塔，其一生所點燃的不僅僅是他自己的求學之燈和尋理之種，而是未來無數學人的求知之火與智慧之焰，即今新哈薩克所屬之圖蘭維新與草原復興。
舊哈薩克殘餘在基礎教育領域仍根深蒂固
眾所周知，托卡耶夫總統就哈薩克改革一事曾在《突厥斯坦報》的專訪（一月五日）裏明確指出「平坦之路障礙難無」，並且強調舉國上下必須不懈努力且持續向前，不少議題尚待解決。對此，肩負歷史之重任及國家之重責的每一位哈薩克斯坦公民都須首先厘清的是，「障礙」自始至終都源自於意想不到之我們習以為常的「身邊」，而非遙不可及的遠方。
綜上所述，正當我們自認為公開或潛在之敵對勢力身處境外且仍忙於遠交近攻所需之戰略佈局時，其所屬之「特洛伊木馬」早已在「友好」與「交流」的掩護偽裝下小心翼翼且大搖大擺地潛入至滲透所需之「前哨陣地」（即新哈薩克政經改革之重點思想關鍵領域），以「有錢能使鬼推磨」為思想政治工作之方針原則，一方面在所屬領域之體制內外四處馬不停蹄地招賄見錢眼開之人及愛財如命之士，另一方面則根據自身所屬之真正任務不分晝夜地忙於剿滅永遠都無法滲透拉攏之草原愛國之人和圖蘭維新之士，進而最大限度地發揮全面顛覆所需之「裏應」與「外合」間的黏合銜接作用，即「以夷制夷」之政治思想層面上的「遠程遙控」和經濟運作層面上的「手足相殘」，以及「長驅直入」之意識形態層面上的「請君入甕」與國家安全層面上的「一網打盡」，一個建立在合情合理基礎之上的無法無天及為所欲為。
每一位看過二〇〇五年上映之《遊牧民》（Nomad：The Warrior）電影的哈薩克中學生都十分清楚，其主角埃布曼蘇爾（即阿布萊汗）在出生的那一刹那，預知「剋星」降臨的准格爾薩滿急忙向渾台吉噶爾丹策零（Galdan Tseren）表示須將對方扼殺在搖籃裏，結果是蘇丹之子所在衛隊半路遇襲，埃布曼蘇爾（Abulmansur）之母及其所屬將士無一例外全遭殺害，其本人則被及時趕到的哈薩克智者奧拉茲（Oraz）所救且成功突圍並安全送至蘇丹宮廷。正當蘇丹慶倖自身骨肉平安無事時，奧拉茲則告誡對方「萬惡之源均來自內部叛徒」。
除此之外，正值埃布曼蘇爾成年之際，噶爾丹策零之子沙爾什（Sharysh）率領准格爾軍隊再次入侵哈薩克，在攻抵突厥斯坦之前城內居民已經其唯有自己人所知之秘密通道相繼得到疏散，但在此過程當中與埃布曼蘇爾一同長大的女主角高哈爾（Gauhar）卻在緊急折返的途中被沙爾什埋伏部隊所俘獲，可見外敵的猖獗更多是因內部叛徒的無法無天與為所欲為所致。事後，聞訊高哈爾被俘的埃布曼蘇爾好友葉阿勒（Yeraly）及其本人先後各自前往救援，但均被准葛爾方面所事先得知，最終不可避免地被先後俘獲。由於兩人均不知彼此都已決定前往救援，因此准葛爾薩滿向噶爾丹策零建議組織一場一對一的廝殺，事先讓雙方均佩戴無法辨別彼此的鐵網頭盔，並且告知其只要能夠殺死對方就可獲得自由。在此「計中計」的操作下，埃布曼蘇爾不出意外地給予了葉阿勒致命的最後一擊，且在葉阿勒倒地前才意識到對方是自己的兄弟，在悲痛怒吼聲中最終結束了這場早已被預謀的手足相殘，即「局中局」。
與此同時，每一位看過二〇一三年上映之《神醫》（The Physical）電影的哈薩克大學生都更加清楚，由本·金斯利（Ben Kingsley）所扮演之阿維森納（即伊本·西納）本人雖潔廉正直，但其助手卻無比貪婪且十分險惡，乃百分百典型之內外不一的偽學者。
當不列顛人羅伯·科勒（Rob Cole）為求學歷盡千辛萬苦，輾轉萬里來到伊朗所屬伊斯法罕，僅希望能夠見阿維森納（Avicenna）本人時，其助手卻直接將他拒之門外，原因在於對方不僅沒有靠山且還身無分文。暈躺在地且奄奄一息的科勒正不知該何去何從時，一位路過的白衣長者叫人將其抬進學院並安頓救治。醒來康復後的科勒在無意間才知道那位拯救自己的素不相識之人竟是阿維森納本人，喜出望外的他請求其能夠容許自己留下並聽學請教，對此阿維森納的答復極其簡短，即在熟練掌握內容與瞭解周邊環境之前只能旁聽。欣喜若狂的科勒即使語言不通也會全程在一旁仔細聽老師的講解，當一位同學問及其是否聽得懂內容時，科勒滿懷喜悅地回復道：「暫時還不，但以後一定會。」
此後，科勒的執著努力與決心意志讓阿維森納意識到眼前這位來自遠方的異域年輕人擁有一顆絕對負責任的勇敢之心，其對真理的愛是面向全人類，毫無私心可言，既無種族之分，又無信仰之別，更無地域之異。正當阿維森納為來自五湖四海之各路學子們的理性探索、和諧共進、團結共存與遠見成就感到慶倖時，獨佔欲和虛榮心、控制欲與貪欲心、壟斷欲及妒忌心極高的助手早已神不知且鬼不覺地摘下自己那一裏外不一的偽學者面具，與唯恐天下不亂之城內顛覆主義勢力拉幫結派，需要時棄筆拔刀並劍指自院，必要時棄忠反叛且裏應外合。
