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的反美態度，對中國共產黨是一把兩面刃：《躁動的帝國》選摘（5）

中國未來的國際地位不僅要看中國本身的作為，也要看別的國家如何對待中國。最有能力影響中國、乃至世界的大國，非美國莫屬。當中國在二○三○年代某一年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時，美國仍將是世界最強的軍事大國，而且勢必還至少保留這個地位一、二十年以上。甚且更重要的是，中國果真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時，它仍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人口依據國際標準屬於貧窮之列。它的人均所得將不及美國的一半（並且不及新加坡的三分之一，依據估算，屆時新加坡將取代挪威，成為全世界人均所得最富有的國家）。美國將因為其財富及兵力，能夠擁有其他國家不具備的力量影響中國的崛起。問題在於美國是否將願意接受中國地位上升，或是企圖把它搞下去。

儘管中國人猜疑，美國因為大多數人民不喜歡中國人而希望圍堵中國（這一點有歷史根據），可是現今並沒有證據說美國人有此偏見。反而是調查顯示美國人對中國人及華裔美國人在各種選項上評價都很高，但不容否認，也還存在一些種族成見。不過，談到對當前中國政府的態度時，情況就不同了。大約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美國領導人和中國政府將來很難相處。一般相信，會起衝突的主要關鍵是人權、西藏和貿易的問題。多數人相信，如果北京變得更民主，中國可以作為美國的夥伴，但是他們擔心美國政府做得不夠，不足以保護美國的就業機會和財富，對抗中國的競爭。就像中國民族主義者對其他國家的觀點一樣，後面這項關切其實責備華府的程度大過責怪北京。可是，即使美國政府想要和中共政府合作，關心中國不民主及它對待本國人民的方式，乃是更難解決的根本問題。

我們已經提到，中國人對美國的欽羨近乎無邊無際。其中攙雜著畏懼與吸引、敬佩與厭惡。大部分中國人分得清楚對政府的批評，不同於對人民、民族或甚至國家的批評，可是中國新的民族主義經常妨礙冷靜評估美國政策。台灣問題也一樣，中國極大多數人民相信中國之所以無法統一，要怪美國，從過去到現在都是美國在作梗。很有可能未來中國民眾對美國的看法會更加負面，不管美國政府怎麼說、怎麼做。

中國人民的反美態度，對中國共產黨乃是一把兩面刃。儘管中共希望人民反美態度可用來鞏固國內對現有中國領導人的支持，但是民眾在這個議題情緒一上升，北京就很頭痛。中共不希望與美國持續對抗，因為它相信這會妨礙中國的經濟擴張。我們已經看到，目前的中國政府相當滿意中國的經濟在美國領導的全球經濟體系內運作。美國的舉措畢竟還推動中國的成長。中國最不需要的一件事，就是與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有長期的戰略對抗，中國不能重蹈蘇聯在一九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和美國對抗、最後招致崩解的覆轍。 （相關報導： 從多重來源重建「史前祖先」的過去：《五百萬年人類進化史》選摘（1） ｜ 更多文章 ）

因此，中國不會走向和美國冷戰的路。儘管北京和華府領導人有時候會嚷嚷，雙方之間對世局發展看法的距離還沒大到出現冷戰的地步。沒錯，雙方會發生意外事故、也會較勁，而且朝鮮或台灣問題（中美關係兩個常年無解的死結）也有可能破壞建立戰略互信。但是，長期、有系統地以僅次於全面戰爭的手段破壞對方，有如華府和莫斯科在二次大戰後用的手法，卻絕對不致於出現。北京能否創造獨具一格的合作方式，當然又是另一回事。想要衷心合作，北京就不能在國際事務上抵制美國政策，這一點在現今政府下能否出現，還不確定。中國人在談論外交政策時，令許多美國人驚訝的是，它的核心話題相當老派，例如說當然會談到主權，此外北京還會提到榮譽、信實和國際尊重。口中宣講這些觀念，固然替中國在海外贏得朋友，但把它們派上用場，保護辛巴威的穆加比（Robert Mugabe）、蘇丹的巴席爾（Omar al-Bashir）或緬甸的軍人執政團等小獨裁者，卻在國際上招致惡評，傷害到與華府的關係；華府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覺得中國唯一目標是協助美國的敵人，不問他們是誰，凡反美就予以支持。中國必須明白，挑戰世界超級大國或許帶來短期滿足，但絕對不合國際政治的大戰略。

中國在新世紀的外交事務正在快速跨越原有的領域。中國未來任何一位領導人都將面臨一項重大挑戰：如何制定真正具有「全球視野」的外交政策，同時回應各區域的關切。這些區域過去並非中國理解的重點，卻如今以前所未見的程度影響著中國的經濟成長，同時也深受中國崛起所牽動。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都需要北京端出超越貿易和資源開採的政策。但是，要中共或其他任何中國領導人創造這種有效的政策，洵非易事。中國人對外交事務相對不感興趣，而且愈是遠方異域的事就愈發沒有興趣。況且，中國目前除了經濟角色重大之外，也沒有太多可以貢獻的。有位非洲官員告訴我，中國沒辦法啟發別人學習善良治理或反貪腐措施。和美國不一樣，中國似乎對和平計畫、區域合作或種族和解等不感興趣。中國反而在經濟愈加發展之下，限制自身的政治角色。這種做法對中國不會有好處。

