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退休公務員孫宏新先生，去年以民間義工組織磐石救難隊的身分，受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徵調，參與花蓮山難搜救行動，卻不幸遭湍急水流沖走而溺斃，成為退休公務員因公死亡的全國首例。台北市消防局雖然核算出應給付309萬元的死亡撫卹金，但因為孫先生是退休公務員，遺屬每月可領取2萬元左右的遺屬年金，因此被要求必須先將兩者扣抵。新聞報導後，許多民眾都覺得不合理，所以銓敘部、消防署及台北市政府消防局也都紛紛表示，將進一步研議如何妥善處理。
新聞報導中提到的月撫慰金，在現行法制下其實是孫先生遺屬所領取的「遺屬年金」，亦即當公務人員退休後死亡時，將亡故公務人員的月退休金，在一定條件下轉換給付予公務人員之遺屬（月撫慰金的名稱已改為遺屬年金；參照「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二章第三節相關規定），因為遺屬年金的設計是從原本的月退休金轉換而來，所以縱使有照顧遺屬生活之用意，但其聯結的因素乃是公務人員原來的月退休金，所以能夠領取此部分金額的前提之一，必然涉及公務人員退休時，對於其年資及工作表現之評價。
「消防法」於84年8月11日修法時，特別於第五章「民力運用」中，增定第30條規定：「依本法參加編組人員，因接受訓練、演習、服勤致患病、傷殘或死亡者，依其本職身分有關規定請領各項給付。…死亡者：給與一次撫卹金九十個基數。」此一事件發生時，孫先生已辦理退休，身分只是一般老百姓，「消防法」第30條所稱的死亡撫卹金，是針對他當時奮不顧身，甚至因此犧牲生命之義舉所為之給付，與孫先生曾經具有「公務員身分」，以及任職公務員時的「年資及工作表現」，都毫無任何關係，自不應將兩者混為一談。
然而，此一事件在適用法規上最大的困難，其實是來自於「消防法」第30條的立法理由，當時的立法理由確實表示：「因義勇消防人員遍及各行各業，實際上大都已依其本職身分參加政府舉辦之公、勞、漁、福保等保險。為避免因同一事故而領受國家雙重保險給付，增加政府財政支出，爰明定依消防法參加編組人員，因接受訓練、演習、服勤致患病、傷殘或死亡者，依其本職身分請領撫慰金、撫卹金或其他各項給付。」（參照立法院公報84卷46期2803號一冊第303頁、內政部消防署消署管字第1051400845號函）。
如果從國家雙重保險給付的角度而言，首先必須考慮的是84年7月1日開始實施退輔新制，亦即從過去的國家恩給制，改為共同提撥制，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以建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但是，「消防法」在修法過程中，顯然並未就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制度的變革有特別考量或討論，更遑論今年起實施的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新制，早已不是所謂由國家單方面負擔的恩給制。
再者，如果把「消防法」第30條所稱的死亡撫卹金，理解為是基於保障公共利益而犧牲生命之義舉的表彰，或是對於生命權的一種補償，則死亡撫卹金給付之目的，自然也不會與公務人員的遺屬年金重複。當然，同時給付不可避免會讓國家多產生一筆額外的支出，但在危險或急難之下，為了救助他人而不惜犧牲自己生命之情況，既無道德風險，甚至可說是百中無一，實無須過於擔心將其定性為表彰或補償性質，會對國家財政造成無法承受的負擔。甚至，就算純粹以「金錢」為考量因素，因為捨己救人而挽救他人生命，或使他人免於遭受重大傷害所保護的法益、免去他人家庭因為失去經濟支柱或喪失工作能力而陷於生活困頓，反而可以節省國家必須支出更多的社會福利或救助經費，更可說是「失小得大」，反而更符合比例原則及公益原則的精神。
事實上，此種解釋方式並非沒有可參考的法律依據。以類似性質的「災害防救法」第47條所規定的死亡撫卹金為例，立法理由中即明白表示，執行本法災害防救事項，致傷病、殘廢或死亡者，各該政府應「補償」其所受之「損害」。雖然損失補償與損害賠償，在行政法上是兩種不同的概念，上開立法理由所使用的文字未必精準，但相較之下，實已突顯國家對於保護公共利益而不惜犧牲生命的民眾，依法所給付之死亡撫卹金，確實具有「補償」之性質。
無論從遺屬年金的性質、「消防法」的修法過程，乃至於將死亡撫卹金當成是捨己救人義舉之表彰，或是對於生命權的一種補償，都可以使其與遺屬年金相區隔，不僅不會有重複給付的問題，也不會讓有關機關面臨無法依法行政的困難。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消防員勞動條件與登山管理 ｜ 更多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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