必須要明白的是，在整個攻守博弈過程中，伊斯法罕既未被病毒所擊垮，也未被外敵所攻陷，而是被內部叛徒所出賣，即披著「學者」外衣的裏應外合者。誓死捍衛多元的沙赫（即國王），在面對內憂外患時，如同其先祖般選擇在外正面迎敵且最終戰死沙場。而終身守護真理的阿維森納則在此關鍵時刻一如既往地選擇拯救學子，並在最後告知科勒自己時辰已到且無重頭再來的可能，但孩子你卻可以將其繼續發揚光大，未來永遠都屬於你們，讓真理伴隨你們每一個人的足跡如同光明聖火般照耀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只要善心尚存真理終將會被善人所找到，記住在相信自己的同時一定要真心地去愛身邊的每一個人及每一個獨一存在，尤其是那些愛你且被你愛的人們。
任何一個有信仰的人都清楚，阿維森納在拯救學子的那一瞬間以身作則所救下的不僅僅是無數生命，而是永恆共存之永繼真理及永續信仰，即每一個堅信亞伯拉罕（Abraham）之神的希伯來人、基督徒與穆斯林都永遠銘記在心的真理——只要信仰始終在心，一切均可恢復原樣。同樣，哈薩克智者奧拉茲通過奮不顧身的拯救與義無反顧的教導告誡後人，財富向來都不是財富，團結才是名副其實的真正財富，貪婪與愚昧是破壞及毀滅團結的兩個必要條件，唯有理性的智慧方可防範于未然。
正因如此，智慧是賜予生命之唯一能夠被稱之為珍貴的財富，只要被擁有誰都無法將其奪走，且任何天平都無法告知其究竟有多珍貴。猶太經典之《塔木德》（Talmud）講：「智慧是財富之源。。。。。知識是永遠的財富。。。。。我們生活在同一片星空之下。。。。。拯救一條生命的人，就拯救了世界。。。。。」不應忘記，希伯來語之「塔木德」一詞其本意就是「學習、研究、教導」。
對此，中亞穆斯林也同樣代代告誡子孫：「父母若不教育自己的兒女，其行為與結果等同於犯罪，愚昧之人終將在無所事事及一無所有的狀態下步入一去不復返的行兇之道，不是偷竊他人心血，就是奪占他人所有，並最終不惜代價地實施燒殺搶掠。。。。。你若從王位跌倒，就從食糧餐飲再起，因為符合人之日常需求的技能與手藝至少可讓你免遭流離失所，東山再起也同樣指日可待。」
眾所周知，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之父乃雕刻家，為確保兒子日後能夠保有生活所需之基本，特向其傳授雕刻技藝，以便日後再無擔憂。相比之下，穆聖穆罕默德（Muhammad）自幼從商，青年時期就已學會獨立並實現了自給自足，且以誠實守信而聞名，其經歷乃伊斯蘭商業兼社會道德原則之根基核心。而耶穌（Jesus）在救贖離世之前曾是行走於民間各地的靈巧木匠，少年時期在木工工廠裏每天學習手藝和工序，賦予木料嶄新的存在價值與生命展現。
與之相比，以色列領袖摩西（Moses）身為法老之養子，自幼接受古埃及之宮廷教育，精通軍政經教之各領域相關學科，因此比任何人都清楚引領族人走向自由且牢記遵守神賜律法自始至終都並非易事。同樣，萬國之父亞伯拉罕乃手持棍杖之牧羊人，同時也是家之領袖，更是生命之守望者，即負責任的丈夫與仁慈虔誠的父親，以及忠於家人的堅實神聖支柱。
研讀伊斯蘭教之《古蘭經》（Quran）者均知，智慧乃恩賜，既是身份之源，又是解決爭議之鑰匙；智慧乃授予，是理解、總結和闡述之絕對必要前提；智慧乃經典，既是無限奧妙，又是閱覽之點點滴滴；智慧乃啟示，是過去、當下與未來之前後反思指引；智慧乃尋求，既是理智覺悟，又是前進之引領福分；智慧乃探索，是公平、公正及公義之捍衛及其創造。
細讀基督教之《聖經》（Bible）者均清，智慧是創造，產生自世間之好與壞；智慧是運用，成型於思間之精與准；智慧是秩序，產生自人間之強與弱；智慧是關係，成型於力間之明與暗；智慧是主見，產生自道間之對與錯。
精讀猶太教之《希伯來聖經》（Hebrew Bible）者均明，智慧源自奉獻，是專業技能所充沛之成就；智慧源自才幹，是祝福期望所寄託之實力；智慧源自敬畏，是冷靜專注所構築之獨一；智慧源自積累，是一分一秒所賦予之年月；智慧源自告誡，是訓誨謙卑所總結之經驗。
所以歸根結底，熄滅基礎教育所屬「智慧之燈」是境內外公開或潛在顛覆主義恐怖勢力聯手創建「舊哈薩克2.0」的關鍵先決條件兼成功之第一保障，其目的是在新哈薩克改革所屬「平坦之路」某一段設置意想不到之突如其來的「毀滅性路障」，同時又在某一側神不知且鬼不覺地安插足以徹底改寫歷史的可預測之「災難性埋伏」，一個需要時可讓國家轉型與政經改革瞬間戛然而止的「震感式地雷」，必要時又可讓圖蘭維新和草原復興徹底脫離正軌的「遙控式炸彈」，且最終更可按部就班地讓新哈薩克民主自由及強軍富國永不存在的「人禍式天坑」，即讓新哈薩克舉國上下在「教育不公」之人為操作下不知不覺地彼此相互脫離且互不相連，使年輕新生代在「舊哈薩克1.0」的殘餘陰影下對新哈薩克的未來發展與現有根基失去信心及信任，進而由內向外地逐步掏空並瓦解共和之公民信仰與民族團結，從根本上熄滅國家重生之國民希望。
