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含專文：說故事的人─廖亦武

自 1990 年代起，廖亦武就開始收集中國人的口述歷史，從日常經歷到非凡經歷。2011年，在國家的刁難下，他離開了中國。作為一個異見者，講故事的人如何找到新的聲音？

早在廖亦武成為講故事的职業作家之前，他就一直在聽故事。六十年代，廖亦武在四川一個县城長大，小時候，姐姐飛飛在洗衣板上搓洗家裡的衣服時，會哼唱老電影的歌曲。睡前，她會給弟弟妹妹講恐怖故事：一具屍體在停屍房甦醒；一個古老的鐘樓裡發生了可怕的謀殺案。嚇得小廖把被子拉過頭頂。

2008年，廖亦武的口述歷史英譯本《行尸走肉》（The Corpse Walker，Anchor，2008）出版，廖因此蜚聲國際。一位村民讓他的鄰居放火燒他的妻子，因為他們相信她被邪靈附身；一位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士背著一具屍體走了很長的路，好讓死者的家人能將其安葬。這本書是廖俊傑在 1993 年至 2006 年間與中國平民百姓對談的成果，隨著中國現代化，他們的生活方式正在消失。如果說知名人物就像樹的枝葉，廖在2023年於斯圖加特市政廳的演講中表示，「我想檢視蔓生的樹根，寫下他們對有朝一日無望拔地而起的淚水」。

自 2011 年起，廖以流亡作家的身分住在德國，他在德國的知名論壇上受到讚揚，讀者群龐大，並獲得多項文學獎項，例如 2012 年德國書業和平獎（Peace Prize of the German Book Trade）。他已出版了七本英文書，題材從中國基督徒到天安門屠殺的倖存者。然而，當廖以作家身份出道時，他的生活場景卻不是文學座談會和高雅場所。

廖不稱自己為記者，但他早期的作品常被稱為訪談，是他多年來隨機對話的再現。我們不應該將這些作品視為傳統意義上的非小說，即作家拿著筆記本或錄音機來跟蹤消息來源。廖的隨筆方法--自由式對話，然後基於記憶重現故事--引起了中國記者的懷疑，他們懷疑他寫作的真實性。其中一位調查記者 Feng Shanshu 發現了許多時序不一致的地方。另一位非小說作家卢跃剛寫道：「我認為對這本書更寬廣的解讀是將其視為文學而非新聞」。(廖亦武自己也曾對 Ryszard Kapuscinski 表示欽佩，這位波蘭作家模糊了報導與虛構之間的界線）。

廖亦武是個充滿活力的說故事者，他很高興看到他的聽眾對他令人回味且常帶挑釁性的陳述做出反應，包括同情、大笑或咧嘴大笑。儘管廖的頭髮油亮，衣著樸素，但從他那頑固堅持的表情來看，絕不會讓人誤以為他是一位佛教徒。只有在說話時，他緊抿的嘴唇才會放鬆，並露出不懷好意的笑容。他的軼事大多在他的講述和著作中重複出現。在這些重述中，他是不可抗拒的，就像一條河流在熟悉的水道中奔流。要區分他寫的故事在哪裡結束，關於他的故事在哪裡開始，根本沒有意義。他總是有辦法讓自己成為故事的主角。 （相關報導： 風評：王義川初登場vs.馬英九被封關 ｜ 更多文章 ）

文學評論家談到作家第二部作品的難題：是重複熟悉的內容，還是開闢新的領域？對於移居海外的異見作家來說，當他們與以前的題材有距離的時候，這個挑戰就會產生特別的共鳴。廖早期的創作，源於貼近現實，接觸各行各業的普通人，吸收他們世界的物質與情感。一旦離開故土，這種工作方式對他來說就變得不可能了。但他會嘗試克服這種距離，還是傾向於這種距離？

廖亦武早期的創作源於貼近現實，與各行各業的普通人相遇，吸收他們世界的物理和情感層面。

廖亦武於 1958 年出生於四川省鹽亭縣。他的父親在當地一所中學教授古典中文，母親是音樂教師。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廖的父親因為是知識份子（他自己的父親也曾是小地主）而被斥為「反革命」，他的書籍被沒收和燒毀。在鬥爭會上，他和校長及其他老師一起受到辱罵和身體虐待。廖的父母離婚，以免孩子受到牽連。他的母親和廖氏兄弟姊妹離開了鹽亭，他們在那裡被認定為反革命分子的家屬。(後來一家團聚）。

