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於獨裁政體下蒐集的資料必須很小心，但某些一般趨勢很明顯。年輕人比起上年歲的人更覺得受到外在世界的威脅。近來有一項民調，將近三分之二的十八歲至二十四歲受訪者一致認為，美國構成威脅，但是五十五歲以上的受訪者只有三分之一有同感。男性以及教育程度高的人比較認為美國人（和日本人、印度人）構成威脅。然而，所有的受訪者都一致認為氣候變遷、水或糧食匱乏等全球現象，比起任何外國軍事力量都更具威脅。被問到為什麼認為美國對中國構成威脅這個問題時，整個樣本都答說，美國可能尋求限制中國在全球影響力上升；在兩岸爭端中，美國可能會和台灣站在同一邊；以及美國的軍力比中國強大。
對於中國在國際舞台未來地位悲觀的人，著重在它的民族主義高漲，但是抱持比較樂觀看法的人則指出另一股相反的潮流。他們認為，中國的利益和方向與國際法的發展，以及國際事務的和諧和平衡，有密切關聯。若想建立一個有組織的國際社會，能夠接納中國向全球擴張經濟，其理念在中國歷史上的根源，比起當前的民族主義來得更深遠。我們很驚訝地發現，中國的外交政策分析家和外交官員在形容他們所追求的國際事務行為時，竟然頻頻使用「國際社會」這個字詞。很有影響力的北京大學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緝思主張：「中國若能向國際社會提供更多的共同善意、並與其他國家分享更多的價值，將更吻合其利益。」但是，王緝思一定也會率先同意，唯有丟掉中國通向現代性有一條「特殊道路」的觀念，以及外國人天生就敵視中國崛起的想法，這才會有可能。
有些熟諳歷史的評論家認為，亞洲、或至少是東亞，正在回到本書開始所存在的國際體系：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其他國家都順服接受中國的權力象徵。即使二百五十年前的情勢與今天的情勢有相似的地方，我也不認為會是如此。中國毫無疑問已經是本區域的中心大國和經濟強權，將定義至少未來兩個世代的亞洲的成長。但是，除非在極端危機下，它不可能輕易就讓別人接受它的意志。我們已經看到（這一點和一般的普遍看法大相逕庭）即使在乾隆皇帝時期，也沒有一套固定的朝覲制度，中國可透過它控制周邊國家。今天中國若試圖主宰及控制其鄰國，將面臨難以克服的障礙。今天的中國，民族主義掛帥，不是普世主義當家。中國今天的民族主義和本區域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相互較勁，但就各國國內的意識形態而言，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和中國的民族主義皆同樣強大，只要想想朝鮮或越南的狀況，就可見其一斑。而美國也不會消失而從此不再是個亞洲強權。而且，從文化層面講，中國很明顯地欠缺軟實力：在東京、首爾，甚至台北或新加坡，沒有一個頭腦清醒的年輕人會向中國尋找要下載的音樂、要觀看的電影，或值得追隨的思想。
中國在亞洲的中心地位因此將愈來愈以經濟面表現出來，不再只是生產重鎮、也將是消費重心。二十一世紀初的一個大故事將是亞洲內部貿易大增，區域內的經濟體持續快速成長。亞洲國家彼此之間沒有太多東西可以貿易往來，這個觀念其實是所有歷史時期的迷思。即使中國國勢最弱的時期（一八八○年至一九一○年代）亞洲內部、也就是經濟史學者所謂的非正式華人商業圈之內的貿易成長比起東西貿易都來得更快。除非政治災難冒出來阻止它，我們或許可以想像未來亞洲相當大部分的成長有如接力賽，不同國家的科技、生產和市場一棒接一棒、一年又一年傳遞下去。如果以歷史為證據，沒有任何一種亞洲的民族主義，不論它有多凶猛，曾經阻擋得住這個進程。
短期而言，中國最重要的區域關係將是和日本的關係。儘管近年來彼此對對方的觀感急遽惡化，仍有理由相信雙邊關係將更加親密，尤其是經濟方面。兩國彼此需要對方。日本人口老化之後，產品亟需擴大外銷，需要中國市場，甚且愈來愈倚重中國作為生產基地。中國需要日本的技術，以及中國軍力成長下、日本不予作梗的政策。長期下來，中日雙方力量呈現日消中長之勢，殆無疑問。但是除了透過維繫和美國的同盟關係之外，日本不太可能試圖以其他方法制衡中國此一崛起過程。另外頗有可能的是，雙方相互依賴上升之際，中日關係還是會有口角。在亞洲歷史上，邊罵邊做生意，並非不尋常的事。