基礎教育既是啟蒙之源又是愛國主義之根
總言之，教師乃毋庸置疑之世界最崇高且責任最重大的職業。對此，哈薩克著名軍事家兼「蘇聯英雄」與「哈薩克英雄」榮譽稱號獲得者莫穆什之子包爾江（Bauyrzhan Momyshuly）曾講道：「教師之所以被稱之為偉大，其根本並不在於稱謂本身，而是所屬之職責。」而被世人譽為「俄國教師之教師」的沙俄著名民主主義教育家康斯坦丁·烏申斯基（Konstantin D.Ushinsky）也曾表示，教師如神聖光芒般乃偉大之個體，並且強調教師之務表面看似普通，但實則卻是史上最為偉大的職務之一。
教師職責方面，沙俄時期莫爾達瓦裔歷史學家瓦西裏·克柳切夫斯基（Vasily O.Klyuchevsky）認為，導師乃育人之人，是將熱愛全身心投入至教育的人。相比之下，蘇聯早期擔任國民教育人民委員會委員的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Anatoly V.Lunacharsky）與教育家兼兒童文學家瓦西裏·蘇霍姆林斯基（Vasyl O.Sukhomlynsky）則分別表示「教師是向年輕新一代人獻出千年以來所有珍貴的一切，而非虛偽假信、瑕疵缺陷與殘破真病之灌輸人」，以及「教師這一職業乃人之自我認知，是人對複雜且有趣，以及由事實所充實之精神世界的探掘，而教育的藝術與技術可讓其從內心深處悟懂自身。」
毋庸置疑，若不是沙俄和蘇聯教育體系，以及起始於十九世紀之中葉的突厥世界所屬「扎吉德」（Jadid）新式教育改革運動與歐美啟蒙思想及人文主義保持一致且一脈相承，蘇聯就絕不可能在歷史之關鍵時刻以和平解體的方式退出人類之歷史舞臺。廿世界初期的阿拉什奧爾達（Alash Orda）及其所屬之民族解放運動作為該時期沙俄教育體系與突厥教育體系之結合，屬當今哈薩克斯坦國民教育之近代人文思根。阿拉什奧爾達先驅、哈薩克偉大教育家阿赫梅特·拜圖爾森諾夫（Akhmet Baitursynov）曾表明，學校的靈魂乃教師，教師何樣其所屬學校就是什麼樣，即教師若博學，其學生將可獲得更多的知識。也正因如此，學校最先需要的是善懂教授知識且具有教學方法及育人經驗的教師。
作為延續，哈薩克當代文學奠基人、著名古典文學作家、詩人、教育家兼翻譯家馬赫江·卓瑪巴耶夫（Magzhan B. Zhumabayev）則更加堅定地指出，哈薩克的命運及其未來之國民何去何從完全取決於教學本身，即學校發展之未來。若我們所建之學校潔廉、夯實且與哈薩克未來根基始終一致，則可為這一未來不懈奮鬥。對此，蘇聯時期哈薩克著名作家薩比特·穆卡諾夫（Sabit Mukanov）同樣表示，教師這一稱謂極其神聖，而等同於這一職位的從業者必須被要求律己潔廉。究其原因，唯獨教師方可使國家與民眾遠離愚昧。
托卡耶夫總統在出席題為「教育的未來：正直公民與專業人才」之全國教育工作者八月會議期間引用近代哈薩克教育家易卜拉欣·阿爾騰薩林（Ybyrai Altynsarin）所講之「我最看重的是優秀教師」，強調教師是民族的燈塔，是塑造國家未來的關鍵力量，即國家的明天取決於教師，教師在社會中的地位應當至高無上。
總統上述令人不禁想起被列寧（Vladimir Lenin）稱之為「全俄大家長」的米哈伊爾·加里寧（Mikhail I.Kalinin）及其所言之「本人希望我們的年輕人能夠閱讀古代哲學家之著作。在此，他們能夠感知到自古學生是如何尊敬自己的導師。」
回想過去，人人都清楚的是，曾師從古希臘著名學者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以其雄才大略，自西向東橫掃並連接歐亞所屬之古老東西兩大文明的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生前表示：「我欠導師的不少於欠父親的，父親賦予我生命，而亞里斯多德則教授了我有關如何美好生活的知識。。。。。其本人所擁有之威望與榮耀越是至高無上，越是表明我欠導師亞里斯多德終身且永遠。」
對此，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Cicero）也曾指出：「教育方面，相較于學生，教師之所知所做更為重要。但由此所產生之學生所知所做比教師更加重要，而這就是評價教師的標準所在。」古希臘最後一位哲學大家波愛修斯（Boethius）在總結教師職責過程中以濃縮的方式給予其更為簡易的事實，即「所有的教師都是曾經的學生」。
