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台灣的公民社會與公共文化

2020-01-25 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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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選修「學生自治與公共參與」課程的高中同學參與「捍衛民主)行動。(資料照,吳逸驊攝)

圖為選修「學生自治與公共參與」課程的高中同學參與「捍衛民主)行動。(資料照,吳逸驊攝)

一個好的公共文化,能夠善用公共論述的資源,而一個好的公民社會,則是一個可以培養哲學家公民的社會。

如果說,自由、平等、人權是臺灣的重要價值,那麼如何將這些價值具體落實在公民社會中的「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就是一個值得眾人關注的問題。錢永祥教授在〈哲學與公共文化:臺灣的經驗〉一文,針對臺灣的「公共文化」的形成,提出了重要的哲學洞見,深具啟發性。提到公共文化,一般會想到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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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羅爾斯,公共文化的培養有賴於一個社會的歷史文化之傳承,而美國有著悠久的民主傳承所累積下來的文化資源,如此一來,對於不屬於歐美歷史文化的臺灣,要援引羅爾斯的理論做為公共文化的思想資源,就會面臨挑戰。不過,任何一個在地化的政治哲學的思考,都必須針對自己所處的社會特色進行調整。在這個意義下,錢教授梳理了臺灣的「公共文化」之思想來源,並追溯到1949年後的臺灣。

他認為,在當時具有理論深度又與現實社會有所聯繫的思想,當推自由主義與新儒家,這兩種哲學彼此雖然有許多的論戰,但對於民主制度和自由平等的價值都有高度的認同。錢教授援引楊儒賓教授的分析,指出儒家的政治秩序是「天下為公」,但過去一直找不到相應的制度來落實這種秩序,直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出現才提供了解答。

錢教授也指出,臺灣民主運動的社會基礎來自族群的衝突,而自由主義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從50年代到70年代紛雜思想中形成的廣義自由主義,到了80年代,幾乎成為了整個世代的共享資源。而當時的自由主義的光譜相當廣,涵蓋了文化保守主義、西化派、左派,甚至後現代等。依據楊儒賓教授的觀察,他那一代人的生命彼此是有共性的,閱讀的書籍包括新儒家文字、錢穆著作、印順佛學、志文出版社的西方翻譯、水牛出版社的存在主義書籍、黨外雜誌提供的知識以及大學附近書攤上的左派知識等等。對錢教授而言,自由主義具有強烈的文化意涵,而殷海光與徐復觀則分別賦予『自由主義』背後的道德內容為「人本主義」與「道德的人文主義」,這相當貼合70年代一代人的共同價值。

20190810-思沙龍「怎麼理解這個中國?從近世歷史看中國的內與外」,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錢永祥主持。(盧逸峰攝)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錢永祥。(盧逸峰攝)

然而,臺灣在1980年代的民主運動則來自社會的衝突,這樣的衝突,似乎不容易用羅爾斯的「正義原則」就直接能夠加以解決。依據錢教授的觀察,臺灣民主化過程所產生的各種衝突,包括「族群的妒恨、國家認同的差異、歷史記憶版本的不同、語言與文化的消長等等問題」,至今仍然沒有機會好好地進行「互相尊重的討論」。在這個意義下,重視臺灣的公共文化,有助於衝突的雙方進行理性且互相尊重的對話。錢教授主張,公共文化必須具有一種理想成分與規範性,不能只是停留在現有的價值觀、制度或社會成員持有的想法與信念;其次,公共文化作為一種公共性格,要有高度的包容性,可以容納多種且彼此衝突的價值觀;此外,公共文化必須能夠被反省與評價,不同的公共文化之間可以有好、壞的價值比較。因此,公共文化並不涵蘊道德的相對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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