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在沒有多少意外下舉行。習近平做了一個自我表揚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報告，要在他執政的第二季，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將此作為中共在新時代的歷史使命。在評價他上台後的10年，稱之為「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在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一個自視甚高、活在自我世界的領導人，只會把自己無限拔高。習將他統治的10年，放在中國44年改革開放史、中共73年建政史、中共100年黨史、世界社會主義200餘年發展史以及中國5000年歷史中，宣稱具有里程碑意義。這樣的自我評價，已經超出第三份歷史決議對新時代的吹捧。後者雖把習捧得高得不能再高，但總歸是在中共百年史的尺度內。而在二十大的政治報告裡，習認為他對中共和中國的價值，已超越毛；對世界社會主義的意義，可以和馬克思相提並論；對中華民族的貢獻，孔子可能也要甘拜下風，就差沒把新時代說成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
外界當然可以對習的自我吹捧不以為然、嗤之以鼻，然而問題在於，如此浮誇的評價出現在黨的政治報告，反映了一個事實：習的權力和意志在黨內是沒有約束，或者約束相當薄弱，以致他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此種情況自然不是現在才形成的，有一個發酵和積累過程。我在上篇專欄文提到，要解答習四面樹敵，黨內反對派卻對他奈何不得這個現象，先要回答習的權力崛起之謎。只有搞清楚這個問題，才能徹底理解這一點。
胡錦濤治下的中共特定生態為習的崛起準備了條件
本文試著回答這個問題。簡單地說，胡錦濤治下的中共的特定生態為習的崛起準備了條件。
習或許是個政治權謀高手，上台之初，即南下深圳，在蓮花山上的鄧小平銅像前獻花，讓黨內改開派和社會自由派誤認為他會走鄧的改開路線，從而支持他；但另一面，在高校發出「七不講」指示，讓黨內保守派和社會左派認為他會走毛的極左路線，從而也支持他。與此同時，又許諾社會大眾一個復興的「中國夢」，打動普通百姓樸素的民族情懷。他有意將自己的面目弄得模糊，讓黨內和社會的不同流派和大眾，都能從他身上各取所需，以為他是那個值得他們支持的領導人。
然而，習在初期能夠做到這點，恰恰反映出胡領導下的中共和中國在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那種極度混亂局面，人們對現實失望卻對未來寄於期待，並將這種期待投射於習。這種狀況下，如果是一個有手腕有權謀同時思想開明自由的領導人，很可能把中國帶向一個自由民主的福地，所以當時有自由派將習幻想成中共的「戈巴契夫」；但如果是一個思想保守僵化同時在政治鬥爭中有著高超技巧的領導人，勢必會把中國帶向一個更加不自由的悲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