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驥的記憶裡，有雙白襪子，那雙既平常，又讓他好像不太一樣的白襪子。
2015年，他執導的《醉，生夢死》獲選柏林影展，並奪下柏林最大同志雜誌《Siegessäule》舉辦的勝利柱獎，「德國人非常好奇，為什麼我穿白襪子？我也很好奇，為什麼你會問我穿白襪子？原來他們18歲以上的人不穿白襪子，所以一看到我就混淆，你那麼大你穿白襪子？」
「頒獎時我就說，我知道德國有這個傳統，但我還是有穿白襪子的自由，我的意思是，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自由，我跟一個男生談戀愛，或是女生跟女生談戀愛，不妨礙誰，後來那個gay雜誌開心得一塌糊塗。」
張作驥點起了菸，最近又有人提起那雙白襪子，「像我那天去電視台，他說白襪子能不能換掉，覺得白襪子跟西裝不搭，我就跟他講這個故事 。」
「他們家也有愛啊」 張作驥盼替人發聲
從《醉‧生夢死》開始，張作驥的電影首度出現同志題材，來到最新作品《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裡頭失智的退役老軍官，也有段陳在記憶裡的龍陽戀，媒體開始問他，怎麼會想拍這個題材？什麼時候開始想的？
對他來說，這一切都稀鬆平常。「我身邊一直有（同志），很多人都是，你看我所有電影，都是自閉症、失智症、盲人，這就是商業片最討厭的地方。」
「商業片不喜歡我們幫別人發聲，因為電影就變成另外一種調調，獨立製片好處是，我們可以自己幫一些單位發聲，我不鼓勵，我也不說什麼是好的，那有些人天生下來就是這個樣子，為什麼社會不能容忍？」
「像自閉症，家庭是很苦的，我們都是非常健康的人，譬如你弟弟是蒙古症，我請問你家庭怎麼辦？父母還不太願意讓其他人知道，這怎麼辦？要呈現出來啊，他們家也有愛啊，那這就是投資者最怕的，這也很為難，要做還是不要做，看自己啦。」
「太有錢不好，你會迷失方向」
張作驥的電影，總是在拍社會邊邊角角的地方，市場上、陣頭裡、違建住宅間，生命活得堅韌，血淚都成了螢幕上的精彩，回頭來說，他也是硬派的人，窮窮苦苦地也要拍好東西。
「我其實覺得當導演不好，當攝影師比較好，好好去拍片，享受那個過程，當導演，你看我自己剪接，自己弄音效，獨立製片就是這樣子。」停頓片刻，他重複又說了一遍，「誤打誤撞啦，當導演，當攝影師比較好。」
就算這樣，張作驥還是一路拍到第9部長片，《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部分資金缺口，由母親的800萬遺產補齊，為了省成本，他剪輯、音效都自己上陣，前幾年成立的特效公司，也派上用場，「就是彌補場面上，如果你想不花錢做什麼事，就是用合成去做。」
工作人員在室內穿梭，訪問空檔，張作驥會回頭交談幾句，排行程、交待道具、海報，好多事情要經手。「我們跟他們講，要賺大錢，不要來我們公司啊，我們可以賺平常的一倍，要爆發的我們沒辦法。」
「沒有錢不能做事啊，但有了錢會不好，太有錢不好，你會迷失了方向，我覺得快樂的拍片，然後錢夠就好。」這些話他已經講了好多年，理想與現實的拉扯，每次拍片受訪，都如此錯綜複雜。 （相關報導： 「生命是很怪的！」專訪張作驥：從出獄到告別親愛的、陌生的母親 ｜ 更多文章 ）
這回他找來了兩個人物客串，一個是台灣傳奇影評人「李幼鸚鵡鵪鶉小白文鳥」（下稱：李老師），另一位是資深製作人李烈，兩人在片中短暫，卻又激烈地交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