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任昌觀點：輔大陳君愷「踢館」中研院劉士永

「私立」輔仁大學比「國立」大學矮一節，這是社會大眾的普遍認知。「國立」大學又比直屬行政院（跳過教育部）的中央研究院（中研院）矮一節；在老蔣時代，中研院是直屬總統府（跳過行政院）！所以，中研院相對於輔仁大學，是高高在上、睥睨群倫，有君臨天下的氣勢。

當輔大老師「踢館」中研院研究員時，應該是螳臂當車，被壓得粉碎，屍骨不全？不，雙方已經纏鬥超過16年了！輔大陳君愷「踢館」中研院劉士永的戲碼，在2002年1月15日揭開首部曲，序曲是一幕接一幕地連年出現，可看性不在話下！

最近，又有為民喉舌的立法委員穿插其中。現在，我這個比「私立」大學更矮一截的「私立」科大教師評論這個「踢館」事件，所以，一定更精采、熱鬧了！至少，我個人在觀賞這一連串戲碼時，為之拍案叫絕，亢奮不已！

不僅是為「湊熱鬧」，還有二個重要原因說服我為這篇文章下筆：第一，對於輔大歷史系陳君愷教授的纏鬥毅力，我一定要撰文表達最高敬意！第二、歷史是一面鏡子，是文明人藉以形成行為模式的知識庫；史學家擔負擦亮歷史明鏡，以及擺放歷史明鏡位置與調整角度的責任；族群、歷史仇恨是導因於宗教、政治領導人越位擔任史學家，去過度與不當地詮釋歷史。因此，參與討論這個「踢館」事件，有助於解析、詮釋台灣歷史。

立法委員關心學術倫理議題

最近發生二起立法委員關心學術倫理議題的事件。第一起發生在2017年11月20日，時代力量立委「高潞‧以用」在審查中研院預算時，質詢中研院院長廖俊智：為何中研院針對陳君愷（輔大歷史系教授）具名、公開檢舉劉士永（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涉嫌學術造假案，回復之調查結論「只有短短三行，要人家怎麼心服口服？」廖俊智回答：相關案件在2006年就發生，中研院對每一案件都慎重調查，但不該因為調查結果讓檢舉人（陳君愷）不滿意，就一審、再審。

第二起立委介入的事件發生在2018年1月25日，民進黨立委張廖萬堅召開記者會，指控台大校長當選人管中閔與暨南大學教授陳建良在2017年發表的研討會論文，涉嫌抄襲陳建良在2016年指導之EMBA碩士論文。

檢舉人自身著作應被當作爭議辯駁的參考

以上二起案件的最大差異是，陳君愷具名檢舉、公開陳列證據，等同於宣示承擔舉證責任，更宣示進入第一線戰場，直接參與後續的攻防辯駁，讓所有人（尤其是被指控者或其他學者）有機會利用指控者本人的著作當作比照案例，進行學術規範模式的辯論。

相反的，指控台大校長當選人管中閔抄襲的人士，是躲在立法委員背後的「學者」，躲避被檢視的風險，卻將張廖萬堅推向我的學術解剖台，讓我有機會利用二篇文章「誰先？誰後？誰被冤枉？誰在剽竊？」與「張廖萬堅的抄襲與傳遞錯誤知識」，向立法委員與躲在暗處的學者示範負責、道德、勇敢的學術批判。 （相關報導： 劉任昌觀點：物理學家索卡的惡作劇與台灣學者的惡作劇 ｜ 更多文章 ）

學術倫理規範判斷是連續的光譜，嚴重的學術不端行為是惡意欺騙（傳遞錯誤知識、詐取權力、掠奪資源），輕微卻具有道德爭議者，是聽聞他人尚未完全成形之構想，然後憑藉自己的特定優勢，趕工搶先形成著作發表。除此之外，所謂的「不當引註」存在廣度、深度的兩個面向爭議；而文字與表達的再使用爭議，也往往成為部分人士樂於匿名指控「抄襲」或「自我抄襲」的亢奮劑。

所以我說，身為知識分子與學者，應該勇於具名、公開檢舉學術不端案件，讓自己的著作有機會成為被指控者的比照案例，作為辯駁參考。透過公然辯駁與激盪，可以產生更（最）適當的學術倫理規範條文，更可以培養出更完美的學術規範、慣例、道德。

基於輔大陳君愷教授展現的學術精神，以台灣知識份子自居，更以倡導公開辯駁學術爭議的我，勢必需要投身在這一纏鬥超過16年的案件；況且，如果我提供的觀點可以促成纏鬥期間的縮短或規模縮小，可以圓滿我以經濟學家自居的期許。

輔大陳君愷「踢館」中研院劉士永的開端

導致「踢館」纏鬥的源頭是劉士永（1999）著作〈一九三○年代以前日治時期臺灣醫學的特質〉，刊登在中研院發行的《臺灣史研究》第4卷第1期。劉士永（1999，p. 129）引用陳君愷（1997）著作〈同文化與異文化的交會點—「光復」與臺灣醫生患者間醫療關係的一個轉折〉，它是一篇學術研討會論文。引起爭議（陳君愷稱之為「誤引案」）的頁面陳列在圖1左、右兩側。