就在那段混亂的歲月裡，廖亦武進入了青春期。他在四川各地流浪，跳火車，跋山涉水。廖承認自己年輕時曾有過小偷小摸的行為：有一次，他住在一個村子裡，從鄰居那裡偷了一隻兔子，把它放在一個滿是紅薯的地窖裡。"後來，當我把這個故事告訴一位朋友時，他指出生番薯對兔子來說很難消化）。1976年高中畢業後，也就是毛澤東逝世的那一年，廖俊傑沒有考上大學，他的流浪慾望不斷升級，他找了一些廚師或卡車司機的零散工作。

1980 年代，他自學成為詩人。廖迷上了 「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美國作家，他們的作品剛開始被翻譯成中文。"他告訴我：「我喜歡他們那種純潔、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他敏锐地意识到，他童年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社会规范正在消逝，而新的规则尚待书写。廖俊傑熱衷於採用與他成長環境截然相反的書寫和生活模式。

1988年，在四川一條臭名昭著的崎嶇山路上，廖繼春的姐姐飛飛乘坐的小巴突然墜崖。她的腰部被樹枝刺穿，不治身亡，年僅 37 歲。當電報傳到廖俊傑手上時，他嚇呆了。「他在一篇故事中寫道：」我的妹妹，這溫柔的微風，怎麼會被車禍的暴力摧毀？

廖說，那幾年他對政治不感興趣，自稱是個 「無政府主義者」。對於許多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人而言，政治運動和動員等同於毛澤東時代最黑暗的篇章。在1980年代末的學生示威和政治復興中，廖起初無動於衷。然而，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當他從現場收音機中聽到天安門廣場廝殺的消息後，廖俊傑震驚地採取了行動。他創作了一首氣勢洶洶的詩歌，名為《大屠殺》，並將之錄製成錄音帶秘密發行： （相關報導： 風評：王義川初登場vs.馬英九被封關 ｜ 更多文章 ）

自由也會起死回生。

它會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復活。

就像黎明前的微光。

不，沒有光

在烏托邦的核心，永遠不可能有光。

我們的心是漆黑的

又黑又燙

就像屍體焚化爐一点点烧毁我們的幻象

1990年初，他被捕，被判入獄四年。廖向我回憶了入獄的儀式。一開始是剃頭和脫衣服。「然後，他們要我把屁股翹得高高的，好讓他們用筷子檢查我是否在裡面藏了什麼東西，」他帶著怨恨和玩笑的口吻說道。"當時我覺得自己很脆弱。我還以為自己是個有名的詩人呢！" 他談到獄友之間的等級制度，誰可以使用好的衛生紙。此外，寫作的紙張也很有限 - 紙張非常脆，用重手一揮就會折斷。儘管如此，他還是開始寫他在獄中遇到的人，寫了大約 200 頁，偷偷帶出監獄（結果大多是小說，從未完全出版）。

1994 年廖出獄後，社會對他避之唯恐不及。他的妻子要求離婚。他搬進父母的公寓，帶著竹笛流連於成都的酒吧。這些酒吧裡充滿了孤獨的靈魂--長期抑鬱的人在緬懷失戀的痛苦--到了凌晨兩三点，他們就會付錢請他吹奏憂鬱的曲調。這段期間的親密對話，成為他 「自下而上 」寫作最早的素材。在獄中的日子剝奪了他的尊嚴，但也造就了他日後成為作家的條件。

廖對美國作家 「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情有獨鍾，而他們的作品剛開始被翻譯成中文。

1999 年，一位非官方書商幫助出版了廖的口述歷史集《中國底層訪談錄》，使用的 ISBN 號碼是從中國戲劇出版社購買的。廖告訴我，這本書賣得很好，一個月內就重印了四次。但當局認為這本書對中國社會有負面影響，因此關閉了印刷廠，書商也不得不躲藏起來。(2001年，這本書在台灣出版。）後來，廖為一本小型的親子雜誌寫了一個受欺凌的中學生自殺的故事，引起轟動，雜誌被迫關閉。知名雜誌《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關於廖秀冬的具爭議性的人物專訪，幾位編輯也因此被開除。

