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好的公共文化，能夠善用公共論述的資源，而一個好的公民社會，則是一個可以培養哲學家公民的社會。
如果說，自由、平等、人權是臺灣的重要價值，那麼如何將這些價值具體落實在公民社會中的「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就是一個值得眾人關注的問題。錢永祥教授在〈哲學與公共文化：臺灣的經驗〉一文，針對臺灣的「公共文化」的形成，提出了重要的哲學洞見，深具啟發性。提到公共文化，一般會想到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
依據羅爾斯，公共文化的培養有賴於一個社會的歷史文化之傳承，而美國有著悠久的民主傳承所累積下來的文化資源，如此一來，對於不屬於歐美歷史文化的臺灣，要援引羅爾斯的理論做為公共文化的思想資源，就會面臨挑戰。不過，任何一個在地化的政治哲學的思考，都必須針對自己所處的社會特色進行調整。在這個意義下，錢教授梳理了臺灣的「公共文化」之思想來源，並追溯到1949年後的臺灣。
他認為，在當時具有理論深度又與現實社會有所聯繫的思想，當推自由主義與新儒家，這兩種哲學彼此雖然有許多的論戰，但對於民主制度和自由平等的價值都有高度的認同。錢教授援引楊儒賓教授的分析，指出儒家的政治秩序是「天下為公」，但過去一直找不到相應的制度來落實這種秩序，直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出現才提供了解答。
錢教授也指出，臺灣民主運動的社會基礎來自族群的衝突，而自由主義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從50年代到70年代紛雜思想中形成的廣義自由主義，到了80年代，幾乎成為了整個世代的共享資源。而當時的自由主義的光譜相當廣，涵蓋了文化保守主義、西化派、左派，甚至後現代等。依據楊儒賓教授的觀察，他那一代人的生命彼此是有共性的，閱讀的書籍包括新儒家文字、錢穆著作、印順佛學、志文出版社的西方翻譯、水牛出版社的存在主義書籍、黨外雜誌提供的知識以及大學附近書攤上的左派知識等等。對錢教授而言，自由主義具有強烈的文化意涵，而殷海光與徐復觀則分別賦予『自由主義』背後的道德內容為「人本主義」與「道德的人文主義」，這相當貼合70年代一代人的共同價值。
然而，臺灣在1980年代的民主運動則來自社會的衝突，這樣的衝突，似乎不容易用羅爾斯的「正義原則」就直接能夠加以解決。依據錢教授的觀察，臺灣民主化過程所產生的各種衝突，包括「族群的妒恨、國家認同的差異、歷史記憶版本的不同、語言與文化的消長等等問題」，至今仍然沒有機會好好地進行「互相尊重的討論」。在這個意義下，重視臺灣的公共文化，有助於衝突的雙方進行理性且互相尊重的對話。錢教授主張，公共文化必須具有一種理想成分與規範性，不能只是停留在現有的價值觀、制度或社會成員持有的想法與信念；其次，公共文化作為一種公共性格，要有高度的包容性，可以容納多種且彼此衝突的價值觀；此外，公共文化必須能夠被反省與評價，不同的公共文化之間可以有好、壞的價值比較。因此，公共文化並不涵蘊道德的相對主義。 （相關報導： 那些年，我們失去的公共空間》新加坡當代藝術家韓雪梅 打破空間與社會的僵固想像 ｜ 更多文章 ）
如何善用哲學的資源來進行公共議題的思考，是許多臺灣政治哲學家努力的地方。謝世民教授在〈政治哲學如何與身處的社會互動：一個臺灣哲學家的嘗試〉一文提出了「哲學家公民」的主張。所謂的「哲學家公民」，是指可以對憲政民主的價值有能力反思、尊重事實、講究理性的公民。「哲學家公民」並非特定身分的菁英階層，而是每個公民都可以透過哲學的資源來思考我們的公民社會。然而，謝教授認為，哲學家公民是需要訓練的，而「一個憲政民主社會的成熟度或優質度，決定於哲學家公民的多寡。」換言之，一個好的公共文化，能夠善用公共論述的資源，而一個好的公民社會，則是一個可以培養哲學家公民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