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變之際引領思潮的小讀書人：《小人物的思想史》選摘（1）

這本書的出版，對我個人而言，是一項長期研究計劃的完成。過去幾年，我依序完成三本書：第一本《陽明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第二本《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以及現在這本書，三者共同構成我從小讀書人的視角出發，探討陽明學的發展、中衰及風潮轉向的系列研究。

由於三本書皆以小讀書人為主軸，而本書後半部更聚焦在他們的群體動向，因此我初擬「小人物的思想史」為本書的主標題。小人物跟小讀書人基本上是同一群人。然而，審查委員細心指出，本書實際呈現的小人物並不算多，對小人物的思想內容的討論有限，於是曾依建議修改書名。但進入出版流程後，聯經出版社仍傾向採用原書名。經過多番思量與猶豫，最終拍板今名。

因此，有必要對書名稍作說明。我的第一本書探討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以及陽明學的草根化；第二本則聚焦於小讀書人在風潮盛衰中的選擇與焦慮，並試圖尋找個人出路；本書則延續前兩者的脈絡，討論陽明學與文學復古運動兩股風潮衰退後，小讀書人的群體動向如何引領出新的制藝風潮。三本書形成一個系列，小讀書人始終是隱形的主角，而陽明學及其後續發展亦貫穿其中，所以仍可算是思想史的範疇。

江西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特殊地位。自兩宋以來，江西便是文化重鎮，孕育出江西詩派（如黃庭堅）、唐宋八大家中的歐陽修、王安石、曾鞏，以及明初的臺閣體代表楊士奇。十六世紀陽明學盛行時，江西是江右陽明學派的核心地區，甚至泰州學派的顏鈞、何心隱、羅汝芳等人也出自江西。然而直到二○○○年左右，學界對江西的關注仍相當有限。江西在明初的科舉功名有極驚人的表現，明末則以制藝引領文風，出現如艾南英等江右四大家，卻始終未獲充分關注。在研究領域，江西就像一個得獎無數，卻接不到任何戲約的演員。大小獎項都有它的提名及得獎，但下了舞臺以後，就乏人問津。

正因為江西是一個在思想、文化的豐富、特色及成就皆不下於江南的地方，而且明中晚期江西的陽明心學極盛，大儒及講學活動極多，所以當年我便選擇江西的江右陽明學派，討論其學說宗旨、群體活動與思想實踐。早年研究江西陽明學面臨兩個挑戰：其一是資料文獻不足，許多人物的文集僅以善本古籍的形式保存於各大圖書館，使用不便。幸而近二十年來，四庫系列叢書與一些大型古籍叢書陸續出版，許多原本難以取得的資料，如今已垂手可得。人們也慢慢發現，江西的文獻資料極其豐富而全面，許多知名人物的文集都仍流存於世。另外，加上地方志資料──這是過去思想史研究較少用到的，記載許多小讀書人的人際往來活動、思想及立場。儘管所記載的往往只有三兩行文字，或一兩篇序文、傳記或墓誌銘，但仍可見小讀書人的活躍，並側見旁出於大儒之間。 （相關報導： 屠龍之技：唐諾《穿石》選文（1） ｜ 更多文章 ）

另一個挑戰是研究視角的限制。過去陽明學研究多集中於泰州與浙中學派，或聚焦於王畿、羅汝芳等大儒的思想，小讀書人較少有著作存世，也較少涉及心性義理的思辨，於是往往不被認為有研究價值。指出小讀書人在學術思想論辯之外的意義及價值，則是我在系列作（包含這本書）想做到的。

思想史有內史與外史之分，學術思想固然是陽明學的核心，但其流行與發展亦需切合時代脈動，回應社會問題，才會吸引人們的注意及跟隨。因此，除了思想本身，還須考量其所對應的文化與社會背景、流傳方式與實際作用。過去我便以江右陽明學派為研究對象，結合內史與外史的研究，探討陽明學如何在鄉里基層落地生根。包括與地方家族的互動、大儒與小讀書人共同合作的講學活動，以及群體所推動的社會事業。

