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威金森與凱特．皮凱特兩位學者以實證基礎論述的系列兩本著作，不僅是對置身時代的診斷，也是社會健全實踐的方案。第一本《社會不平等》主要論證不公平對社會造成的傷害影響，例如暴力、嬰兒死亡率、肥胖、社會流動或教育失敗等問題。依照此書兩位作者之見，如同空氣對於人類生存的必要，空氣污染成為亟需解決的社會問題；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是另一種心理社會污染問題，造成嚴重生活品質的困境。
第二本《收入不平等》則從社會面向議題轉向個人內勢層次，顯示不公問題造成個人心理上的痛苦或生病，如焦慮、憂鬱、壓力或自戀等精神受苦或心理疾患。比喻的說，這兩本書的並置像是描繪當代人的心理社會層面的系譜，一端是精神層次與政經結構的社會，一端精神與內勢：公平正義在台灣的思索是內勢存有與幽微變動的心理。但這不是線性光譜的對立，兩本書所討論的心理現象與社會結構的交錯關連，又如莫比烏斯環（Möbius strip）互為交纏、沒有上／下、內／外之分，終究只有一個立面的問題根源：不公現象。財富分配不均製造了社會階級，當然，這不是單一因素。但階級梯度的分層現象，也構成社會經濟地位人口統計學變項的歸類，上層人是心理鄙視下層者；下層者面對上層人感到自卑。這樣的社會劇場特性，顯示社會結構與個人心理的交錯關係。
兩位作者以流行病學的資料與公共衛生角度，提出數據論證做為論述基礎。但可進一步思考的是，若社會財富分配議題僅是歸因社會不公的因素，忽略不公背後的相關因子，也可能會見樹不見林。尤其從台灣處境來看，文化心理層次上的連結，不可忽視。台灣政府過去訴求「幸福指標」，到現在政治人物動輒以「發大財」的財富生產為口號固然引發某些人共鳴。但更需思索的是財富「生產」或是「分配」，何者更具心理健康與社會福祉預測力的論證問題。然而，無論是幸福或發財並非憑空而來，而是能夠面對變動環境的挑戰。有人認為曾參與過二次世界大戰那一輩，是「偉大的一代」，因為生存的威脅、動亂與不安，將他們體內源自古代祖先的心理優勢與總體資質激發出來，這也是一種所謂的「杜魯門效應」。杜魯門一生不算傑出，卻能在羅斯福總統死後，一躍成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就是在動態環境中展現毅力、勇氣和遠見。
因此，有挑戰，有幸福，而非安逸度日只想過發財夢的生活。心理學家福雷德里克森（Fredrickson）研究指出，具備幸福的正向積極情緒，得以拓展智力的、社會的和身體的資源，增加人們在面對威脅或機會來臨時，可以有效動用的儲備庫。無論外在條件如何地變動，內勢能產生積極幸福感不僅開拓心智視野，也提昇寬容度、創造力和接受新挑戰的信心。幸福的評量不是指數公式，而是一種創造。所謂有價值的生活，不只是指使人們可以度過艱困時期或災難時刻，更是其能夠將注意力擴展至人類生活與身心健康狀態的向度，進而建構快樂且有意義的康健幸福生活。 （相關報導： 總被社會要求「堅強」的男性，終於願意走進諮商室！心理師道出現代爸爸們的求生困境 ｜ 更多文章 ）
前一本書《社會不平等》留下的個人心理議題，兩位作者寫第二本書《收入不平等》加以回應。事實上，社會公平涉及的自我與他人的關係，也是重要因子。有趣的是，心理學研究顯示，當有機會可以進行資源分配時，受試者期待的是「公平即正義」法則，透過公平分配符合心理反應。然而，當操弄研究變項，受試者面臨的分配處境涉及自己或同一團隊的利益時，績效獎勵的「比例分配」反倒成為實質分配的規則。人們很難直接以自私或利他分類，而是涉及置身處境的策略應用。這也是無論高喊知識經濟或庶民經濟，經濟民主是更根本的訴求。不過，只是從社會制度政策面思考，不公義現象仍在。回到自我的心理層次分析，是當代的重要課題。社會「應該」平等的背後，是心理「能夠」相信的前進。台灣過去長期一黨獨大，政黨輪替的時間相較於一黨專政的壟斷，至目前尚是短程。但因為有「改變」帶來的「希望」感，民眾期待快速滿足的需求效應成為集體情感。但過去學者已指出，社會階級、原民權、性別權、勞動權等社會改革議程，是一黨專政時期，在野力量訴求草根（現在叫接地氣）民主的政治抗爭重要行動。但當第一次政黨輪替，這些議題進入制度程序時，在期待感受可以立即改變的心理需求投射下，匯集了實質績效的威脅力。但改革往往難以立竿見影，在此狀態下，民眾產生了執政者「換了位置換腦袋」的質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