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觀點:美國如何背離台灣的轉型正義?

2017-11-13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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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川普來訪的菲律賓民眾。(美聯社)

反對川普來訪的菲律賓民眾。(美聯社)

21世紀的轉型正義政治在台灣如火如荼,通常討論的場域僅限於國民黨統治期間,在台灣的種種壓制,尤其是在李登輝掌權之前的兩蔣統治時代。對轉型正義採取質疑者則認為,兩蔣統治有其歷史背景,對台灣的安全與發展貢獻俱在,不宜以當代的自由民主標準,以今非古。

轉型者與歷史相對論者各執一詞,他們沒有注意到的是,在彼此之間其實有共享的脈絡,那就是以美國國家安全論述為中心,其專擅在台灣的轉型正義進程中,定義了台灣的安全環境與衍生而來的政治正確。

通說以早年國民黨反攻大陸的意識形態、中國中心的文化教育政策,黨國不分的人事及財務,福利政策的獨厚軍公教,及戒嚴體制下的白色恐怖,所構成的不正義,雖然有國民黨自己的內戰意識在主導,然而,實踐上之所以能夠虎虎生風,主要是因為國民黨依附在以美國為首的冷戰格局中。

冷戰時期的著名漫畫,赫魯雪夫與甘迺迪互扳手腕較勁,象徵美、蘇的緊張關係。(取自網路)
冷戰時期的著名漫畫,赫魯雪夫與甘迺迪互扳手腕較勁,象徵美、蘇的緊張關係。(取自網路)

美國領導的這個由冷戰為核心的全球安全系統,支持了在世界各地的反共政府,他們往往為了防止第五縱隊的滲透,維持了各國龐大的軍警特務系統,壓制民眾的政治參與。國民黨延續的內戰意識形態寄生於此,以至於必須臣服在冷戰體系所要求的圍堵政策下,因此矛盾地抵觸了其訴求反攻大陸的所謂國策。

也就是說,國民黨的反共政權得以維繫,是在違背內戰意識的冷戰格局中,以服務美國的國家安全政策為前提,方才有可能。無論是戒嚴也好,中國歷史文化教育也好,軍公教的福利政策也好,都籠罩在一個超越中國內戰,更超越國民黨的外生的冷戰場域中,不協調地以替美國的安全架構作嫁為優先。

冷戰結束以後,美國的國家安全也在一夕之間丕變,從圍堵一變而為人權。九零年代初最流行的國際關係術語就是「後冷戰」,乃將國際關係的主體從國家轉移到包括個人,所以人權問題凸顯出來。這也說明為何在那個時間點裡,北京一再強調的是「冷戰後」,意味著應該是回到冷戰前的狀態才正常。這是北京以主權論述對抗華府人權論述的當代濫觴。

人權外交所反映的,原本是美國內部為了擺脫越戰與水門事件陰影,所醞釀而成的一股社會情緒,一直到冷戰結束後才真正成為外交議程,與隨之而起的自由貿易、全球化匯流,蔚然成風。其結果,各地原本的反共政權大受衝擊,與美國的關係日益動盪,因為民主化的話語霸權,挑戰在地威權政府的正當性。

美國的全球安全政策,在此動盪的世局中,指向了拒絕改革而造成人權迫害的一個個失敗國家。冷戰結束後的世界因而失控,親美的與反美的敵友位置對調,以前反共或圍堵的前哨,竟成為成為後來恐怖主義的溫床。轉型正義之聲此起彼落,高潮是近十年爆發的一連串的顏色革命與茉莉花革命。

茉莉花革命之後,突尼西亞不時發生政治暗殺事件(美聯社)
茉莉花革命之後,突尼西亞不時發生政治暗殺事件(美聯社)

台灣的轉型正義也不例外,看起來是針對國民黨的內戰體制,實際上與國民黨的內戰體制一樣,都是在美國的國家安全及全球安全實踐中隨波逐流。不但內戰體制遭到冷戰圍堵的切割,反而鞏固了兩岸的對立,還導致當前台灣主義論述得以堅稱,兩岸的分裂在1949年就已經完成。

既然把1949年台灣當作是已經分治的國家,國民黨的名為內戰、實為冷戰的戒嚴體制,自然毫無正當性可言。這樣的論述完全符合世界各地轉型正義的邏輯,他們也都是從否定冷戰體制作為正義的起點。對美國而言,這是隨著冷戰的勝利而發展的新的國家安全議程,到了世界各地,卻完全不是如此。

對依附在冷戰下的各地反共政權而言,冷戰的結束絲毫不是勝利,因為冷戰的主角從來不是他們,所以冷戰的結束只能是對自身政權的威脅。最大的威脅就是美國的人權議程與全球化議程,導致他們反而變成了美國國家安全論述下的邪惡勢力。轉型正義的力量所執行的,就是他們過去所執行的—美國的國家安全,只不過內涵變成是推翻反共政權,建立自由主義的新政治。

這其中的重大變數是中國崛起,一時之間,不必是自由主義也可以發展成功,甚至可以推動全球化。北京奉行的是和平與發展,抵擋或化解恐怖主義的是不干涉主義,北京共識儼然出現在世人的眼前,成為流行的新路徑。相對於此,各地接二連三的顏色革命、恐怖主義的蔓延、美國新保守主義的納粹風格,反而弄的敵友難分。

823砲戰後至冷戰期間的空飄物資,由左至右分別為香菸、民生物品與安全證。(圖片來源:Psywar.com)
823砲戰後至冷戰期間的空飄物資,由左至右分別為香菸、民生物品與安全證。(圖片來源:Psywar.com)

台灣的轉型正義是在純粹的後冷戰場域之中開展,看似中規中矩的取代反共政權,即使其動機既非自由民主,亦非全球化,而僅止於是從內戰束縛解放,進而回歸殖民現代性。依樣畫葫蘆發動的轉型正義,其間固然在微觀上滿足若干政客菁英的掠奪、報復慾望,宏觀上不得不仍然是執行美國的全球安全任務。

中國的崛起間接但強烈地製造了台灣轉型正義中的迷惑,台灣如同各地,轉型正義都是在全球化的大型論述場域中發生,如今美國在從全球化議程上退縮,中國則在這個議程上奮進。而台灣(與香港)的轉型正義與眾不同地是以去中國化為主旋律,因此與全球化場域中的主角換將,立即發生扞格,於是逼出了新南向政策,與轉型正義及去中國化,共同成為低階的台灣場域中不須自覺的共謀。

後冷戰以降,在美國國家安全議程轉換的場域中,孕育了各地的轉型正義,國民黨的冷戰角色也因此遭到拋棄,成為轉型正義的對象,連帶國民黨產、軍公教福利保障等首當其衝,而台灣的中國歷史文化傳承遭到池魚之殃。其間,台灣從未發展屬於自己的安全觀,因此就只能與當下的美國一樣,在陷入了敵友共生的混沌後,乾脆封鎖自己,埋頭清算,不再侈談正義。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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