藉此研究成果顯示，學術思想的流行與草根化，不僅依賴大儒在思想上的創造，還需小讀書人的參與及推動。在此合作模式中，大儒在書院講學，吸引眾多小讀書人前來聽講；小讀書人返鄉後再舉辦鄉會與家會，進行二次傳講。他們不僅簡化或轉化大儒的深奧理論，還將其轉化為口號式的語句，結合具體的地方例證，讓基層百姓感到切身相關，既了解其內容，並將其口號式的語句作為日常生活的持循之用。今日人們會透過《明儒學案》了解各個大儒的思想，但在陽明學流行之時，人們所熟知的其實更多是小讀書人在鄉里講會中所講的內容。因此，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形成兩條平行線：前者提供學說思想上的創新，而後者所作的二次傳講的內容，才是基層民眾所知的陽明學。陽明學在地方的流行及發展，與小讀書人的群體動向密不可分。

於是小讀書人的動向，便有著不下於大儒學說同等的重要性。當陽明學流行時，小讀書人作二次傳講，同時在大儒的主持下，進入鄉里基層推行社會事業。但隨著陽明學普及，社會事業也告一段落後，小讀書人便不能不考慮前途與出路，尤其是來自科考功名的壓力。這種對現實生活的焦慮，在大儒身上較不凸顯，畢竟大儒是成功者，成功者不必選擇。（或許羅洪先是例外，他到五十歲以後才真正放下心來。）小讀書人則須在理想與現實間抉擇。就像高教教師，由於已有職位，所須考慮的是在職位上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但學生卻須面對不確定的未來，他們不能夠過份執著矢志學術的心志，也必須同時準備公務人員考試，加強英語能力，隨時注意其他領域的就業機會。

小讀書人轉向的內緣因素，則是陽明學與制藝寫作在儒經詮釋上有所交集。心性義理既是致良知的途徑，也可換個角度也可應用於經義詮釋，而制藝寫作作為經義之學，同樣在詮釋儒經，於是便有可能讓把小讀書人從陽明學導向制藝寫作。換言之，小讀書人一方面推廣陽明學，以及作為鄉里經世的主力，但另一方面，小讀書人卻將陽明學用在儒經詮釋上，進一步導向制藝寫作。如第三章涂伯昌即因閱讀涂宗濬與羅汝芳的著作，而在制藝寫作上如有源之水，源源不絕。值得注意的是，小讀書人的動向亦影響大儒。儘管大儒的思想如《明儒學案》所呈現的純粹無瑕，但不免受外在的人事物影響。當小讀書人趨向制藝寫作時，大儒的講學內容也被當作寫作的素材，於是讓大儒甚至不得不撰寫制藝，以便與小讀書人建立共同語境。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風潮，即與陽明心學競爭的文學復古運動。小讀書人不僅關注陽明學，也受復古之風影響。如南昌的詩社活動，以及因復古之風而起的古籍復興，都對小讀書人帶來衝擊。但萬曆朝中期以後，兩運動皆走向中衰，制藝風潮隨之興起，在風潮遞嬗轉變之際，人們面臨諸多抉擇與困境。嘉靖朝的陽明學有強大的動能，大儒引領而小讀書人跟隨，周遭都是極樂觀的氣氛與氛圍。但萬曆朝不同，即使學術內容變化不大，講會與社會事業卻已質變，這些變動都無法只從陽明學及其社群尋找原因與答案，文學復古運動除了詩古文辭的創作以外，古籍的復興及連帶而來的知識擴張，也須有應對之道。

本書所處理的正是此將變未變之際的諸多變動，以及小讀書人的群體動向如何走出新路。在歷經百年陽明學的洗禮後，小讀書人已經具備更大的動能，思潮的走向不再僅由大儒引領，還有更多是由小讀書人的群體動向所決定。若忽略小讀書人的群體動向，便難以理解明末的思想文化史。影響小讀書人群體動向的因素，不僅有理學與文學，還有制藝寫作，三股風潮及力量的交錯交織，正是解讀明末思想文化史的關鍵所在。

＊作者張藝曦，台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現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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