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逾百萬港幣,為何也來反送中? 中產示威者:想守護香港下一代的自由

2019-08-0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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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化名)年收入過百萬港元,但仍然積極參與近日的香港示威。(BBC新聞網)

阿明(化名)年收入過百萬港元,但仍然積極參與近日的香港示威。(BBC新聞網)

香港反《逃犯條例》抗議活動已經過去幾十天,警民衝突越演越烈,警方出動催淚彈、橡膠子彈以作驅散成為常態,示威者的裝備亦逐步升級,從雨傘、紙皮盾牌,慢慢變成鐵板、長棍、彈弓、汽油彈。示威者要求政府回應五大訴求,包括撤回條例、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警察暴力、釋放被捕示威者等等。但政府除了「暫緩」修例外,沒有回應其它訴求。

記者多次在抗議現場觀察到,前線示威人士的組成遠比媒體描述得多元,他們中不僅有年輕人或大學生,也有一些在社會上小有成就的成年人。

BBC中文此前採訪過年輕示威者、前線警察以及一些警察支持者,這次採訪兩位中產示威者,希望呈現這場抗議活動的全貌。

「我不敢想像2047」

30來歲的阿明(化名)是科技界的才俊,一邊做科技生意,一邊在大專院校任教,年薪逾百萬港幣。有一雙子女的阿明住在父母為他們買下的物業。

有別於身邊專業 人士朋友,阿明頻繁出現在「反送中」示威衝突現場。除了為了規避催淚彈而帶上口罩外,他不會像其他示威者般全副裝備走到最前,也不會衝撞或傷害他人,大部分時間作支援,提供物資,協助學生,或是幫平民疏散。

除了示威者的五大訴求,阿明參與的另一個原因是為下一代。他說在示威前線見到的學生讓他想起十幾年前的自己。 2003、2004年的時候,他已經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但年紀漸大,他不再是在最前排吶喊的一群,經常提醒自己以理智,非情緒去觀看事態發展。

阿明說,作為老師,他希望在前線幫助學生,作為父親,他也思考子女未來的路。

中國此前曾作出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50年不變」的承諾。《逃犯條例》爭議讓更多人擔心香港未來「一國兩制」的走向如何。

「我不敢想像2047後的香港,也許最壞的情況可能是一國一制,香港會失去所有事情,香港兩制下的獨特性會被鏟除。」

阿明說,現在有太多外來文化來對香港的語言、生活模式、價值觀、專業主義等等,都有所衝擊,香港人就是因為對這些改變感到反感而出聲。

PROTEST

 

「我要移民其實不難,但我和太太有共識,大家都想在香港生孩子,我們不想他們有外國國籍,因為我們一直好鄙視香港高官這樣做(其子女有外國國籍)。去到2047年,我真的不知道情況有多壞,現在惟有盡力做,做父母要做的事情已經做了,也有為他們的未來付出過,由他們自己的決定,」他說。

阿明認為,政府沒有一絲讓步,示威者把行動升級是「別無選擇」,無論是衝擊立法會、不合作運動等等,他予以諒解。

以往,香港民主派激進示威者向警察投擲雜物會被同陣營的人譴責,但近幾次的警民衝突變成常態。民主派政黨或支持者以「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作口號,不作出譴責,指責問題出在政治上毫不退讓的政權。中港政府與警方均高度譴責示威者的「暴力」行為,認為是不能接受。

當問到他對示威者的作為的接受程度時,阿明回答說,「我接受不到瘋狂殺人,如果目前只是弓箭、汽油彈等,我覺得可接受,他們只是別無它法,才會採取這些手法,更大殺傷力的舉動只會是瘋狂的outlier(異常分子)才有的。」

對於7月14日沙田新城市廣場衝突中一名警察被示威者圍毆的情況,阿明說,「我不想這樣的事情發生,我都覺得有點過火,暴力可以溫和一點。」

但阿明同時強調,每件事情要先看其前因,也可能是警察「咎由自取、先撩者賤」,事件發生到這個地步是被迫出來。

人權組織及示威者指責香港警方在連串「反送中」示威中過分使用武力,以及涉嫌包庇縱容7月21日元朗襲擊事件的白衣人士。

警方強調執法人員只是使用「適當武力」,「和黑社會勢不兩立」,但這些解釋並沒有得到示威者廣泛的認同。

阿明說,「這是一個良知黑白的問題,在經歷這麼多事情,警察未能執行自己專業的職務,絶對是令事件更嚴重,但我個人深信警察大部分人都知道良心在哪兒。」

 
回顧7月21日香港幣朗暴力事件

「有樓不代表未來穩定」

35歲的阿祥自稱是一名「富二代」,父親早年在中國設廠,賺了不少錢,從小到大,不愁物質,高中和大學時期,父母供他赴英唸書,畢業後返回香港,在父親人脈的幫助下,進入一間銀行從事行政工作,月入幾萬港幣,「不算是最賺錢的一群人」,他在父親協助支付首期下,幾年前和太太置業,還沒有子女。

