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1月7日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的答詢內容，被外界解讀為日本現任首相第一次對「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做出明確表態後，迅速點燃中日新一輪的外交風波，延燒已超過一個月。
雖然高市首相為緩和情勢，一改先前未提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的做法，於12月3日在參議院首度說出：「對臺灣議題的基本立場與『日中聯合聲明』一致」；北京雖已注意到東京開始有較明確的讓步，卻未完全接受，而是將高市12月3日的發言定性為「未完成的答卷」。
北京的反應為何如此強烈
從11月7日到12月7日，雖然北京還沒有對東京發動規模較大的針對性武力展示，但官媒與官員的口誅筆伐不斷；截至12月9日，不僅《人民日報》代表中共高層意見的「鐘聲」已七度響起，就連中共現任駐日的外交官，包括中共駐大阪總領事薛劍與駐日大使吳江浩，也極罕見地先後以社群媒體發文與官媒投書等方式，公開對高市首相進行強烈的抨擊，且措辭極不友善。
北京的反應之所以如此強烈，除高市首相10月底才和習近平碰面，又適逢抗戰勝利八十周年外；更重要的是，北京認為對高市的發言若不強力表態，將使中共在臺灣問題上大力推動、近期好不容易有起色的國際法律戰，遭受嚴重衝擊。
當前北京在兩岸問題的主軸是外交鬥爭，防堵臺灣「倚外謀獨」；為達成這個目的，北京企圖在國際上透過法律戰，打造對臺灣尋求獨立不利的國際框架；其邏輯是透過《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等，確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再透過對《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的擴大解釋，加上跟各國所簽署的聯合聲明與文件，要求各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北京這套國際法律戰的目的，除了想在原則上「框住」各國政府，不得支持臺灣謀求獨立，也想藉此增強對臺灣採取行動的權利與依據，約束阻滯第三方對其行動的干預。
北京的國際法律戰，在拜登政府時期受到不小的挫折，尤其是在西方世界與日本、韓國等。然而在川普重返白宮後，隨著拜登政府的「民主同盟」迅速解體，加上大陸市場對各國的重要性增加，使北京國際法律戰的形勢開始好轉；北京甚至準備在明年4月川普總統到北京的國是訪問時，利用川普亟需在美國期中選舉前，獲取可觀成績單的時機，透過交易換取川普總統本人在兩岸問題上，做出有利北京的新陳述，讓北京可包裝成在防堵臺灣「倚外謀獨」的國際法律戰中，獲致重大成果。
因此，高市首相11月7日與11月26日的發言，在北京認知中，不僅嚴重挑戰北京對臺灣採取行動的權利與依據，也意味著日本出手干預中共武力犯臺。有可能成為東京的政策，對北京才開始好轉的國際法律戰，無疑是嚴重的逆流；所以北京必須強烈表態，不僅需迫使東京做出較新、有利於北京的陳述，更要讓其他國家獲得深刻印象，防止其他國家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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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北京也認為，若能在此時給東京足夠的當頭棒喝，就能產生嚇阻效果，防止東京將中共武力犯臺構成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立危機事態」，從美日武裝部隊針對特定場景的聯合計畫作為，變成對日本政府產生約束的政策。
日本政府開始依照中共的要求進行陳述
雖然11月7日後，中共官方及官媒都要求日方「儘快收回錯誤言論」，但北京真正堅持的，是首相本人必須做出新的發言、聲明甚至是文字，且內容是北京能接受、有利於國際反臺獨框架的陳述。而北京所要的標準答案，其實就是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11月24日所說：
如果日本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真的沒有改變，就應當明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檔精神和迄今承諾，包括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有關具體內容，即「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事實上，高市首相在12月3日前，已二度調整發言內容，退回到以往日本官方的標準表述，即「針對實際發生的個別具體事態，政府將綜合所有情況作出判斷」，已對北京做出較不明顯的讓步。
但或許是不想讓外界覺得日本很快在壓力下屈服，高市首相起初並不願意按北京的「標準答案」作答，所以在11月26日當天，想到用《舊金山和約》來替代北京要求的《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卻忽略了北京不承認《舊金山和約》，且後續「日本無權判定臺灣的法律地位或認定其性質」，更被北京定性為鼓吹「臺灣地位未定論」，使局勢非但沒降溫，反而越演越烈。
情勢的發展在12月3日出現轉折，當天日本公民黨參議員竹內真二質詢時，先提到：「《日中聯合聲明》中關於臺灣定位寫有『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充分理解並尊重（中方立場）』的表述」；然後詢問「關於臺灣問題，日本政府的立場是否如《日中聯合聲明》中所述，完全沒有任何改變」？高市首相則順勢答覆：「我國對臺灣議題的基本立場與『日中聯合聲明』一致，這個立場沒有任何改變」，整個過程彷彿經過事先套招。
若將12月3日高市首相與竹內真二的詢答過程，與毛寧11月24日的談話進行對照，可發現這是該起外交風波爆發以來，日本政府首度依中共外交部的要求進行陳述，雖然主要內容不是出自首相口中，但依舊是外交風波後，日方最明確的讓步。在這種情況下，再去爭辯日本只是「理解和尊重」，不是「承認」，或是否為戰略模糊，其實無多大意義!因為11月24日毛寧所要求的內容，就是「充分理解和尊重」。
北京將12月3日的談話視為「未完成的答卷」
在高市首相12月3日上午做出新陳述後，北京在經過討論後，於12月4日由外交部副發言人林劍出面回應，強調「既然高市首相稱日方在臺灣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如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所述，那麼她能準確、完整重申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所述內容嗎」？
林劍的談話看似咄咄逼人，但從12月4日到12月9日，北京並未推出新的制裁方案，《人民日報》的「鐘聲」也沒有再敲響。這些跡象顯示，北京已注意到日本政府的讓步，因此暫時沒有進一步升高壓力的動作；不過，北京可能將高市首相12月3日的陳述，視為「未完成的答卷」，要求高市首相針對北京所關切的內容，即竹內真二在質詢時鋪陳的內容，填出完整的答案。
由於當前北京的外交施壓與小範圍制裁，似乎已獲得不錯的效果，眼下暫時沒有迅速推升軍事緊張的必要；因此，12月6日中共戰機疑似以射控雷達照射日本戰機的行為，應該是共軍第一線人員的臨場處置，屬於擦槍走火、並非來自北京的授意。
＊作者為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淡江戰略所兼任助理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