而被稱之為僅次於亞里斯多德之「世界第二導師」的阿裏—法拉比（Abu Nasr Al-Farabi）則如此評價且定義：「導師。。。。。瞭解、目睹、聞知世間之一切，無一例外均牢牢深記於心，且從不忘卻。。。。。敏銳且富有遠見的智慧擁有者。。。。。言辭犀利、愛文尊藝、安分知足、品德高尚、為人正直，無論對誰都始終公平相待，不分生熟。。。。。為民從事的不是善就是好。。。。。應當乃不知恐懼與畏懼為何物之勇敢之人。」
綜上所述，亞歷山大大帝的師生情懷第一讓人聯想到的是美國作家阿爾伯特·哈伯德（Elbert Green Hubbard）所講之「能夠讓自己的學生在勤奮道路上探尋到快樂的老師應被授予最高榮譽」；第二讓人回想到的是哈薩克藝術家塞爾克·科扎穆洛夫（Serke Kozhamkulov）所指之「直至今日，每當我聽到老師這一偉大稱謂時，依舊感覺自己仍是老師的學生」；第三讓人感想到的是蘇聯國家級獎項獲得者易卜拉欣·扎卡耶夫（Ybyrai Zhakaev）所說之「沒有學子的導師如同無法扭動的音樂盒般永無聲響」；第四讓人反想到的是義大利文藝復興三傑之一列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所述之「從未打算超越自己導師的學生乃可憐之人」；第五讓人觸想到的是法國啟蒙思想家德尼·狄德羅 （Denis Diderot）所問之「我們能夠從好的導師身上望尋何等特質？對自己所教授之課程的深層瞭解，以及公正且敏感之內心世界」；第六讓人覺想到的是德意志科學家格奧爾格·利希騰貝格（George Christoph Lichtenberg）所定之「自然所灌入的是母奶，教師所授進的是精神」；第七讓人意想到的是啟蒙時代法國哲學家兼教育家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倡之「充當教師既是對自身時間運用的苛刻，又是對他人未來幸福的重視與珍惜」；第八讓人連想到的是德意志思想家兼教學改革之先驅弗裏德里希·第斯多惠（Friedrich Adolph Wilhelm Diesterweg）所闡之「差老師只會反復講述呈現在眼前的現實，好老師則是教會學生如何從中尋找事實」；第九讓人展想到是著名英國教育家威廉·沃德（William Ward）所解之「普通教師只懂得通知，優秀教師精通講解，完美教師善於呈現，偉大教師給予享受」；第十讓人念想到是俄國偉大文學家兼思想家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所敘之「熱愛自身之責者乃眾所周知之好老師。若教師對學生的愛如同自己對父母的愛，就等同于其功德遠高於那些僅懂得讀萬卷書，但卻不懂得深愛自己學生的教師。同樣，能夠將自身所屬之己任與對學子之厚愛連為一體的教師，堪稱英明之師。」
新舊哈薩克之健苗殘根乃水火不容之現實
有關教師職責方面，托卡耶夫總統額外強調，教育必須與品德培養相結合，學校不僅要傳授知識，還要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培養誠實、勤奮、守法、愛國的品質。當今世界正步入技術之飛速發展的新階段，人工智慧與創新將決定國家未來之競爭力。有鑒於此，哈薩克斯坦必須加快教育體系之數位化轉型，在普及電子教材和互動教學設備的同時，讓所有學生平等使用數位化學習資源，並且在早期階段引入人工智慧課程，以便快速且高品質培養未來之具有高競爭能力的國際人才。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僅時隔不到半年，阿拉木圖市第九十五理科中學化學教師之阿裏—法拉比哈薩克國立大學化學學院一九八三年級校友塔季楊娜·別洛烏索娃（Tatyana Beloussova）於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成功入選今年度全球教師獎（Global Teacher Prize）之全球五十位最佳教師之列，進而成為躋身這一享有「諾貝爾教育獎」之稱國際權威賽事的第三位哈薩克斯坦公民，其決賽將於今年二月一日至五日期間在迪拜舉行。
對此，托卡耶夫總統特別祝賀且在其信中指出，這是對塔季楊娜·別洛烏索娃女士多年來對青少年教育事業及其在傳授先進知識和培養學生方面所作出之貢獻的充分肯定兼高度評價。哈薩克斯坦的目標是建設智慧型國家，因此舉國上下將一如既往地致力於提升教師之社會地位，為教師群體提供全方位之一切支援。
