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尋求推動創新與成長的時候，我們必須有一個根本的認知，那就是公私部門分別都在這當中扮演著要角。我們不僅得了解創新生態系的重要性，還特別得去掌握每個主體各為這生態系貢獻了哪些東西。有種假設認為公部門頂多只能（透過補貼、減稅、碳定價、技術標準等手段來）提供動機給私部門，然後由私部門主導創新，但這假設其實無法解釋何以在不少案例裡，引領創業的力量都是來自國家而非民間，而這種矛盾之處又在現今的經濟危機中被格外凸顯出來。對國家的積極角色視而不見，會造成公私部門夥伴間的合作淪為寄生（而非共生）的關係，同時也會造成金錢被浪費在含各類減稅在內，無效的刺激方案上，讓其他更有意義的工作無錢可用。
想了解國家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承擔風險的基本角色設定，我們就不能不去了解到創新的「集體性」特徵。不同類型的大小公司、不同類型的資金來源，乃至不同類型的國家政策、機構與部門，時不時會以我們意想不到的方式互動，但我們要相信自己可以去形塑這些互動，藉此來達成我們想要的目的。創新文獻的體系，在克里斯．費里曼（Chris Freeman; 1995）、班特–艾克．蘭得瓦爾（Bent-Åke Lundvall; 1992）與李察．尼爾森（Richard Nelson; 1993）的示範與領導下，在此充滿了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我們愈來愈需要這些橫向的知識擴散系統來幫助我們在公私合作的阻礙降低處開疆闢土，為創新打開新的道路。
經年累月下來，我們已經知道創新不光是給錢研發就可以辦到的事情，還需要有完整的體制來讓新知能擴散到經濟體裡面。科學與產業之間充滿活力的連結，或許只是創新可以獲得支持的其中一個方式，但本書的案例已經顯示這些連結可以展現極高的深度，也可以動輒回溯幾十年年頭。現在要繼續認為創新過程發生在國家或企業的獨立作業中，已經是愈來愈難以想像的事情了。
但與其搬出創新生態系等炫目的字眼來描述創新的過程，我們的當務之急是要理解系統中不同主體中創新分工，特別是每個主體在顛簸風險地景中運作時的角色扮演與決心強度。國家固然需要冒險，但國家不應只是去吸收（或甚至緩和）私部門所面對的風險。國家應該要承擔的，是私部門不願意承擔的風險，然後這些風險對應的報酬也應該歸給國家。獲取報酬是一件大事，因為創新循環需要資金維繫才不會難以為繼，這是一個「以案養案」的概念，何況還有無可避免的虧損需要彌補；另外就是有報酬作為底氣，創新循環才能比較不受到政治更迭與商業景氣衝擊。公共政策應該聚焦公部門在各產業與機構之內與之間所扮演的特定角色上，以便讓原本無法發生的事情得以發生──完全就像凱因斯在《自由放任的終結》（The End of Laissez Faire; 1926）中所主張的那樣。這涉及的不光是公部門支出在反（景氣）周期上所需要扮演的重要角色（這角色很不幸地因為當今的撙節政策而無法發揮），更關乎到我們應該對個別政策工具提出哪些類型的問題：比方說稅務優惠真的能讓原本不會發生的研發發生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