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近半世紀的反向滲透過程當中，台海東岸之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在最初的三十年時間裏已將美中建交元年所公佈之《告臺灣同胞書》利用的淋漓盡致，其內容用詞可讓人不由自主地聯想到七十年前孫中山所公佈之《同盟會革命方略》之軍政府宣言，即用意內涵基本等同於「…滌二百六十年之羶腥，復四千年之祖國，謀四萬萬人之福祉…維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復，以貽後人…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我漢人同為軒轅之子孫，國人相視…患難相救，同心同德，以衛國保種自認…願我四萬萬人共勉之」的「…我們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中華民族是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儘管歷史上有過多少次外族入侵和內部紛爭，都不曾使我們的民族陷入長久分裂…每一個中國人，不論是生活在臺灣的還是生活在大陸上的，都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和繁榮負有不容推諉的責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屬黃帝子孫，誰願成為民族的千古罪人？」
從內容上來看，《告臺灣同胞書》已將《同盟會革命方略》之軍政府宣言所屬「自由、平等、博愛」最大限度地再國家化、再民族化且國族再一體化。其中，「自由」一詞依照三民主義之「孫文學說」的邏輯基礎，被延伸至可涵蓋彼此地緣經濟領域各方面的「人員互通、經濟互通、文化互通、學術互通、技術互通」，其思想核心乃相互需要之有利而無害的「族外有族型中式民生主義」，即與「炎黃子孫」毫無矛盾且始終如一的兩岸同胞和「華人世界」。
同樣，「平等」一詞根據三民主義之「國父思想」的框架結構，被引申為可概括地緣政治領域各方面的「共同發展、共同創造、並駕齊驅、共謀世界、共同奮鬥」，其理念核心乃空前未有之根遠而無嫌的「族中有族型漢式民權主義」，即與「中華民族」建構方針保持高度一致的主體民族及「龍的傳人」。而「博愛」一詞則遵循三民主義之「總理遺教」的歷史使命，被明確為可囊括地緣人文領域各方面的「愛國愛黨、愛族愛民、愛鄉愛家、愛師愛教、愛陸愛台」，其關鍵核心乃堅持一個中國立場之以民族利益為重且強而有力的「族上有族型華式民族主義」，即與「華夏兒女」互不抵制且認同極強的中國人民和「臺灣人士」。
本質上，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之劍指新中國的「三次滲透」起始于蘇聯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離世之年（1953年），而非眾所周知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召開之年（1978年）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臺灣同胞書》發表之年（1979年）。
通過反觀戰時（1943年）所召開之德黑蘭會議與開羅會議就可明知，史達林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堪稱名副其實的「你中無我」與「我中無你」，並且在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宣讀《終戰詔書》之際，隨即升格為一發不可收拾的「你死我活」，導致其緊隨其後的國共戰爭最終以一邊倒的形式迫使「蔣介石集團」之殘餘主力最終東據主權未定未明的台澎兩島，以免自身徹底淪為歷史。
面對蘇聯地緣懲罰式的軍事拷打及戰略嚴刑，國共戰爭期間節節敗退且肉綻皮開的蔣介石及其所屬中國國民黨比任何人都清楚「史達林亡我之心永不死」這一既定事實，以及與羅斯福及邱吉爾截然相反且接踵而至之「杜魯門助我之手絕不伸」及「艾德禮援我之眼絕不望」已成定局，唯有自身突變為美蘇冷戰之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一員方可存活且延續「革命」（即等同於「驅除韃虜」與「恢復中華」的「反攻大陸」和「三民複華」），以「光復」和「保衛」之名侵駐佔據台澎兩島及駐固留守金馬兩島勢在必得，強行鑽入美國太平洋所屬第一島鏈中間段主權未明未定之地既可高枕無憂地（通過台澎兩島）享有自北向南的「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及自東向西的「臺灣有事即美國有事」，又可潛移默化地（通過金馬兩島）利用自南向北的「半島有事即中國有事」與自西向東的「台海有事即中國有事」，更可明目張膽地（通過台澎金馬四島）運用由內向外的「南海有事即中華有事」和「東海有事即中華有事」，以及由此更上一層樓式的（即台陸兩區及東南兩海同屬一體）亞歐陸海一體型之「歐美有事即中原有事」與亞太海陸一體式之「日美有事即華夏有事」。
正因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國民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靜觀其變，靜待史達林的離世（1953年）及其後續之蘇聯權力平衡的再度改變兼歐亞大陸整體政局的突變與美蘇博弈之陸海戰略佈局的再調整。
而在此期間，只要中國福建省所屬之金門與馬祖兩島始終「不易幟」，「蔣介石集團」所屬之殘餘勢力及其分支就無需「改元」，其官吏軍民一方面既可在自身所編造之近代所屬「中華世界體系」（即華夏所屬漢字文化圈）裏以「百年中國」的形象相安無事地持續殘存，另一方面則又可在自身所捏造之現代所屬「中國朝貢體系」（即中原所屬漢地政經圈）外以「千年中華」的身份理直氣壯地繼續殘喘。
換言之，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軍事佔領或武力解放金門與馬祖兩島，強調「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等島，歸還中華民國」的《開羅宣言》就不會在「東南兩島易幟」的現實中淪為歷史文件且最終被以歐羅巴大陸為中心之《德黑蘭宣言》所全面取而代之。
反之，「取而代之」的結果不僅會讓國共兩黨及兩岸各派所堅持之「一個中國」在《波茨坦公告》中被除名，還會使「蔣介石集團」所屬之中國國民黨在台澎兩島的軍政兼經文存在（即借受降之名得以開啟之「光復臺灣」相關定義論述）瞬間變為非法，更會使戰後國際經濟重心、全球秩序中心及世界政治核心因「舊中國被除名」而隨之全盤轉移至以大西洋為中心的歐美大陸，進而為日本的全新海權崛起鋪平道路。
相比之下，更為嚴重的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發表之《告臺灣同胞書》裏的「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會伴隨「東南兩島易幟」一併無從談起，而「台澎兩島主權」也會隨之根據《舊金山和約》之第二條乙項（即日本放棄對臺灣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權利、權利根據與要求）再度成為國際社會重點聚焦之懸而未決的地緣遺留問題，關鍵兼核心話語權也同樣會轉移至《舊金山和約》簽署國及其批准國。
與此同時，若「受降」等同於「光復」，就意味著當前獨立之蘇聯原屬十五加盟共和國（東歐三國之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與波羅的海三國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以及中亞五國之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和南高加索三國之亞塞拜然、喬治亞、亞美尼亞）均一致擁有「滿洲」主權歸屬之決定權兼相關一切話語權，同時也意味著包括首都河內在內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北部地區隨時都可能突遭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的全方位（即獨立、主權及領土完整）侵犯，原因在於盟軍最高統帥道格拉斯·麥克亞瑟所發佈之《一般命令第一號》一方面明確規定「在滿洲、北緯三十八度以北之朝鮮半島部分及庫頁島境內之日本高階司令官及所有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應向遠東蘇軍總司令官投降」，另一方則更加明確地指出「在中國（滿洲除外）、臺灣及北緯十六度以北之法屬印度支那境內的日軍高階司令官及所有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應向蔣介石統帥投降。」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新哈薩克建構成功與否完全取決於「圖蘭維新」能否成功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哈薩克歐亞國際關係學者，經濟學碩士兼社會學博士，曾任上海環太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及武漢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本文為「世界面臨『反恐戰爭2.0』之新時代考驗與挑戰——捍衛『百花齊放』已刻不容緩且勢在必得」系列之一（完成於1月16日），原文為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