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心性良知的領悟到覺民行道的實踐：《小人物的思想史》選摘（2）

「小讀書人」指的是地方上的一般士人，這類士人多半只有中低級的功名，甚至是沒有功名的布衣處士，他們有在地的聲名及影響力，但沒有跨地域的聲望，而在面對流行的思想或文化時，可能為此而徘徊彷徨不易抉擇，但他們反而更貼近當時多數人的處境。

過去人們常會從政治或社會控制的視角談士階層，著眼在其政治上的特權及身分，但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我們卻不應過度放大這些政治身分或特權的重要性，至少不應以為士階層只有這幾個面向而已。另一方面，思想文化史長期以來關注大儒及大儒的思想如何下及於基層民眾，但在大儒與基層民眾之間，還有一大群的小讀書人。小讀書人並沒有一套可被講述的學術思想，甚至只有一些自相矛盾的、碎片的思想，他們可能從講會上、從《傳習錄》或大儒著作中，尋索到一些思想或觀念，便執定其中幾句話以為宗旨。又甚至可能只是講聽或閱讀過後，既分不清是程朱或陸王的學說，而只是當作一種道德規範在遵循。由於他們在思想上，既沒有跟大儒一樣的獨創性，在身分上，又不完全等同於基層民眾，於是很容易被忽視。

但其實小讀書人才是陽明心學運動的主體，小讀書人的二次傳講則是讓這場運動在鄉里層次發揮鉅大影響力的關鍵。也因此，本書用小讀書人這個詞，既希望儘量避免僅從士紳或地方精英的角度來看這些人，同時也希望用小讀書人這個詞來綜括這群處於文化精英與基層民眾之間的關鍵多數。

儘管個別小讀書人的資料十分零碎而有限，但我們可以從社集活動來觀察小讀書人群體的動向。其中，陽明學講會的發展，跟小讀書人尤其密切相關。我在《社群、家族與陽明學的鄉里實踐》一書，便討論到嘉靖年間安福、吉水兩縣陽明學大儒的講學，鄒守益（一四九一—一五六二）等大儒在思想上的創發及深度，固然是吸引及說服小讀書人的重要因素，而小讀書人的二次傳講，儘管所傳講的內容很淺白，所談論的或只是學說的片段或碎片，但此二次傳講卻才是讓大儒的學說及陽明心學流行於地方鄉里，並擴大其影響力的關鍵所在。於是，在大儒講學而小讀書人作二次傳講的合作模式下，雙方進一步聯手舉行田土丈量等社會事業，實現陽明心學的化鄉理想，以及對萬物一體之說的具體實踐。

然而，僅僅一到兩代的時間，約至萬曆朝左右，情勢急轉直下，我們看到江右陽明心學運動的中衰，具體顯示在小讀書人二次傳講的鄉會與家會數量的減少及萎縮。問題並不出在大儒及大儒的學說，而在於小讀書人的流動。當第一、二代的大儒仍在的時候，小讀書人跟隨大儒的腳步，作二次傳講及社會事業。但當大儒逝世以後，小讀書人便有千變萬化的姿態，而最顯著的一種動向，便是小讀書人往制藝文社的流動。當小讀書人流向制藝文社，便越來越少小讀書人在鄉里間作二次傳講，於是鄉會、家會的數量日益減少，作為運動的陽明學便趨向衰退。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高雄垃圾調度平台亂象─制度漏洞不補，信任就會持續流失 ｜ 更多文章 ）

江西的復古派詩社也有類似的狀況，只是不如講會明顯。南昌的芙蓉社原本由士紳與宗室共同主持，一代以後卻出現分流的趨向，宗室成為詩社的中心，甚至主導詩社活動，而年輕一代的小讀書人更趨向於參加制藝文社。

鄉里講會及詩社漸衰，而制藝文社日盛的原因，跟應舉與窮經的分歧有關。小讀書人初期以熱情及理想而參與在覺民行道的理想及社會事業中，但除非覺民行道或社會事業能夠開展出新的天地，否則這些理想及事業終究無法化解個人的焦慮。於是一或兩代以後，小讀書人便須面對應舉與窮經分歧的問題，而必須另覓出路。

應舉與窮經的分歧

萬曆朝的困境─萬曆朝極長，共四十八年，而這正是陽明心學及文學復古運動從極盛而轉衰的時期。從由盛轉衰的過程中，正可看到兩運動—尤其是陽明心學運動，對江西小讀書人的影響。

