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內，中國將超越美國？：《躁動的帝國》選摘（1）

二十一世紀開始之際，中國正愈加朝全球事務的中心移動。身為全世界人口最多、面積也名列前茅的國家，即使它在歷史上也曾有罕見地衰弱、分裂或貧窮的時期，中國仍一向受到各方矚目。今天，許多中國人和外國人相信中國已走出相當無力的時期，集聚了不尋常的國際力量。經常有人預測，中國將在二十年內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社會科學院預估，屆時中國將是世界科技重鎮，將消除其十五億多人口的貧窮問題，並將預期壽命提升到八十歲。但同時也有人，尤其是鄰近國家，深怕中國將加強軍事力量以逼迫鄰國服從它的意志。

然而，即使中國經濟在過去三十年大幅成長，但我們從歷史上仍可看到，中國要通往的未來可能不像若干專家所認為的那般平順。在共產黨統治時期，以及中國更深層的歷史時期（在帝國與專制統治者之下數百年的獨特發展）都留下了極深的歷史裂隙，未來的領導人必須小心謹慎才能達到他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目標。在今天狂熱追求進步的表面底下，有些暗流和斷層可能把中國帶離我們目前追求的方向。這些其他道路對中國及世界而言或許是正面，或許是負面，誰也不敢斷言。但是鑑於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已經取得的重要地位，我們姑且不談不利的那一面。

這些因素有些要歸結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些則與它無關。中國和許多鄰國的關係、和美國的關係，乃至於中國人民的信念和世界觀、中國組織其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方式，以及它的經濟和資源需求，在在攸關我們了解它的軌跡。但是，中國和世界的界線並非一直清晰可見。在內與外之間的交會處，存在著一些中國精神地圖上最為重要的部分，例如國界、僑居外國人口、種族、貿易和思想交流。談到大國時，當你湊近一瞧，其邊界往往模糊不清。當內與外的分界淡化，剩下的中國就是跨國的、甚至全球性質的中國。

如果說邊境上的界線是模糊的，那麼時間的劃分恐怕更加模糊。往日鮮明鐫刻在中國的精神地圖上，決定了中國今天絕大多數的做法。因此歷史對中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影響遠比我所知的其他文明來得更直接。今天，這些東西很少是公式化的，因為中國人未必會拿過去的事件和目前的事件做鮮明的對比。例如說，在當今世代，很少有中國人在省思當前國際局勢時，會去想到戰國時期（西元前四七五年至西元前二二一年）的事件。但是他們有關「義」、行為準則、看待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這一類觀念，卻是在好幾百年前就已形成。雖然我們不可能依據這個過去預測中國的未來，但我們卻必須了解它們，看待將來時至少有些指引。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習近平真的想見蔡英文嗎？ ｜ 更多文章 ）

本書試圖對中國過去二百五十年的對外關係做一簡明綜覽，但在一開頭，先簡略談談更久遠的過去之遺緒，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我們首先必須處理一個「大哉問」：我們在這裡討論的「中國」，在歷史地理和文化上，究竟指涉的是什麼？坦白講，我愈是研究中國，愈難以捉摸其定義。過去二千年，中國是個帝國，不是個國家，而且是個非常開放、邊界非常不固定的帝國。它的居民，直到近年，都是以他們所屬的文化做界定，而非以外表長相或先祖來界定。能讀、能寫漢字（但未必要能說朝廷流行的官話）是這個文化的關鍵，不論他們是外國人、奴隸、農民、女性或被征服的部落，能通漢字即在「內部」，不通漢字即在「外部」，或至多在邊陲。

或許由於中國人的文化精英主義，國家一直是他們最關懷的重心。哈佛大學歷史學者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正確地提醒我們，別認為當代中國的一切都源自過去。他說：「中國文化最顯著的一項特色，或許就是政治秩序被視為中心，分量極重。」認同國家，並盡可能地為之效勞，是中國人二千年來的圭臬。即使不斷企圖躲避國家機器的人（不論是十世紀的佛教徒，或是二十世紀的無政府主義者）也必須與政治秩序對抗。走遍全世界，你都看不到這樣井然的秩序，包括俄羅斯或中國的亞洲鄰國，前者有一套自己的尊崇國家的思維，後者則全都接受一部分中國人的國家觀念。