以前他政治冷感,一直不明白為何香港人要走上街頭,認為社會上參與政治的人,都是為了自身利益,或是因為他們不會賺錢而抗議。五年前,香港爆發爭取「真普選」的佔中行動(又稱「雨傘運動」),阿祥驚覺他身邊的朋友積極參與其中,而自己「懵然不知社會上發生甚麼事情」。

「佔中醞釀之時,我覺得他們(佔中三子)又是一群爭取利益的政客,他們竟然提出做違法佔領道路爭取普選,我完全接受不到,我當時不明白,為何一群人這麼在意民主。」

那時候,他在社交平台表達反對佔中的想法,幾個中學同學私訊他,有人責罵他不理民間疾苦,有人嘗試向他解釋運動的目的。

「我此前不知道他們對政治充滿想法,每次與他們見面都只是吃喝玩樂,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刻意遷就我,去避開討論政治。」

2014年9月28日,香港警察向為了爭取普選而佔領道路的示威者投下催淚彈,當天,阿祥在社交網站看到自己一位朋友頭破血流,「那是我第一次為了一場運動而哭,受傷的人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一直不知道他會站在前線,原來我一直不了解的身邊的人……我問這位朋友,這樣受傷值不值得,他說,為了香港和下一代,一切都值得,原來有些人真的為了錢以外的東西去抗爭,我認識到,我曾經無知。」

「雨傘運動」是他政治啟蒙的觸發點,「那時候才開始認真看新聞」,從理解示威者,變成「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民主派支持者,會在意選舉和參與遊行。

2019年6月,《逃犯條例》爭議爆發,發生多次警民衝突。6月12日,他在立法會外親身體驗了人生中首枚催淚彈,在混亂的示威現場,他在警方揮舞警棍下逃走。

他說那天自己只是現場,什麼也沒做,卻也有這樣的遭遇。「我是從那一刻開始決定永遠與警察勢不兩立,五大訴求中,我最關心的就是一定要設立獨立委員會調查警察。」

阿祥認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除了宣佈「暫緩」修例以外,具體上並沒有回應示威者其他訴求,香港的制度出現問題,反映這個政府「是可以完全不理會民意」。

七月一日,數以百計的示威者衝擊立法會,被視作是「反送中」運動的轉折點。

7月1日示威者闖入立法會大樓,阿祥得悉狀況,便展開了他稱之為2019年版「黃雀行動」的義載行為,他與多名朋友各自駕車前往該區附近,並派人到金鐘附近尋找黑衣年輕人,希望把示威者安全送回家。「黃雀行動」是1989年北京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被鎮壓後,香港各界營救民運人士的行動代號。

「我看到(衝入立法會)那一幕哭了起來,因為我發現我一直都很懦弱,很安於現狀,留在自己的舒適圈(comfort zone),不敢參與直接抗爭,而要讓一群比我們更年輕的人,去為我們爭取民主,我想,我至少要跟他們同行。」

之後,阿祥多次身穿黑衣和戴上頭盔協助前線示威者,他強調不主張向警員投擲雜物,自己從來沒有這樣做,但有時會拆毀欄桿和路牌供其他人用作路障或盾牌。

在示威者臨近失控時,他也會呼喝不要過火,「有時看到他們放火,我也有點害怕,但其實他們也無心傷害他人,針對的只是曾對他們暴力的警察。」

他認為,要解決問題是需要政府作出更大讓步,「你再譴責也沒有用,就算我們這些人與他們(最前線的示威者)割席也沒有用,有些年輕人拿著鐵板在前線子彈橫飛的情況也不退縮,已經沒有人可以阻止他們了,好多人說要勸年輕人,我都會說,你走到前線勸他們吧,那兒有幾千人,甚至上萬人,你們親身去勸吧,到時候,你才會了解那種絕望感。」

但目前示威者所作的行為是否真的能夠達到目的?阿祥說,沒人知道,因為沒有人有更可行的建議。

PROTEST

 

很多中產朋友與家人都不贊同他的做法,阿祥與他們處於「冷戰」的階段,「基本上暫時都不見面,以免不歡而散」。

「他們需要的是穩定,只要賺錢,跟我以前一樣,現在他們覺得我是激進派,為何有樓有家室,明明可以每個月去旅行還不滿足,但有樓不代表你未來穩定,不代表你可以快快樂樂生活下去,我會擔心下一代的未來,不希望他們將來活在恐懼當中,過著沒有自由的日子,我醒來了,知道政權可怕,希望他們有一天會醒。」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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