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永丞觀點：從財政部與台新金應屬「公私夥伴關係」談起

彰銀案於台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更一字第77號判決做出後，財政部與台新金之間，究竟有無表決權拘束契約存在及是否有效之爭議，仍聚訟盈庭，莫衷一是。本案高院判決不但承認表決權拘束契約存在，更肯認其效力，惟如此的認事用法，是否妥適，誠有疑義。以下試就表決權契約是否成立及是否有效之疑點，分敘評析之。

財政部與台新金之間，屬公私夥伴關係

財政部為吸引策略性投資人參與投標，以達二次金改整併金融機構提升國家競爭力之政策目的，同意於增資完成前，由策略性投資人主導經營權，並同意配合支持於下屆董監事改選時，支持投標廠商取得相對應之席次。於94年、97年間股東會改選董監事時，財政部與得標廠商台新金簽署協議進行共同配票，使台新金取得彰銀董監事之過半席次，此為財政部官股背後當時所欲達成之公益目的。考量財政部之角色與地位，在二次金改之履行公益目的之行政任務下，財政部與台新金彼此之關係應如何定性，法院實應加以審酌。

在行政實務上，公部門為因應行政任務之效率性與專業性的需求，近年以來特別針對非傳統公權力行政之領域，藉由民間參與之模式，以創造政府、企業與社會大眾三贏之預期效益，是謂「公私協力行為」（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此種以公私協力行為為核心之行政任務民營化已成為行政法上熱烈探討之議題。作為一種公部門履行行政任務而與私部門採取合作關係，在現代合作行政國家關係下其重要性與日俱增。其基本上有三種類型：1.形式之民營化 2.實質之民營化 3.功能之民營化。

所謂形式之民營化，乃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對其行政任務之履行選擇以私法之法律形式，例如設立公司之方式經營，但國家或地方團體仍擁有該公司之股份（所有權），此種公營公司組織民營化之型態，在我國憲法第144條「公用事業及其他有獨佔性之企業，以公營為原則，其經法律許可者，得由國民經營之。」亦有其憲法上之要求。

查本案財政部之二次金改之時空背景下，財政部與台新金之合作關係，即屬上開行政任務民營化之公私協力行為，而非私經濟行為下一般私法契約或行政法上行政契約之關係。故本案判決率自認定為契約關係之主張，誠有待斟酌。 （相關報導： 風評：彰銀案中各自解讀蘇揆的「不吃虧退場」 ｜ 更多文章 ）

法律行為可分為成立要件與生效要件，就法律行為之一般成立要件而言，分別為當事人、標的、意思表示三個要素。就一般生效要件而言，為當事人有權利能力，標的須可能、適法、確定、妥當，意思表示須健全。本案財政部於彰銀之官股地位，即具有國家政策目的，本質上具有維持金融秩序之目標，若欲簽訂「表決權拘束契約」，實應受立法機關（人民）監督問責之必要。財政部作為官股，應對人民為符合公共利益及目的之事，若將彰銀經營權移轉作為契約標的，將使台新金取得彰銀經營權，恐有違公益目的。因此，財政部與台新金在彰銀之角色，應為公營公司民營化之態樣，屬公私協力之合作夥伴關係，是故財政部與台新金係以公私協力行為達成由財政部主導以穩定金融秩序之公共目的，而非以彰銀經營權移轉作為契約標的。申言之，若財政部在未經一定正當法律程序前，誠不能以彰銀之經營權作為契約之標的，更遑論財政部及台新金之間會有表決權拘束契約成立之可能。

高等法院實應尊重最高法院歷年相關判決所建構之穩定法秩序

依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4500號民事判決及96年度台上字第134號民事判決與表決權拘束契約相關見解，認為表決權拘束契約易使公司為少數大股東所把持，對於小股東甚不公平，並與公司法有關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規定之原意相左而與公序良俗有違，故應屬無效，且表決權拘束契約亦與為保護少數股東所採取之累積投票制有違，故認應屬無效，本案高院判決見解顯與前述最高法院歷來見解牴觸。此外，不論係因對小股東不公平，抑或有違累積投票制而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本文以為表決權拘束契約係為一繼續性契約，但應有其合理期限；若無合理期限之長期表決權拘束契約，亦應違反公序良俗而為無效。又觀之新公司法之立法脈絡，至今仍未開放公開發行公司於非併購時得簽訂表決權拘束契約，立法機關亦表現對最高法院判決之尊重。故本案兩造之間，誠應欠缺成立表決權拘束契約之合法性與正當性。

依美國公司法學者Robert Clark，表決權拘束契約最值得注意的是對「非簽訂股東」（Nonsigning Shareholders)的保護。潛在投資人在決定進行投資前，對於已經存在於公司與其他股東間的控制權協議，應具有知情之權利，故任何相關協議均須加以公開揭露，以降低資訊不對稱之交易成本。為保護投資大眾及股東資訊權之利益，股東間如欲簽訂表決權拘束契約則應揭露，使公眾皆能知悉契約之存在，並有利於其投資判斷。然本案台新金與財政部，似未就兩造間曾簽有所謂的「表決權拘束契約」加以公開揭露，由此可證，財政部與台新金間均不認為當時有簽訂所謂「表決權拘束契約」之事實，否則「表決權拘束契約」，應屬影響股東權益之重大事項，兩造焉有不加以揭露之可能？是故，兩造乃為公私協力之夥伴關係，而不宜以私部門間之私法契約法律關係予以定性。

結論

本文認為財政部與台新金間之關係乃公私協力行為，從經濟實質上觀之，彰銀為公營公司組織民營化之型態，自始至終均由財政部控制、經營與執行其業務，以遂行政府國家金融政策與金融穩定等行政任務，與台新金則為公私夥伴關係，以期創造政府、台新金與社會大眾三贏之綜效。苟無此一認知，卻逕以私部門間之私法契約關係相繩，而就所謂的表決權契約之有效性加以論證，恐過於率斷。尤其，對於我國金融市場銀行官股之地位與其所扮演之重要角色，誠有待法院再加以反思。 （相關報導： 風評：彰銀案中各自解讀蘇揆的「不吃虧退場」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