在進一步檢視之前，我們先聚焦在陳君愷（1997）與劉士永（1999）的論文標題。陳君愷（1997）討論1945年二次事件大戰結束（台灣光復）前後的台灣醫學界議題，劉士永（1999）討論1930年以前的台灣醫學的特質。前後間隔世界大戰、日中政權交接，因此，新作品徵引舊作品的研究結果時，必須格外小心，避免出現類似「關公打岳飛」的情節。

劉士永（1999，p. 129）的引用爭議

劉士永（1999，p. 129）陳述（圖1左側）：

根據陳君愷的近作，臺灣醫師的收入相較於其他行業應屬優渥，而且同業間競爭之壓力可能也不如日本國內來得沉重。然而，在醫師數量與人口的比例未有明顯改善的情況下，醫療行為仍舊出現了商業化的現象，如「包醫」、「速效」等醫療廣告術語的出現，（118）乃至於醫學博士頭銜之濫用，都於一九三○年代後出現。相較於日本國內而言，臺灣醫療資源過剩、同業競爭激烈的現象應不會太嚴重，造成醫療商業化並激烈競爭的原因，可能是受到島內醫師數量突然增高與日本國內醫療市場之影響所致。

劉士永（1999，p. 129）的註腳（118）內容為：

陳君愷，〈同文化與異文化的交會點—「光復」與臺灣醫生患者間醫療關係的一個轉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醫療與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1997），頁9。

圖1右側是劉士永（1999，p. 129）聲稱的徵引來源：陳君愷（1997，p. 9），該頁面敘述的議題包含「醫師營業稅」、「藥品缺乏及價值暴漲」、「中、西醫之間的惡鬥」、「密醫」、「偽藥」…等，我認為具有和劉士永（1999，p. 129）關係者是「醫療行為仍舊出現了商業化的現象」，它應該是根據「合格醫生，開始如傳統中國的醫者一般「售其技」起來，刊登廣告，「自神其術」，」參考圖1藍色底線標示的字句。 （相關報導： 劉任昌觀點：物理學家索卡的惡作劇與台灣學者的惡作劇 ｜ 更多文章 ）

雖然，我認為圖1左、右二冊頁面，具有徵引關係者僅是「商業化的現象」與「刊登廣告」，但陳君愷本人卻指控：陳君愷（1997, p. 9）「已經是在討論戰後臺灣醫藥紛亂的情形，完全沒有劉士永在正文中所述的內容。」也就是說，陳君愷強烈主張劉士永「誤引案」的重點是：第一、被引用論文「已經是在討論戰後」；第二、「完全沒有劉士永在正文中所述的內容。」

陳君愷再補充：第一、陳君愷（1997, p. 9）文章未出現「包醫」與「速效」的字眼。「速效」一詞應該是根據陳君愷（1997, p. 10）所謂「求速效以維持戰力」，參考圖2。第二、「包醫」一詞應該是根據陳君愷（1997, p. 14）所謂「包醫制度」，參考圖3。第三、陳君愷（1997）通篇文章未陳述「臺灣醫師的收入 」與「其他行業」的比較，而且提示更早著作陳君愷（1993）〈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才有相關陳述。第四、陳君愷（1997）通篇文章也未陳述臺灣「同業間競爭之壓力」與日本情形的比較。以上資訊取自陳君愷為「誤引案」撰寫的一篇學術論文（陳君愷，2017）。

重點如下。陳君愷在閱讀劉士永（1999）後，在2002年1月15日致函中研院《臺灣史研究》，陳述論文被誤用，導致「時代錯誤」，也陳述以上關於劉士永（1999）的錯誤或錯誤歸因的補充資訊。

中研院《臺灣史研究》的粗糙回應

2002年6月出版的《臺灣史研究》即刊出如下內容之〈訂正〉啟事：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陳君愷先生於二○○二年元月十五日來函指出，本刊第四卷第一期劉士永〈一九三○年代以前日治時期臺灣醫學的特質〉一文註118徵引出處及頁數有誤，請求更正。本刊請作者詳細查對，於元月二十五日接到回覆。茲綜合讀者來函與作者回覆，訂正如下：

一、刊稿「臺灣醫師的收入相較於其他行業應屬優渥」一語，其出處應是陳君愷，《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頁85。

二、註118引陳君愷，〈同文化與異文化的交會點—「光復」與臺灣醫生患者間醫療關係的一個轉折〉一文之頁數應是頁19，而不是頁 9。

謹此向陳君愷先生表示歉意並請諒察。

《臺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謹啟 2002.03.22

上述的「訂正一」是忠實回應前述陳君愷「再補充」第三點。至於陳君愷所指出：「頁9」不存在支持劉士永（1999，p. 129）的論點，沒被引用的「頁10」與「頁14」才存在部分支持的論點，以及「1945年前後」對上「1930年以前」的「時間錯亂」問題，中研院發行的《臺灣史研究》使用「應是頁19，而不是頁 9」應付過去。 （相關報導： 劉任昌觀點：物理學家索卡的惡作劇與台灣學者的惡作劇 ｜ 更多文章 ）