可見，教師唯有在不間斷提高自身智慧的前提下才能被稱之為教師。反之，伴隨學習與探尋的終結，教師也將隨之不復存在（Konstantin D.Ushinsky）。因此本質上，正如俄國著名全才之元素週期律奠基人德米特裏·門捷列夫（Dmitri I.Mendeleev）所言，若不給予教師信任，教學終將無法給予該給予的成果。唯有熱愛且熟練掌握科學知識的教師，才能給予學生深遠且富有成效的影響。而教師的所有驕傲都是源自于學生本身，即自己所播種的果實。換言之，好的老師重于一切，因為教師是學校的心臟（Ybyrai Altynsarin）。
事實上，當我們將目光聚焦在本國之國際成果時，永遠都不應忘記的是，陽光照射之處除明亮一面外，還有看似鮮為人知但實則卻眾所周知的暗黑一面，即與法制之公平、公正、公開、透明截然相反的教育犯罪。哈薩克國際通訊社（Kazinform）於今年一月三十日援引阿克托別市第二法院新聞處消息報導，該市某一學校教師致使兩位學生相信其可在全國統一考試期間提供幫助，即獲取最基本之臨界分數。根據援引之法院公開內容，該校教師表示可助其通過全國統一考試，每一分數之價格乃七千堅戈（約十四美元），滿八十分共需五十六萬堅戈（約一千一百廿美元）。開庭期間，被告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依照哈薩克斯坦刑法第一百九十條第三款第三項之相關規定被認定為有罪，判處三年六個月有期徒刑。根據《關於在哈薩克斯坦憲法頒佈卅周年之際實施特赦》法案，其刑期將縮減三分之一，即減至兩年四個月。
除此之外，哈薩克國際通訊社還報導指出，該教師三年之內不得再從事原職工作，法庭判決已生效。反觀以往，參加今年一月之全國統一考試的學生總數約九萬人，僅在開考之最初兩周時間裏已登記之違紀高達一百七十三起，共有一百零八名考生因嘗試攜帶智慧手機及紙抄等其他違禁物品進入考場而被取消考生資格。
由此看出，伴隨新哈薩克一併發展的除公正、公平、公開且透明之「潔廉哈薩克」和「公正哈薩克」外，還有上述冰山一角之無數一角所構成，並與新哈薩克所屬「正直公民」及「誠實公民」截然相反且相違背的「舊哈薩克2.0」。面對這一日益嚴峻的威脅，新哈薩克公民首先要銘記在心的是，教師之最核心責任乃教育學子如何做人（Mikhail I.Kalinin），而人之仁愛與品德則均自好的教師（Abay Kunanbayev）。教師若德高望重，其影響將永遠伴隨學子終身。正因如此，教師要時刻自我監督，使其成為世間之獨一無二，即行為舉止方面均無可挑剔（Mikhail I.Kalinin）。
與此同時，新哈薩克更不應忘記的是，教師對學生的影響不止限於自身內在學識，而是包括行為舉止及穿著打扮在內的一切外在呈現（Malik Gabdullin）。當教師在以自己的方式教育他人時，其自己也早已接受了同等的教育（Seneca）。所以每一位教師都應被告誡的是，請不要熄滅孩子們對知識的要求之焰、渴望之燈和熱衷之種。究其原因，源自於耕耘的喜悅是點燃勤思者之自豪感的唯一熱源（Vasyl O.Sukhomlynsky）。
再公正乃確保基教領域之潔淨的唯一保障
有關教育品質方面，托卡耶夫總統早在去年八月十五日所召開之會議中就曾特別指出，哈薩克全境自二〇二五年起將全面推行統一之「正直公民」道德教育課程，其涵蓋範圍包括公立與私立學校，且建議日後納入至師範院校之總體課程當中，即構建學校、家庭、國家之三方協作的教育體系，並以勤勞為核心價值引領青少年遠離懶惰與依賴心理。而在此過程當中，共和國境內各校均應成為絕對安全場所，杜絕校園霸淩、暴力和任何形式的侵害。不僅如此，哈薩克社會作為整體須共同防範青少年吸毒、賭博、家庭暴力、欺淩等社會問題，且在提升學生判斷性思維能力的同時，幫助其在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環境中懂得辨別虛假和要害資訊。
為強調且強化教育部及教師在社會構建之良好法制文化方面所發揮特殊作用，托卡耶夫總統在去年十月一日之教師節當天曾表示，教師是教育和知識的源泉，任何社會之完善及文明均取決於所屬之教師的態度，即一個尊重教師的國家將擁有一代更智慧且更光明之未來。當今時代變革中，除了優質教育外，自覺教育也同樣尤為重要，國家、學校和家庭都應平等地參與其中。正因如此，「誠實公民」教育計畫自二〇二五年起被納入至基礎教育之體系，其主要目標是向年輕一代灌輸民族價值觀，並培養所屬之愛國精神。究其原因，「法制與秩序」原則乃國家之政策主導，其相關之正義、法律及秩序原則應從學校開啟建立，唯有如此方可創造出一個真正安全且強大公正的哈薩克斯坦，即年輕一代發展所需之和諧未來。
