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微信公眾號上流傳一篇《非京籍孩子上學到底有多難？》，深刻描述北京外來人口的孩子要上小學，即使齊備各種文件，仍會遭遇公部門各種刁難，背後凸顯中國普遍存在的戶籍制度問題，引起廣大迴響。
不過，兩天內原載、轉載此文的公眾號連結皆被下架，畫面顯示「此內容因違規無法查看」。
西方世界的交往政策失靈
另一個新聞是，五月下旬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在山東考察時走進一家水果店，驚訝於蘋果價格飆漲，立即叮囑地方官員採取必要措施控制物價。
這是中共政權的日常，一方面透過維穩制度限制人民各種自由權利，一方面卻又維持民眾必要的生活水準。
但這個不斷微調的平衡究竟可維持中共政權多久？這是六四三十周年，又恰逢中美貿易戰急速升溫，各界高度關注的熱點議題。
二○○三年，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就撰寫〈威權主義的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一文，指中國轉型為威權政權是「具有韌性的」。但○九年，黎安友在另一篇文章改口：「中國未來最可能的轉型方式仍將是天安門事件那樣的模式。」不過要成功需其他社會政治條件配合。
多年來西方世界企圖以交往政策（engagement）推進中國民主化，轉瞬成泡影，恐怕就是被中國可能轉向威權主義所迷惑。中國作家莫之許曾整理樂觀者的看法：中國市場化和對外開放，不可避免帶來私有經濟和新興中產壯大，也會促進包括非政府組織（ＮＧＯ）在內的社會組織興起，最終在新興社會力量推動下，實現中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
但事實證明，中共本質仍是極權主義，除了以黨組織嚴密監控企業，於社會層面攔截上訪民眾、打壓維權律師、ＮＧＯ，媒體及網路言論尺度則愈收愈緊，還有遏制新疆人思想及行動的再教育營。中共滿足人民生活需求，卻又不斷扼殺經濟紅利可能帶來的社會活力，實現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所說的「悶聲發大財」。
鄧小平血腥鎮壓六四重建恐懼
「六四鎮壓後，中共執政方針從安定團結變成穩定壓倒一切，學會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扼殺在苗頭，任何社會基層組織都要放在黨控制之下，推到極致才會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統治。」當年被通緝的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超華出席新書《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六四30週年祭》時，如此剖析六四屠殺就此改變中共的執政軌跡。
另一民運學生領袖王丹也認為，六四鎮壓完全不必這麼血腥，但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有意重建「政治恐懼」（political fear），「八九年六月九日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官，表示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潛台詞就是『我們過去把政治恐懼這個武器丟掉了』，這才是共產黨本色，至今都不斷製造新暴力。」
流亡美國的中國維權律師滕彪也指出，中國結合影像辨識、指紋、社會信用系統，打造了「高科技極權主義」，加強對人民的監控。 （相關報導： 六四30年》隔年「野百合學運」爆發 曾建元：目睹天安門悲劇，台灣領導人避免重蹈覆轍 ｜ 更多文章 ）
不過，另一方面，中共政權也積極推動解決方案，包括扶貧大量減少赤貧人口、環境汙染防治及去化金融風險等；近兩年大規模減稅刺激經濟增長，以應對經濟下行及中美貿易戰帶來的衝擊；專業官僚也持續改革與民眾切身相關的司法、醫療、食安、教育等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