如果把作詩或研習心學視為是廣義的窮經，則窮經與應舉其實是二分的。無論是陽明心學或復古派的詩作，基本上都不直接有利於科舉考試。陽明心學的學說及對儒經的詮釋，與官方認可的《四書集註》等程朱學著作有別，所以即使是王守仁作舉業時，也須用朱註，而未能直抒己見，須待其門人後學紛紛位居顯要，情勢方才有變。至於復古派所措意的詩作，亦不利於科考。錢鍾書（一九一○—一九九八）曾廣引明清士人言論，證明當時人以為詩不利於舉業。如王世貞戒子弟勿攻詩，恐為舉子業病；清初梅磊說「詩能窮人，制藝能富人」；黃宗羲（一六一○—一六九五）的弟子鄭梁（一六三七—一七一三）則說「三四十年來，人士之沒溺於科舉者，不知何故以詩為厲禁。父兄師友，搖手相戒。往往名登甲乙，而不識平平仄仄為何物」，又說「舉業人作詩，昔人謂之辭官表」。江西派成員陳弘緒（一五九七—一六六五）也因社中成員之不遇而感歎「詩能窮人，殆非虛語」、「詩亡而科名至矣」。18也因此，當兩運動極盛時，其基調往往是將制藝寫作視為是晉身求取功名的手段，既未視之為足以與詩或古文辭並列的文體，也不認為制藝與儒經的註解有何關係。

在兩運動以前，小讀書人往往只是讀書以應舉而已，若少數人有窮經的志向，便會選擇自行攻讀研習儒經，或者是外出尋師訪友。但在兩運動興起以後，卻讓小讀書人有了新的功課，而且隨著兩運動的流行及鼎盛，無論對詩古文辭或心性義理的追求及領悟，都已不只是個人的目標及志業，而是以群體的講會或詩社的形式，而形成一種群體的動向。

江西作為陽明心學的重鎮，許許多多的小讀書人被吸引到這場運動中，不僅參與大儒的書院講學，回歸鄉里以後更自發進行二次傳講，並且更秉持萬物一體的理想，協助大儒進行田土丈量。如吉水陽明心學，從羅洪先到曾同亨（一五三三—一六○七）與鄒元標（一五五一—一六二四），都有小讀書人及其子弟或族人持續支持參與在這些講會活動中。同樣的，安福在嘉靖朝有大儒鄒守益率領小讀書人舉行田土丈量，而萬曆朝再次丈量時，當時鄒守益已歿，官方則諮詢當初協助丈量的小讀書人的意見。小讀書人的參與及推展，是整個江右陽明心學能夠在明中期取得高度成功的關鍵所在。

但同時間，小讀書人仍須持續面對應舉與窮經分歧的問題。在第一、二代大儒仍在，陽明學既盛，加上有社會事業的作為，所以分歧帶來的問題尚不明顯，但隨著一、二代大儒的去世，社會事業完成以後便無後續，也沒有新的作為及開展，這讓小讀書人的二次傳講失去目標。余英時先生指出，陽明心學不同於兩宋以來理學的地方，在於其「覺民行道」，而實踐其覺民行道的關鍵主角，在於這些小讀書人，當行道的階段性目標已經達成，而一時間看不到更多開展的空間時，便會讓小讀書人必須正視應舉與窮經的問題。過去當陽明心學運動盛時，即使有人在意此事，往往只會視之為是個人的困擾，但此時則會日益形成群體的共同焦慮。

但小讀書人已回不去陽明學以前的世界。過去被激勵起來的小讀書人，所思所想所行的，是心性良知的領悟與覺民行道的實踐，加上古籍的蒐獵及復興（詳第一章），陽明學運動擴展甚至改動了人們的知識範圍，也給予儒經再詮釋的可能性，這些都令小讀書人無法無視於陽明學的學說。如果用比較當代的比喻來說，就像陽明心學把人帶到街頭上，即使領頭的人不在了，運動結束了，但在街頭上的小讀書人卻不願意解散回去了。正是在此情勢下，小讀書人從陽明學講會中流動而逸出而往制藝文社流動，形成風潮。本書遂將明末小讀書人專意於制藝寫作，以及制藝文社大興的現象稱之為制藝風潮。

在此制藝風潮下，制藝、文學與理學之間形成像麻花捲般的關係。對心學大儒或大文人而言，心學、詩古文辭與舉業，是三個不同領域的學問，判然分別的。但對小讀書人而言，無論是心學、詩古文辭及舉業，都未必是判然分別的，尤其在明末制藝風潮中，我們可看到小讀書人把詩古文辭、心學與制藝交錯錯雜在一起討論的現象。

＊作者張藝曦，台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現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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