獨立前後出生之每一位哈薩克斯坦公民都清楚，基礎教育領域之舊哈薩克思想成型于蘇聯解體前後之近三十年經濟全球化演變進程，其邏輯是建立在「以權為基」和「以財為根」的原則之上，不僅與近代沙俄式或突厥式人文教育之理念相差甚遠，且還與當今新哈薩克之「以憲為基」、「以人為本」、「以法為教」、「以民為本」、「以國為根」和「以教為本」格格不入，堪稱舊哈薩克時期的「百害之毒蟒」，即足以讓新哈薩克長期經濟麻痹且政治癱瘓的「百弊之蛇毒」。
毋庸置疑，基礎教育領域之「舊哈薩克1.0」的最大特徵在於其思維邏輯及其相對之行為舉止，而非人本身。但由於人（即教育領域工作者）是該思維邏輯的實際或潛在承載方兼傳遞方，因此需要額外注意。當問起學校所屬舊哈薩克式教師之特徵時，其最具現實意義的回復是「三六九等」，即分別由高官子女不可觸、大家子女不可碰、顯貴子女不可惹、自家子女須保駕、親朋子女須照顧、同僚子女須護航、公務員子女必深交、平凡者子女必高求和經商者子女必長聯所構成之「九等學生觀」。
我們要知道，當前哈薩克斯坦基礎教育領域所面臨的最核心問題就是學生、老師與家長之間的三角關係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形式上的穩定或平衡，彼此間的關係不是「劍拔弩張」就是「親如一家」。其中，學生與老師，以及老師與家長之間的關係最為複雜且難調。原因在於，無論是學生還是家長，其心目中那源自于蘇聯時期父輩或祖輩的「老師」所屬正面形象早已蕩然無存，不少老師在「金權大於智慧」腐蝕下早已不再是原先那無私、公平且公正的慈母或仁父，相反在持續不斷的誘惑下逐步變成了「願為金財常推磨的鬼」，導致新式教師難以自我展現。
讓我們公民自己想一想，一個目睹行賄長大的學生，日後會如何向自己的子女闡述其人生所屬之「老師」？一方面聽從父母闡述，另一方面又再度目睹行賄成長的二代學生難道會將「老師」視之為應當被尊重的偉大存在嗎？總言之，我們無法否認的是，在此背景下無論是行賄的學生或家長，還是未曾行賄的學生或家長，雙方都不可能視「老師」為至高無上，因為前者早已「高高在上」，而後者也即將要「高高在上」。我們要明白的是，舊哈薩克時期「老師」這一概念早已個人化，沒有人會將一所學校的所有老師視為統一之整體，相反只會以人名稱呼的方式對其實施分割辨別。
辨別方面，為明確新舊哈薩克教師之彼此間的不同，第一要看對方（即中小學校長與教導員在內之所有教師群體或個人）之視人態度，第二要觀對方之教導方式，第三要察對方之表述自評，第四要探對方之慣習理念，第五要盯對方之實際操作，第六要望對方之平衡傾向，第七要審對方之言行邏輯，否則一切都如同霧裏看花，不是是非難分，就是利弊難判。
視人態度方面，眾所周知，「老師不像老師」是舊哈薩克時期基礎教育領域之最大特徵，即財大氣粗。對於那些堅持「以財為根」的舊式教師而言，同時充當班主任、教導員及授課老師是實現自我轉型之「以權為本」的關鍵所在，唯有「權」才能確保「財」乃穩定之物，以及有「本」才能確保「根」不會被拔。受此影響，舊式老師看待學生與家長的視角乃非對等型，即一邊倒式的上下絕對型「我問你答」，而非三邊對等式的平行相對型「互問互詢」。
教導方式方面，舊式老師自有其符合現實情況的「雙標準」。若是明文規定，舊式老師一定會遵循「他令剃發，我定砍頭」這一「寧可錯殺，也不錯放」的原則。原因在於，無論是「財」還是「權」都是取之不易，乃長期積累之成果，絕不容許任何形式的馬虎或意想不到。相反，若是無文潛規，舊式老師也同樣會實施符合自身長久或至少是七年利益的「內部雙標」，即建立在有錢能使鬼推磨基礎之上的「順我者昌」與無錢必將倒大黴的「逆我者亡」。
表述自評方面，舊式教師向來都額外重視自己的工齡及當前職稱。對舊式教師而言，強調自身工齡的目的並不是僅彰顯其專業性，而是告知對方「我比你懂得什麼是叫做教育」，以及「既不要對我有絲毫懷疑，更不得對我有一丁點的質疑」。在自我評述過程當中，若家長方面提出正中要害的疑問或反駁，舊式老師一般都不會忙於解答，而是病態式地進一步強化自己的教師立場與經驗資格，潛意識地告知對方應適可而止，自己始終都是毋庸置疑的。
慣習理念方面，舊式教師執著于「表面工程」及「直面達標」。相較于其他重視科目培養的老師，典型舊式教師更著重于形式上的「完美無缺」與「無可挑剔」，其思維核心就是「只要長期不出事，其慣例就可長期延用」，領導對學校的瞬間印象要遠重于學生或其家長對學校的長期觀察。在此思維模式下，與其說是「育人千日，舉人一時」，倒不如論其為「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一個以上層定期視察與全國統考結果為最終驗證標準的「周而復始」。