從 2003 年到 2009 年，廖一直住在雲南：先是在麗江開了一家音樂酒吧，後來又搬到了大理，一個以嬉皮氛圍著稱的山谷。身為作家，廖俊傑最擅長與生活在偏僻環境中被忽略的人聯繫。例如在 2009 年，他有機會與 102 歲的天主教修女張印仙共度時光，她見證了天主教自 1920 年代以來在雲南省某個縣的興衰，廖暉在他 2012 年出版的一本關於中國基督徒的書籍《上帝是紅色的》（God is Red）中有一個廖 Liao：「一夜之間，所有東西都沒有了，老鼠佔據了整個地方。正是這種以豐富多彩的生活細節勾勒出不為人知的故事的能力，讓他的一些作品變得如此豐富。

然而在 2011 年，廖覺得他必須離開中國。據報導，他已被拒絕出國 17 次。阿拉伯之春」發生後，中國政府加速鎮壓異見人士，廖目睹許多同儕被拘留和調查，例如知識份子冉雲飛和民主活動家余傑。"廖後來在《紐約時報》上寫道：「我無意再進監獄。"我也不願意被高高的監獄圍牆外的人視為「自由的象徵」"。

廖扔掉了他的手機，停止了與朋友和家人的聯繫。他寫道：我對自己的計劃守口如瓶。「我收拾了一些衣服、我的中國笛子和一個藏族唱碗」。在一個夏日，廖带著這些微薄的家當，在一名黑道走私者的帶領下，從雲南省邊境步行進入越南，然後再登上一架西行的飛機。52 歲時，他抵達德國 - 此舉顯然有默克爾 (Angela Merkel) 的努力 - 並開始了他在柏林的流亡生活。

他想 「用文字為英雄樹碑立傳」，但樹碑立傳的主要英雄似乎是他自己。 （相關報導： 風評：王義川初登場vs.馬英九被封關 ｜ 更多文章 ）

廖亦武向我細數他的福氣：自從離開中國後，他得以在歐洲、美國和台灣出書。在他的東道主德國，他的出版商 S. Fischer Verlage 在過去十年左右發行了他的十本作品。他是一位備受公眾推崇的異見人士。在觀察他人多年之後，他成為了被觀察者。他很樂意為自己的公眾形象做出貢獻。

廖一向是個引人入勝的表演者，他喜歡帶著他的西藏经碗和竹笛出席活動，例如去年在亞洲協會的討論會上，他在演講後表演了一段。他告訴讚嘆不已的聽眾，當他走出家鄉時，這些珍貴的物品一直陪伴著他。記者經常形容他是「不情願的異見者」，或是具有「自發特質」的叛逆者。事實上，廖長城是個性格古怪的人--向他請教政治分析，你會得到亞洲協會活動中這樣的一句話： 「我最理想的結果是讓四川選出一個總統，不是酒鬼就是廚子，或者兩者都是」。

今年六月，著名學術出版社 Polity 發行了廖的兩本新書：一本名為《武漢》（Wuhan）的「紀實小說」，講述冠狀病毒爆發之初的情況；另一本名為《看不見的戰争：一本書如何打敗一個帝國》（Invisible Warfare: How Does A Book Defeat an Empire?

近年來，廖一直被作家如何在流亡中創造「存在感」這個問題所困惑。正如他在新作的封底所言，他的答案簡而言之就是互聯網。武漢》是一部 「紀實小說」，由真實事件和虛構人物艾丁在中國 Covid 爆發初期的遭遇拼湊而成。艾是一位歷史學家，在德國修讀學術課程，2020 年農曆新年，他一年一度回國探親的行程出軌，因為他親眼目睹了荒謬的限制措施，以及這些措施造成的陰森鬼城。

