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8964三十年:鄧小平重建「政治恐懼」,習近平實現「高科技極權主義」

2019-05-31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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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拍下六四「坦克人」,如今漸為世人遺忘,美國攝影師韋德納說「你不能逼別人認識歷史」,但「天安門事件永遠不會消失」。(美聯社)

30年前拍下六四「坦克人」,如今漸為世人遺忘,美國攝影師韋德納說「你不能逼別人認識歷史」,但「天安門事件永遠不會消失」。(美聯社)

近日中國微信公眾號上流傳一篇《非京籍孩子上學到底有多難?》,深刻描述北京外來人口的孩子要上小學,即使齊備各種文件,仍會遭遇公部門各種刁難,背後凸顯中國普遍存在的戶籍制度問題,引起廣大迴響。

不過,兩天內原載、轉載此文的公眾號連結皆被下架,畫面顯示「此內容因違規無法查看」。

西方世界的交往政策失靈

另一個新聞是,五月下旬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在山東考察時走進一家水果店,驚訝於蘋果價格飆漲,立即叮囑地方官員採取必要措施控制物價。

這是中共政權的日常,一方面透過維穩制度限制人民各種自由權利,一方面卻又維持民眾必要的生活水準。

但這個不斷微調的平衡究竟可維持中共政權多久?這是六四三十周年,又恰逢中美貿易戰急速升溫,各界高度關注的熱點議題。

二○○三年,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就撰寫〈威權主義的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一文,指中國轉型為威權政權是「具有韌性的」。但○九年,黎安友在另一篇文章改口:「中國未來最可能的轉型方式仍將是天安門事件那樣的模式。」不過要成功需其他社會政治條件配合。

多年來西方世界企圖以交往政策(engagement)推進中國民主化,轉瞬成泡影,恐怕就是被中國可能轉向威權主義所迷惑。中國作家莫之許曾整理樂觀者的看法:中國市場化和對外開放,不可避免帶來私有經濟和新興中產壯大,也會促進包括非政府組織(NGO)在內的社會組織興起,最終在新興社會力量推動下,實現中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

但事實證明,中共本質仍是極權主義,除了以黨組織嚴密監控企業,於社會層面攔截上訪民眾、打壓維權律師、NGO,媒體及網路言論尺度則愈收愈緊,還有遏制新疆人思想及行動的再教育營。中共滿足人民生活需求,卻又不斷扼殺經濟紅利可能帶來的社會活力,實現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所說的「悶聲發大財」。

鄧小平血腥鎮壓六四重建恐懼

「六四鎮壓後,中共執政方針從安定團結變成穩定壓倒一切,學會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扼殺在苗頭,任何社會基層組織都要放在黨控制之下,推到極致才會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統治。」當年被通緝的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超華出席新書《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六四30週年祭》時,如此剖析六四屠殺就此改變中共的執政軌跡。

另一民運學生領袖王丹也認為,六四鎮壓完全不必這麼血腥,但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有意重建「政治恐懼」(political fear),「八九年六月九日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官,表示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潛台詞就是『我們過去把政治恐懼這個武器丟掉了』,這才是共產黨本色,至今都不斷製造新暴力。」

流亡美國的中國維權律師滕彪也指出,中國結合影像辨識、指紋、社會信用系統,打造了「高科技極權主義」,加強對人民的監控。

不過,另一方面,中共政權也積極推動解決方案,包括扶貧大量減少赤貧人口、環境汙染防治及去化金融風險等;近兩年大規模減稅刺激經濟增長,以應對經濟下行及中美貿易戰帶來的衝擊;專業官僚也持續改革與民眾切身相關的司法、醫療、食安、教育等領域。

人民不滿但還可以接受現狀

所以極權主義的韌性到底能維持多久?沒人可以預測確切時間,但都認為中國不滿的聲音在積累,就等待再次掀起政治浪潮,促使中國走向民主化。對中共而言,這是一場以民生紅利抵銷專制壓迫的漫長賽跑,而且愈來愈艱辛。

前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鄭宇碩指出,中國加強維穩、維持經濟增長,並推動全民社會保障網,讓大家不滿但還可以接受現狀,「主要是權貴乃至於中產階級還有離開、出國的選項,而且中國缺乏成熟的公民社會,以及反對、取代的力量,所以暫時相安無事。」

「六四事件30週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研討會,對話中國理事會召集人王軍濤。(李忠謙攝)
長期研究政權轉型的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軍濤表示,習近平大規模反腐掃黑,雖有助平息民怨,但也會把跟共產黨合作的既得利益者等反對力量打出來。(李忠謙攝)

但鄭宇碩認為,中國還是有人權律師、人權組織、地下教會、獨立勞工組織等低調運作,中國經濟也不再可能重現改革開放起初的騰飛,意味以經濟利益做為緩解矛盾的能力下降,對政治自由的要求就會上升。

像是中國一八年就有八二○萬畢業大學生投入就業市場,失業情況嚴重,也有買房問題,當局雖然也重視解決,但問題恐怕一直存在。鄭宇碩也強調,中國面臨貿易戰衝擊,科技技術首當其衝,但權威型政府真能鼓勵創新嗎?

草根反對力量欠缺串連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長期研究政權轉型的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軍濤,也梳理中國「三化」後持續累積社會不滿:極權政權推動「市場化」帶出強徵、強拆等社會矛盾;「全球化」跟國際社會制度接軌,帶出如血汗工人、律師衍生的維權工作、基督教及環保運動等不滿力量;「資訊化」如社交媒體及網絡串連反對派。他認為這些力量是草根的,只是欠缺串連。

王軍濤表示,習近平大規模反腐掃黑,雖有助平息民怨,但也會把跟共產黨合作的既得利益者等反對力量打出來,如流亡海外的中國商人郭文貴就是。

此外,當初黎安友提出威權主義韌性的重要指標是,中共前後任總書記江澤民及胡錦濤平穩移交權力,但習近平十八大接任時遭遇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挑戰,上任後又削弱集體領導制,並取消任期制,中共權力轉換將成隱患。

至於未來世界局勢朝向中國結合盟友對抗美國等西方世界,中國面臨制裁、圍堵等情勢,是否可能加速政權更替?王軍濤認為,制裁壓不倒中國政權,「最壞情況會激化出一個『西朝鮮』(嘲諷中國如同在西邊的北韓複製品),而且權貴日子照過,卻由人民承擔苦果。」

必須有大政治風潮才可能改變

王軍濤表示,要期待北京政府自己改革幾乎不可能,放眼各國經驗,中國還是要有如八九民運的大事件、大政治風潮,逼統治者表態,最佳情況是與反抗力量妥協讓權,雖然也有被鎮壓成功的風險,但鎮壓過程也可能發生軍事力量反制當局,才可能實現政權轉移。

「一個不尊重人的基本權利、尊嚴的政府終究不能長治久安。」鄭宇碩認為,中共政權終究會慢慢衰弱,但還要一段時間。

八九民運學生領袖封從德則認為,現在中國年輕人比八九一輩厲害得多,除了多是獨生子子女更重視尊嚴,其二工作獨立性高,其三藉由出國、網路時代接觸更多資訊,都是年輕革命者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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