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麟專文:《八一七公報》風波首當其衝,外放別到政治組

2020-01-25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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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根任內簽署「八一七公報」。圖為1987年,美國總統雷根與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簽署《中程飛彈條約》成為冷戰和解里程碑。(AP)

雷根任內簽署「八一七公報」。圖為1987年,美國總統雷根與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簽署《中程飛彈條約》成為冷戰和解里程碑。(AP)

美國對台軍售一事,攸關幾個「脆弱點」:第一、台灣方面斷交後極具不安感;第二、美中剛建立的「新邦交」基礎不穩,雙方仍然缺乏互信;第三、雷根總統上任伊始,不能因為此事壞了他的「蜜月期」,而影響到其他施政。第四、涉及美國在國際間的誠信原則。鑒此,美國不能「逢案權宜」(Case by case),必須予以制度化處理,終於在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頒布了規範對台軍售的《八一七公報》

為朱撫松撰寫講稿,一字之易見功力

頒布的當天,我也接到了外放華府的正式派令,發文日期正巧也是:「1982年8月17日」。

《八一七公報》大體而言,對我方自非有利。事實上,在發布前,我方已覺察到此事的難以挽回,遂透過管道要求美方對台灣「有所交待」。於是在七月中旬,美國政府私下向我表達了「六項保證」,其內容諸如「不同意中共要求,就對台軍售一事與其事先諮商」、「不支持中共對台灣的主權主張」等,稍微緩解了我方的焦慮和不安。

《八一七公報》頒布,舉國震動。為了安撫人心,我方要求將「六項保證」同時公布於世,美國也同意了。外交部長朱撫松必須在頒布隔天到行政院就《八一七公報》(連同六項保證)做緊急專案報告。當天下午我接到外放派令後,還準備下班回家與內人討論搬家事宜。就在我離開辦公室前突然接到北美司長官指示:「留下來加班」。這一加,就待到午夜十二點,我的任務是——負責撰寫朱部長的報告講稿!

按照政府機關的人事行政規定,我在接到人令的那一刻,就算是駐美代表處的一員,應該開始辦理交接、進行履新前的實習。但是在此非常時刻,哪能計較個人,整個北美司從司長到承辦科長全部「共赴國難」,即連外交部部長跟次長也都Stand by!

我既然負責最「下游」的撰稿工作,就必須熟讀兩項文件的全文、推敲字裡行間的弦外之音。由於我在司裡原本就處理台美政務及軍事關係,對於這點尚可掌握;但是這篇報告尚需揣摩部長處境的政治考量,就不是我這個小小科員所可權衡的了。

舉例而言,我在講稿結論中用了「弊多於利」一詞,形容美方這一舉措對我方影響。文稿到了司長,他集合大夥(副司長、科長與我)商量,擔心該用詞恐會觸怒政院首長甚至層峰;但是要硬說是「利多於弊」,顯然是違心之論、粉飾太平。最後眾長官們決定本著公職良知照稿上呈、不做更動。司長還丟了一句話:「唉,就讓部長做政治決定吧!」當天午夜前,講稿奉核定退下來的時候眾人圍觀。通篇講稿幾位次長一字未動,到了朱部長只動了一處,那就是把我們所關心的四字箴言,改為「利弊互見」!那一刻,我學到的遠勝過撰寫講稿的心得。

當時外放前的時空背景,正逢台美關係最為困難的情況。我外調華府,縱然不是「跳火坑」,也絕對是件苦差事。

1982年8月17日,八一七公報簽署的當天,時任美國總統雷根發給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舒茲、國防部長溫伯格一份備忘錄,強調美國同意減少對台軍售的意願,是以中國持續其和平解決兩岸分歧的承諾為先決條件。(圖取自AIT網頁)
1982年8月17日,八一七公報簽署的當天,時任美國總統雷根發給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舒茲、國防部長溫伯格一份備忘錄,強調美國同意減少對台軍售的意願,是以中國持續其和平解決兩岸分歧的承諾為先決條件。(圖取自AIT網頁)

國會組有成就感,政治組却常有挫折感

忙完了《八一七公報》的善後處理工作,我開始了各單位的實習,包含電務、出納、會計等。因為做個外交官,必須要精通十八般武藝及各種行政庶務,不是一般人想像中,整天周旋在衣香鬢影、觥籌交錯之中而已。我記得在會計處實習完畢、等待主管簽字時,該處幫辦(相當於副處長)馮冠武(馮寄台大使之父)在我實習簿上一邊簽字一邊含笑表示:「我相信你到美處(駐美代表處的簡稱)以後絕對不會承辦會計,我可以放心地簽字!」

當時的美處涵蓋:外交、經濟、國防、教育、農業、勞工等部專業人員,還有國安情治單位官員,彷彿一個「小內閣」。其中主要對美政府的聯繫工作,端賴「政治」與「國會」兩組。前者與美國行政部門打交道,後者聯絡國會參眾兩院。在我揣測未來去處之際,北美司的資深同仁私下向我表示:「你肯定會被分到這兩組之一;不過為了你好,最好別分到政治組。」

當時美國與中共建交後,主管外交事務的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對於美處並不友好。國務院在亞太局中將原來專責中華民國業務的「中國事務處」(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改為轄管中華人民共和國。該局另設「台灣協調組」(Taiwan Coordination Staff),處理斷交後的台灣業務,總共只有三個人。相對之下,中國事務處人員高達二、三十位,而且經費增加,兩者差距不可以道里計。美處政治組負責與國務院聯繫,就侷限於台灣協調組了。當時的華府氛圍,美國已結中共「新歡」,台灣雖然不若「棄婦」,但是政治組同仁要看國務院官員的眼色,也就不在話下了。

對照於美國行政部門的冷淡以對(Cold shoulders),美國國會當時對於台灣,可以說是雪中送炭;不但同情有加,而且常常仗義執言、拔刀相助。這可追溯到兩個原因:一、美國政治傳統上,國會與行政部門本就應該扮演「相互制衡」的角色;二、卡特民主黨政府倉促與台灣斷交,引起美國許多朝野人士的不滿,尤其以共和黨國會議員為最。

在這種情況下,美處國會組人員自然比較受到國會山莊(The Capitol Hill)的歡迎。當然,他們的工作也有辛苦的一面;例如要經常提供台灣發展現況資料、Update台美關係上所遭遇的問題、有時還要籌組國會代表團(包含參眾議員或助理)到台灣訪問等等。但是,因為沒有行政部門「一個中國」政策限制下的「硬道理」(例如不能自稱中華民國)及「潛規則」(例如不能進行辦公室拜會),做起事來比較得心應手。也就因此,當時一般認為,國會組的工作容易有成就感,而政治組的工作常常有挫折感,這也是北美司前輩私下好意「祝福」我最好別分到政治組的主要原因。

趙麟大使新作新作《把一手壞牌打好:一個台灣外交官的奮鬥心影錄》(聯合文學)。

*作者為資深外交官,前駐非洲史瓦濟蘭王國大使。二○一三年轉入民間企業,現任華航集團華夏航科國際(股)公司董事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把一手壞牌打好:一個台灣外交官的奮鬥心影錄》(聯合文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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