世界或許厭倦美國動輒干預，但是肯定也不會歡迎一個只管門前雪的超級大國。危機來臨時，大部分人期待大國出來「領導」。中東在未來數十年必定還是個麻煩不斷的區域，中國需要一個正視問題起因的政策，需要運用其經濟影響力把這個政策付諸實行。中國也必須回應一些未來數十年將會講話的非洲領導人，他們一定會問：北京怎麼只會跟著帝國主義走呢？它現在只拿些好處去換取非洲的天然資源，沒有和非洲結為夥伴，致力於降低貧窮。若要改進，中國需要汲取華僑的專才，強化國內的知識中心，使它們對民眾更自由、更開放。中國需要不只圖中國自身利益的政策和決策工具。

我的一些中國朋友聽了這些論述之後頻頻搖頭。他們問說，中國怎麼可能發展這種政策？它自己還有許多未解決的難題呢！中國沒辦法教別人多元論和寬容，因為它本身的政府獨裁專制、毫不寬容。中國沒辦法解決國外的族裔和宗教衝突，因為它對中國境內這類爭議也束手無策。中國人民或許希望國家富強、躋身全球大國，可是它本身在外交事務上不成熟，經常貶抑別的國家。其實要反駁上述論述很簡單：除了並沒有說有解決本身問題之後才能發展全球政策這個道理之外，中國並沒有選擇。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已經幾乎影響全球每一個人時，不可能對問題置若罔聞，即便那些問題發生在其國境之外。敏感的中國外交政策領導人說，中國不希望以美式作風面對世界問題，自以為天底下的問題都可以、也都應該由美國來解決。他們或許沒有錯，但也不能因為這樣就像鴕鳥把頭埋進沙裡，甚至對別人的犯錯幸災樂禍。這種做法或許會達成小目標，但夠不上是外交政策，更不是戰略。 （相關報導： 從多重來源重建「史前祖先」的過去：《五百萬年人類進化史》選摘（1） ｜ 更多文章 ）

中國的外交政策有個很大的諷刺，就是北京已開始體會到巴格達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重要性，卻忽略了布魯塞爾和柏林。雖然歐盟現在是中國最大的經濟夥伴，中國和歐盟的關係卻幾乎完全集中在貿易、技術轉移這些狹隘的議題上。中國外交官其實有點心虛地辯解說，中國傳統上喜歡和個別國家打交道，不愛和區域組織交手。但是我們從東協的例子就看到，過去這個政策並不成功，而且對於在國際事務上愈來愈團結的巨人，也更不像有成功的機會。儘管中國對歐洲各國的政策重點在於推動經濟互動，但北京仍時常強烈反對達賴喇嘛或其他其不歡迎人物的出訪。

如此忽視全世界第三大權力群體，會給中國帶來麻煩，除非大幅改變做法。中國外交決策圈的聰明人已經強力主張這個觀點。中國有可能在未來一、二十年調整其歐洲政策，雙方關係將會親近。雖然中國在接受變革方面較像美國，但在規避風險上又更像歐洲。這種雙重性，乍看矛盾，其實不然。改變，被認為限於內部，因此以為改變是可控的。風險，至少含有外來因素，因此認為難以控制。中國和歐洲有可能在如何才能與外在世界有最好的互動上的看法完全分歧，但毫無疑問的是他們的做法有相同的地方，長期下來這會讓雙方更加親近。

我們已經看到，中國在國際事務上還有許多地方有待急起直追。除非中國有了比較能代表民意的政府，某些調整將很難達成。目前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主張，中國有它的獨特性，支持這些自我派任的精英繼續統治。想要永續維持這樣的安排，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中國人沒有比別的民族傻，不懂管理自己，必須由一小群人替他們做決定。由於中國的歷史，我們可以合理假設，唯有擴大政治討論及參與政府，才能克服當前中國外交政策的不足。但是即使有了這樣的改變，有一件事對外國人很重要，必須要記住，中國的外交事務將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由在目前政治制度之內培訓出來的人主持。這種幾乎必定的持續性，意味今天讓中國外交政策的精英多參與、多辯論，未來政策就愈有機會反映世界的利益、而非僅只於中國的利益。

中國即使成為全世界最大經濟體，也不可能領導全球政治。比較可能的劇本是，美國國力緩慢衰退，在這段過程中，我們走向一個更多極的世界。全球經濟以中國為中心、而美國仍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這將是一段危險時期，兩國必須很小心避免衝突。明智的領導人將以人民福祉為重、相互依賴，也將借重別的國家的經驗來努力。歐洲和印度絕對不在話下，將提醒北京和華府領導人，他們的雙邊關係影響所及非常的大。多極世界出現或許會推動中國和美國走向合作，或至少相互容忍，儘管雙方政治制度大不相同。

中國不可能在本書讀者平均壽命期內出現西方式的政府。但是中共也不可能在未來數十年繼續以今天的方式當家主政。最可能的結果是，中央有個相當威權的政府，它會不情不願地勉強允許各省多點自決、少數民族多點文化上的自主。這樣的混合（即使不是中國的多數外國朋友所樂見）可以維持中國有一段長時間的政治秩序，以非抗爭的方式打造它和國際社會的關係。但這只是我一個歷史學者的看法，視野未必比其他熟悉中國及其人民的人士來得高明。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預期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仍會維持今天現狀的人士，將被證明看錯了。中國動盪的歷史指向一個會有變化的未來，本國人和外國人都會驚訝中國人民竟然能不斷地通權達變、隨時調適。​

＊作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挪威歷史學家，現居美國康乃迪克州紐黑文，主要研究冷戰史和當代東亞史。現為耶魯大學歷史和全球事務伊利胡（Elihu）講座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 躁動的帝國：從清帝國的普世主義，到中國的民族主義，一部250年的中國對外關係史》（2026年修訂三版，八旗文化） （相關報導： 從多重來源重建「史前祖先」的過去：《五百萬年人類進化史》選摘（1）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