實際操作方面，舊式教師慣于「大事化小」與「小事化無」。準確講，舊式教師最忌諱的就是將早已習以為常之內部事務對外公開化。換言之，舊式教師向來都不善於解決問題，且不懂得如何挖掘問題、遏止問題、預防問題、根除問題。相反，舊式教師最懂得的是掩蓋問題、壓制問題、擺脫問題和轉移問題，即通過內外同步施壓的方式讓相關者保持沉默，以及讓問題持有者離開所屬學校與私下一對一解決相關棘手事宜，或改變問題之原先本質。
平衡傾向方面，舊式教師口中的「人人平等」往往都等同於與之相反的「人人不平等」，其所謂「平衡」本質上就是人人皆知的「嚴重失衡」，一個什麼都均取決於教師與家長之間的雙邊關係，而非學生、教師及家長之間的三角平衡。需要承認的是，舊式教師所需求的「平衡」是本質上就根本不復存在的平衡，因為平衡早在多點並行式傾斜過程中就已名存實亡，而所謂的「平衡」實質上就是從失衡中象徵性地製造海市蜃樓般的短期新失衡型「再平衡」。
言行邏輯方面，舊式教師乍聽仿佛句句有理且可循可遵，但若仔細一聽就可明白其思維邏輯就是「教師不負任何責任」。若老師與學生之間存在問題，那其所屬之責任不是在學生身上就是在家長身上，教師對任何事務的責任程度都是有限的，家長作為監護人自始至終都要承擔主要責任，尤其是學生放學回家後其教學責任均歸家長所有。教師對學生的責任完全是依照法律或校規所定，無任何形式之額外道德人文義務，且其時間也同樣僅限於上課期間。
總體而言，當某一家長或其學生之親屬向教師反映班裏存在某種程度之霸淩時，若教師或教導員的答復乃「我只保護學生兩年，之後完全由學生自己解決」，就可明確肯定此並非教師所應有的思維某事，而是「黑社會」所獨有之「保護費邏輯法」。換言之，學生在校之未來安全得不到校方的任何保障，相反整日都生活在可知且與日俱增的巨大隱患當中。
必須要明白的是，霸淩不僅僅存在于學生與學生之間，更多情況下教師本身才是製造霸淩的始作俑者。第一原因在於，為了日後升遷對眼前發生的一切保持睜一隻眼且閉一隻眼的態度，致使實施霸淩的學生更加明目張膽。第二原因在於，自己所屬之不可揭發的獨特「教導經驗」，致使被霸淩學生在遭受霸淩過程當中更加被動且更加孤立，一切現實存在均如同理所當然，進而讓學生群體誤以為「不出人命的軟性霸淩或不公開於眾的硬性霸淩」都是在可容許的範圍之內。第三原因在於，舊式教師所遵循之「三六九等」讓本就打算靠自身努力與個人能力捍衛尊嚴的學生更加無望，因為在此特殊「等級制度」下參加奧賽的學生向來都是同一批人，自身努力和個人能力不是被最高三級所永久壓下，就是被其他各級所逐一擠壓，致使學生無論是心理上還是身體上都遭受難以表言的巨大無形壓力，而造成這一惡果的不是學生或其家長，而是將自己包裝成「無形之手」的舊式教師本身。
反問，教師是如何成為霸淩之始作俑者？原因極其簡單，即權力的過度集中與職位的長期不變。當一位教師既是教導員，又是班主任，且同時還是某一科目教師時，其所屬班級家長群就會瞬間分化為兩類群體，即蜂擁而上的「蜂類家長」及按部就班的「蟻類家長」，前者呼風喚雨，後者不聞不問，即積極與消極之兩種極端。而長期在某一地就職極易造成「根深蒂固」這一日後難以真正解決的弊端，校內彼此之關係不是最低限度的「官官相護」，就是天知我知與地知你知間的「命運共同體」。
對此，其最佳解決方案就是首先將教導員、班主任及科目教師這三類職務進行明確切割，如此一來僅身為教導員的教師就無法將自身所屬之與工作無關的利益最大化，而僅身為班主任的教師也無法進一步擁有可創造與自身工作無關之額外利益，同樣之僅身為科目教師的老師日後也只能將自身注意力全盤集中在授課這一神聖職責上，安分守己且互不相連，即從根本上消除「蜂類家長」對三位一體式教師的依賴。
否則，「蟻類家長」之子女在校憲法所賦予之權益將會持續被踐踏。例如，即使參加奧賽並在市所屬之區賽中得以晉級且繼續積極參加市級奧賽後仍無法得到校方所應給予之相關名次證書（市區賽）兼感謝信（市總賽）。對此，教育部必須給予高度重視，必須明確整個流程究竟是何等操作，參賽學生既不清楚自己為何得不到，但其他學生卻可第一時間得到，又不明白反復詢問之後為何仍依舊置之不理。須明確的是，這一情況往往都不是偶然現象，而是源自於舊哈薩克時期的習慣性操作，一個可以動搖新哈薩克根基及青年一代對國家改革之未來信心的餘毒慣性。
正因如此，教育部必須對奧賽選拔機制實施深層次地革新，但在此之前必須對學校之教務領域進行調改，將其相關負責人盡可能地縮減至兩人，將所屬之責任進一步明確且集中，並與班主任及科目教師兩職徹底脫鉤。與此同時，校長一職任期在改革之關鍵時刻應僅限於兩年，唯有敢於揭開問題，以及成功解決問題、根除問題、杜絕問題和防範問題的校長方可再連任兩年，並且對教導員一職也設年限，並委派其前往其他學校進行長期之經驗學習，以便加強對各不同校區間的彼此瞭解，期間則讓年輕一代暫時頂替其職位，強化新舊更替之上下融合，為年輕一代老師立足教育提供必要之先決條件。