陳君愷（1999，p. 19）的內容為何？答案是完全不相干！可以說是張冠李戴、指鹿為馬，讓《臺灣史研究》的讀者以為陳君愷是一位因「頁19」被誤寫為「頁9」而小題大作、驚動前後任中研院院長親自回應的狂徒！已經高調表達學術堅持的陳君愷，當然無法忍受《臺灣史研究》的粗糙、扭曲處置措施，便在2003年1月15日再度去函《臺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抗議：

第二項之僅承認「誤引頁數」，恐致他人誤以為鄙人乃無事生波、小題大作，而不無可能對鄙人名譽造成嚴重損傷。…

問本頁中可有任何隻字片語，能為貴所劉先生所謂「醫療行為仍舊出現了商業化的現象，如『包醫』、『速效』等醫療廣 告術語的出現， …… ，都於一九三○年代後出現」的說法作註腳？如無，則「註 118 引陳君愷，〈同文化與異文化的交 會點——「光復」與臺灣醫生患者間醫療關係的一個轉折〉一 文之頁數應是頁 19，而不是頁 9」之所謂「訂正」，乃意欲何為？鄙人不敏，懇請貴所劉先生明教之。…

應不偏不倚 ，讓有所爭議的兩造雙方，各自陳述其論點與立場 ，而將其中的是非曲直，留待學界公評，方為允當。

陳君愷在2003年4月收到《臺灣史研究》主編劉翠溶回函，指出：

所謂日治時期可能有類似的狀況，是劉士永的意見，而非陳教授的意見。在文稿刊出前經過多次修改，以致於把後半原是劉士永自己的意見倂入前面引用陳教授的論點，又因註腳放置有所疏失，才造成難以補救的錯誤。謹此說明，並請諒察。

劉翠溶再表達《臺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決議結果為「本案就此告一段落，本刊不同意讀者要求來函照登」。

也就是說，對於「1945年前後」被套用至「1930年以前」的「時間錯亂」問題，劉士永、劉翠溶等中研院研究員的說詞是：陳君愷針對「1945年前後」論點，被劉士永套用成對「1930年以前」的「意見」；套句白話，就是陳君愷發現台灣在「1945年前後」是如何、如何的…劉士永認為以上的如何、如何的，也應可適用到「1930年以前」。

姑且不論以上「如何、如何的…應可適用」辯駁是否合理，以上的疑點，尤其是陳君愷對於劉士永（1999，p. 129）爭議論述的提醒，以及陳君愷在事後的說明（或辯駁），僅止於陳君愷與《臺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知曉，《臺灣史研究》的讀者僅止於從〈訂正〉獲知：劉士永（1999，p. 129）漏列陳君愷的另一論著，以及註腳（118）提及的「頁9」應是「頁19」。

自不用說，任何一位試圖根據《臺灣史研究》刊登資訊從事研究的學者，又將被誤導、被困擾；如果再基於學術動機，而去深入抽絲剝繭之後，同樣會被中研院的學術態度與處理程序感到氣餒！

中研院院長廖俊智的呼籲

廖俊智在2017年月20日對立委「高潞‧以用」的質詢回復：不能因為調查結果讓檢舉人（陳君愷）不滿意，就一審、再審。

廖俊智在2017年月20日對立委「高潞‧以用」的質詢回復：不能因為調查結果讓檢舉人（陳君愷）不滿意，就一審、再審。

我在此補充：第一、對此調查結果不滿意者，不僅止於陳君愷，我也認為中研院的調查方式與結果愧對國人。第二、如果對劉士永（1999）「誤引案」一審再審，的確是浪費社會資源，但《臺灣史研究》務須審查陳君愷提出的「誤引案」論點，既然《臺灣史研究》反駁陳君愷提出的指控，劉士永也承認錯誤與道歉，就該正式刊登相關細節，揭露完整的學術資訊，以利於學者進行後續研究。 （相關報導： 劉任昌觀點：物理學家索卡的惡作劇與台灣學者的惡作劇 ｜ 更多文章 ）

補充：本文的主要資訊來源是陳君愷（2017）所寫〈中央研究院的學術倫理問題—以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劉世永誤引案為例〉，圖1、圖2與圖3是我取自陳君愷的 Google 雲端硬碟的論文檔案，再加以求證、標示。（作者為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金系助理教授）

劉士永來函：

本文作者所述爭議事端，業經多次中研院學術倫理審議並且詳述回覆對方，而該文所云簡略一事，當係近日中研院回覆立委之說。具體回應意見早已見諸先前歷次學術倫理審議，只是未得對方接受，以致爭議迄今未止。此案亦經法院委外鑑定之後三審定讞，具體事由亦可上網參閱判決書。本人敬祈作者能多方了解事情發展原委，而非單憑一方資訊即遽下判斷。學術之路本就是學習之道，有錯當改自是無庸置疑，但輕易以正義或倫理相責，却恐有失真確，想必也非作者為文期待震聾發聵的一片丹心。本人對近年未經平衡報導的各種說法，已與律師商議合情合法的對應之道，至盼不再流於意氣與口水之爭，以祈回歸學界公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