南北兩韓一旦統一，可能將維繫和美國的軍事同盟。當然，中國透過某種戲劇性的外交斡旋，或許可以管控好北韓的瓦解，提供南韓一個它可以有極大影響力的統一方案。不過，後面這個劇本非常不可能，主要即是我們在本書前文已探討過的歷史因素。比較可能的狀況是，平壤錯失改革時機，北韓從內部瓦解，而不論南韓是否想要，它將面臨快速、而又大部分控管不了的統一。中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作為，將對中國未來在本區域的地位有決定性的影響。如果中國領導人體會到，統一的韓國其領導人自由選擇外交政策走向，可能要比恫嚇外交所取得的功效，對中國更有好處。那麼，北京在國際事務上就真的成熟了。
北京的牌如果打得對，東南亞或許會是中國國際政策上順利推展的地區。東南亞國家協會是我們這一代區域合作的偉大實驗。雖然它可能不會是像歐盟那樣的超國家組織，它為後殖民國家建立的合作架構，就形式和深度而言都相當獨特。對於中國而言，主要的考驗在於它是否願意接受刻意把北京排除在區域架構外的這個東南亞深化整合的過程。私底下，北京決策人經常承認，他們十分偏好與個別國家打交道、不想和區域組織打交道。當然他們明白，儘管有種種議題規劃，讓中國成為東南亞發展和安全的夥伴，東協之所以成功至少部分原因是，出於害怕中國崛起對區域會有不利結果的心理。而且，東協也頗有可能和美國、印度增進合作。但是如果牌打得對（強調經濟互利，而非領土爭端），中國是有機會與本區域建立可長可久的關係，這種關係可以禁得起中國政治變化，以及東南亞整合起伏的考驗。
中國未來在國際上最大的挑戰將是印度，而且將是非常巨大的挑戰。我們已經看到中印關係如何因邊境問題及彼此的負面觀感而苦惱。過去十年，中國和印度在競爭國際組織影響力上已愈來愈成為敵手。目前來講，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遙遙領先，但印度有它的優勢。中國由於一胎化政策的後遺症，人口正在老化。（有些人口學家說：「中國將在富起來之前，就先老了。」）印度則有年輕及愈來愈健康、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口。到了二○五○年，印度人口將超過其北方鄰國百分之五十。印度也有穩定的政治制度，異議人士也有發抒意見的管道。英文是印度的官方行政語文之一。印度已經有可以完全轉換的貨幣，而且雖然市值比較小，印度資本市場的透明度和可預測度卻比中國大得多。印度的勞動力移動也比中國強。
今天有許多經濟學家主張，基於上述因素，五十年之內印度的國內生產毛額將超越中國，中國則可能可以追得上。中國如果能夠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部門的改革，並且除去後遺症已出現的一胎化政策，就有可能跟得上。今天的中國在基礎建設、公共衛生和教育方面做了明智的投資，因此大幅改善其人民的生活品質。印度兒童夭折率是中國的兩倍高，中國兒童平均就學時間幾乎是印度兒童的兩倍（中國兒童念了七點五年的書，印度兒童只上了四點四年的學）。中國的製造業基礎也遠勝過印度。如果中國持續吸引投資，其工業產出的水準與品質，平均而言，將維持相當高出印度的表現。但是中印關係最重要的將是，彼此是否能夠接受對方近乎同步的崛起。印度必須小心處理它在喜馬拉雅山地區、尤其是西藏的關係。但是中國的挑戰恐怕比較大。印度不無道理認定它在外交政策上絕大部分問題，源自印度和巴基斯坦不和睦。而中國是巴基斯坦的親密盟友，很可能輕易就被牽扯進印巴之間的任何衝突。二○一一年巴基斯坦總統形容中巴關係之親善，「不是任何其他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所可相比。」如果情況依然如此，北京將來就很難避免和亞洲另一個崛起的大國為敵。 （相關報導： 內戰底下的外交官：楊進添回憶錄《永晝不息》選摘（1） ｜ 更多文章 ）
＊作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挪威歷史學家，現居美國康乃迪克州紐黑文，主要研究冷戰史和當代東亞史。現為耶魯大學歷史和全球事務伊利胡（Elihu）講座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 躁動的帝國：從清帝國的普世主義，到中國的民族主義，一部250年的中國對外關係史》（2026年修訂三版，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