而在奧賽方面，教育部應讓各校獨立或各區統一設立相關網頁，讓學生及其家長事先得知每年所定期舉辦之賽事時間與具體內容，並且在賽後得知獲獎人員名單與分數排名，避免學生與家長自始至終不是蒙在鼓裏，就是不知所措，一切都必須符合憲法規定之公開、公正、公平且透明。
與此同時，奧賽選拔也同樣必須遵循且符合憲法之規定，無論是校賽還是區賽或是市賽，其學生參賽最終結果必須得以公開，學生有權得知自己究竟是在哪些題目上犯了錯，及其遠優秀於自己的究竟是誰，以免出現「參賽是為了替他人填寫考卷」等難以想像之不可能現象。
在此過程當中，奧賽科目提名權應由學校教導員轉移至如同躋身全球五十強之塔季楊娜·別洛烏索娃般極其優秀的各科目老師手中，進而獨立決定，否則該飛的雄鷹與喜鵲不是被刻意關進「牢籠」，就是被有意送進「動物園」裏整日象徵性地低空飛行。我們要明白的是，當前要注重的並非是塔季楊娜老師是哪所大學之校友，或每年是誰將再次躋身世界五十強，而是那麼多阿裏—法拉比哈薩克國立大學校友當中為什麼偏偏是塔季楊娜老師能夠躋身世界五十強，何等經歷讓塔季楊娜老師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何等教育與夢想或理念讓其終身不忘其自身使命與職責，究竟是阿拉木圖市第九十五理科中學造就了今天的塔季楊娜老師，還是截然相反之塔季楊娜老師首先選擇了這一締造當今之我的阿拉木圖市第九十五理科中學。
教育部還須注意的是，最大限度地避免各校成為「國中之國」，教育領域相關之條文必須明確，以免當中某一條款成為家長與校方之間的鴻溝。僅以校服為例，任何一所學校校長從根本上均不可徹底要求其女學生一年四季都必須穿連體裙（即薩拉凡），更不可根據某一條文之「模糊部分」為其尋求立足點或合法性，原因在於這並非法律法規之事，而是常理人性之事。歸根結底，教育部相關之規定條文裏並無明確指出「薩拉凡乃唯一之合法規定校服」，且在解釋一事校長也需注重一下自己的言辭，人的表述是需要科學且理性的邏輯性，城市與城市或地區與地區間的氣候差別不應成為自己理直氣壯的依據，哈薩克斯坦境內向來都沒有無冬季的區域，冬天畢竟是冬天，嚴寒永遠都是嚴寒，孩子們的健康應該是排名第一，不是說不可以穿連體裙，而是須對其設定明確的時間表，即除最為寒冷的十二月、一月和二月初外均可接受。
不僅如此，在與家長交換意見時，還希望在本校的工作人員能夠瞭解一下自己所屬校區建築設計之規劃藍圖，請不要將小小一間體育課更衣室描述為可供全校學生在同一時間（早上第一節課或放學期間）共用的空間，學生們高峰期時連更換鞋子的位置都不易找到時，誰還會前往更衣室去更換校服，更何況那裏本就有正準備上下課的體育課生。作為教師，無論是校長還是其他工作人員，都應該明白學生體質不同，一切都應以人為本，且條文解釋權無論何時都始終歸教育部所屬，學校校規不可淩駕於憲法之上。
與此同時，學校在解釋某一決定時不應隨意使用「外國經驗」一詞，因為一旦使用就必須明確其何等「外國經驗」。眾所周知，所謂「外國經驗」在不嚴謹的情況下大多是指「走馬觀花」，原因在於嚴謹者是不會隨便使用，一切都必須通過考察與研究，以及反復對照及驗證後才能得出最終結果，因此需要在此方面慎重且絕不可信口開河。
相比之下，最為嚴重的則是基礎教育領域之國安問題。若出現某一學校老師作為第一方在未經所有家長之一致同意下帶領班級學生前往鄰近之第三方建築內，參加與所屬學校課程互不相干之第三方外國非盈利機構或文化組織所屬之活動時，就意味著國家安全可能已經出現了巨大的漏洞，急需強力部門的介入調查，並依照新憲法內容對其相關機構或組織擬定新文且重定另簽。究其原因，基礎教育之科文與高等教育之學術早已成為境外顛覆主義之敵對勢力的主要滲透目標，而舊哈薩克殘餘則是其主要滲透及拉攏之裏應外合對象，在此領域若一錯將註定必會再錯，應勿忘新哈薩克改革大業重於泰山，此乃絕不可逾越之安全紅線。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寄生是為百年乃至萬年後的新顛覆埋下伏筆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哈薩克歐亞國際關係學者，經濟學碩士兼社會學博士，曾任阿裏—法拉比哈薩克國立大學經濟與商業高等學院經濟系高級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