中國發源於黃河流域，起先有許多小邦，集體自稱「中國」。漢朝有個大一統的帝國，國祚從西元前二〇六年至西元二二六年，大約相當於西方的羅馬帝國時期。中國的核心部分一向面朝東方，望向黃海，即使一千至一千二百年前的唐朝、宋朝把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完全納入版圖後，也沒有改變其核心。我總是用一幅凹凸起伏的地圖向學生解說中國如何從設在東部的首都看待帝國本身。帝國的西陲是高山和沙漠。西南最富庶的四川省，也只能從東側狹窄的山隘進入。南方非常遙遠，必須跨越大川、跋涉河谷。北方則有數不清的敵人，即使帝國擴張到北方，也仍會威脅到中國內部的強大族裔團體。所以，除了少數例外，權力中心留在東方，許多朝代都把都城設在黃河附近。十四世紀以降，政治中心就在東北方的北京和長江畔的南京之間移動。本質上，中國背倚歐亞大陸中部，這個方向對中國的對外關係有極大的影響。

以上就是一般對中國的概述，不過我個人認為：中國既是一種文化、一個國家，也是地理核心；環繞著它的認同、疆界與宗旨，長久以來不斷變動與調整。的確，中國的概念之所以能綿延長久，原因之一或許就是它的不定形和具有爭議性。每一代中國人都在掙扎著，既要賦予它與自身世代相關的意義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同時又要從既往的歷史中汲取意義。在過去二百五十年中，國家、儒家文化與地理等深刻的歷史遺緒，都出現在界定中國及賦予中國人方向感的重要名詞之爭中。

「義」（Justice）的概念即是一個重要詞語，它是影響漢朝初年以來中國政策的關鍵儒家思想。在大哲孔子（西元前五五一年至西元前四七九年）以及和他時代相當的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心目中，「義」即是家庭之內、國家之內，以及國與國間適當、和諧的關係。根據儒家傳統，統治者的誠信比任何形式的程序正義更重要。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今天的中國人認為過去二百年外界對中國「不義」，這股委屈一直是中國國際事務的主軸。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習近平真的想見蔡英文嗎？ ｜ 更多文章 ）

規則和儀禮是中國許多思想系統（不僅限於儒家思想）中重要的部分。這些規則是由中國精英為自己制訂，用以規範在他們底下的人。這些概念大部分清楚地界定出階層，也訂出社會各階層成員相互的責任與義務。十九世紀世界大變化之際，許多中國人認為，他們被迫要加入以西方為首的國際新社會，其紊亂大於規律。追尋國際事務的通則因而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主幹，即使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很容易接受對他們有利的規則，而不願接受不利於己的規則。

一種自居中央的意識也是中國人思維極重要的成分。中國的鄰國自古以來接受中國文化的成分，也確立了中國一向居於宇宙中心的哲學。伴隨著中國在東亞居於最重要角色的信念，出現一種責任意識：中國是東亞區域不可或缺的大國。由於這個原因，有些中國人發現自己很難了解另一種不同的世界觀。這裡頭有些諷刺，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時候都能開放接受外來思想，卻仍堅持認為中國思想可以絕對普遍地適用於天下。這源於一個人自我中心的信念與心胸狹隘、不知寬容，因此在中國歷史最關鍵的時刻，成了阻撓外交事務的障礙。

在思考中國外交政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時，千萬記住「義」、規則和中心意識這三個重要概念。但是，這三個概念只是種宏觀的看待方式，而非具體的準則。雖然中國的書寫傳統可以有助我們了解這些概念，但是，若是以為研讀《孫子兵法》（西元前六世紀的一本重要著作）就可以更明白中國在今天的戰爭或衝突中會怎麼做，是非常牽強的見解。今天的中國人，不論他們背景如何，絕對不會靠研讀古籍來訂定個人優先目標，抑或國家 and 國際事務的優先目標，這和今天的歐美人士不會先研讀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才做決定，如出一轍。但長久發展出來並經過試驗過的社會、文化概念，一定會影響他們關心的事務，並且有助於人民覺得自己的國家應當如何作為。

＊作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挪威歷史學家，現居美國康乃迪克州紐黑文，主要研究冷戰史和當代東亞史。現為耶魯大學歷史和全球事務伊利胡（Elihu）講座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 躁動的帝國：從清帝國的普世主義，到中國的民族主義，一部250年的中國對外關係史》（2026年修訂三版，八旗文化）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習近平真的想見蔡英文嗎？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