廖在描述這部小說的研究過程時，誇張地描述了他早年收集素材的過程，包括跋涉偏遠山區、與死刑犯共處。在現實生活中，他的流亡研究--閱讀線上文章並在它們被審查員刪除之前下載--在他的同胞中是第二天性，他們習慣用截圖來抵抗線上寫作的短暫性。廖的作品中也有以現實生活中的公民記者為原型的人物，例如張展和陳秋實，他們從武漢報導新聞，卻在秘密和長期的拘留中失蹤。

觀察家稱廖為異見人士並沒有錯，但這樣的描述往往是批評者的陷阱。

廖曾說他不想成為外人眼中的「自由象徵」。但他固著於大衛與歌利亞的故事情節，有可能將張、陳和他自己等人物變成那樣的人物。毫無疑問，他們工作的重要性和犧牲的悲劇性是毋庸置疑的。他們值得慶祝和支持。無論是在生活中還是在文學創作中，他們也應該被真實地視為普通人。廖俊傑透過勝利的濾鏡，將焦點放在他們的精彩片段上，創造出另一種抽象扁平化的英雄，就像社會主義的海報人物。

在廖的作品中，虛張聲勢與嬉笑怒罵中缺少了痛苦、煎熬、挫折與懷疑的時刻：這種弱點不會讓人物變得更弱，反而可能讓作品變得更強。然而，為了能夠檢視這些弱點，廖俊傑必須擺脫他的防禦性軀殼。他為自己創造的傳奇出路--手持笛子徒步逃離中國的特立獨行者--掩蓋了他不得不選擇的與家鄉割裂的創傷。網路不是靈丹妙藥。作家的反抗不只是對權力說真話，也是對自己說真話。唯有面對自己不斷變化的現實，才能讓新的東西誕生在頁面上。 （相關報導： 風評：王義川初登場vs.馬英九被封關 ｜ 更多文章 ）

十多年前，廖移居德國，就像是政治難民的灰姑娘故事。現在，尤其是在2019年的香港抗議和2022年的白皮書運動之後，中國作家的流離失所正在成為一種更廣泛的經驗。一旦與祖國斷絕關係成為集體經驗，悲傷與希望便會凝結在一起。隨著散居海外的出版和寫作項目（如獨立雜誌《莽莽》）的出現，以及眾多新書店沙龍（包括重生的 「季風 」和新創建的 「飛地」）的出現），當今中國作家（無論是已成名的還是有抱負的作家）面臨的最迫切問題之一，就是如何在全球化的環境中找到自己的異議聲音。他們中的許多人到了美國和歐洲國家，那裡的本土主義和專制主義正在崛起。在這樣的政治空間裡，如果你的異議只局限於熟悉的敘事，沒有新鮮的具體性，與周遭發生的事件隔離，這樣的異議有任何好處嗎？

廖亦武對Beats詩人無畏、熱愛自由的精神充滿誠摯的愛，對獨裁者也深惡痛絕（他最近在推特上寫道：「獨裁者，去死吧」）。他經常發文稱讚烏克蘭，並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馬斯襲擊後表達對以色列的支持。然而，這種精神有時也會碰壁：他沒有找到任何關於以色列隨後轟炸加沙的文字，醫學期刊《柳葉針》(Lancet) 估計，這次轟炸可能造成多達 18 萬 6 千人死亡。根據「保護新聞工作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的資料，其中 128 人是新聞工作者，他們為了講述自己「由下而上」的故事而犧牲。在柏林，這個成為廖言論自由避風港的城市，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紮營地遭到警方清場。誰是大衛，誰是歌利亞？一個人的救世主可能是另一個團體的壓迫者。

我越瞭解廖，就越被他描述的童年與兄弟姊妹一起聽睡前故事所吸引。那些回憶是天真舒適的片刻：拉過棉被蓋在頭上，他就可以避開虛構的鬼怪，在他心愛的妹妹飛飛面前也很安全，也可以避開現實世界中遠近期貨的恐怖。結果比那些故事更恐怖。 （相關報導： 風評：王義川初登場vs.馬英九被封關 ｜ 更多文章 ）

＊作者曾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和《紐約時代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撰寫有關塑造中國文化和身份的政治與文學敘事的文章。身為 Riverhead Books 的總編輯，她也致力於將當代華語文學介紹給英文讀者。本文原刊紐約亞洲協會英文雜誌《中國書評》，中文版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