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九民運  

在歷史的灰燼中，往往遺留下一些微不足道的碎片──一本珠算教本、一只造型奇特的錢箱、一套泛黃的剪報、一張馬票、一本相集、一盒棋盤、一冊舊雜誌。它們不是博物館鎮館之寶，卻在無聲之中訴說：我們曾經怎樣生活、怎樣盼望、怎樣反抗。

按：中共在西方培植和豢養一個「熊貓派」，以及大大小小的季辛吉，乃是一種戰略部署，極其成功，是低級文明戰勝高級文明的典範，它一沒有進入中共理論系統，二沒有進入西方政治學，至今還僅是一種謀略。1998年我寫過一文《中共對美外交的步步為營》，分析以尼克森為首的「熊貓派」，如何步入中共布下的迷陣。那時我還在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學者，沒有人相信我們說什麼，在周圍人眼裡，我們都是怪物。

是同一的。是共業的。四十週年後，暴力主義傳統又繼續橫行了三十多年。林教授所說民運期間一度是「最好的東西」，再也喚不回來了。

講到八九民運與六四屠城，事件本身已經有太多書、太多敘說了。我的回憶只就對我的影響和記憶最深的片段來談。

《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終極版問世，這是2021年7月。100年前的7月，一幫匪徒成立了他們的黨，從此，人類的災難像雪球越滾越大，逐漸鋪天蓋地，看似不可收拾。終於，他們用烈性病毒挾持了全人類。

10月29日，「學生動源」前召集人鍾翰林在經過接近2天拘留後，被正式起訴分裂國家丶串謀發布煽動性刊物以及2項洗黑錢罪。案件在香港裁判法院提堂，他由警車押送上庭。法庭拒絕鍾翰林的保釋申請，繼續收柙直至2021年1月初下次審訊。鍾翰林2次被捕的理由都是煽動分裂國家，但當局在正式起訴時改用分裂國家罪。

金鐘兄（理論滄桑話八大）說「九一三」在前，稱國內史家，包括極富盛名的幾位，皆如數家珍「權力鬥爭」，而迴避尖銳實質，我應之「中國無史，史家之恥」。今次他談「八大」鑄「毛思想」、搞個人崇拜釀成惡果，乃點睛之筆，所謂「史眼」。至今，中華民族仍無機會反思這段當代史，則是一個民族的恥辱了。藉此貼一則我的「浩劫」說，採自《屠龍年代》。

4日是「六四」事件31週年紀念日，中國海外民運人士將舉辦全球規模的線上公祭及紀念大會，藉此提醒世人莫忘「六四」。

1989年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凌晨，北京天安門廣場周圍，聲聲槍響伴隨坦克隆隆壓碾過北京長街，時中國政府派出大批解放軍及武裝警察，從四面八方包圍廣場內的學生及抗議群眾，對當時肇自中國改革派代表人物胡耀邦去世後，所引發持續近兩個月的「八九民運」示威活動進行血腥「清場」，事件發生30年後，那一夜的死傷人數至今仍成謎，但卻成為中國民主歷史上沈痛而難忘的一頁，史稱「六四事件」（又稱六四天安門事件）。

香港連日來「三罷」運動愈演愈烈，香港中文大學12日變為戰場，學生漏夜與警方衝突對峙，吞下上千顆催淚彈。一夕成為媒體焦點的香港中文大學，其實向來以傳揚中華文化為使命，更是反殖民「中文運動」濫觴，開放校風成為進步思想搖籃，也堅守民主自由價值。如今遭警察攻堅洗禮，更凸顯這座大學之於香港的獨特意義。

香港「反送中」運動延續逾3個月，每週都有百萬民眾上街呼告民主訴求，成為香港史上最大規模抗爭。歌手何韻詩、中國異議人士楊建利與香港政治人物楊政賢等9月13日在台北「奧斯陸自由論壇」分享，「反送中」沒有中心組織，仍然可以團結一新，楊建利也稱讚港人展現高度靈活與創造力，「體現人類最高的公民素質」。

1989年6月4日發生的天安門鎮壓事件，至今已過30年，但中國絕口不提，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4日嗆聲，美國以「教師爺」自居，打著「民主」、「人權」幌子干涉他國內政。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則投書美媒《華盛頓時報》表示，中國人均壽命高過世界人均壽命，是改善人權的一大成就，更稱在新疆實施「預防性防恐」措施，「恰恰是保護人權的事」。

「民主化不能靠等待，一定要自己爭取」，六四學運領袖之一的王軍濤被中共判刑坐牢13年，之後保外就醫而定居美國，現在擔任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的他，滔滔不絕地講著對於中國民運的反思，「看著中正紀念堂前那個像是小飛象的坦克人裝置藝術，台灣不是在紀念六四，反而像是『展望』六四」，強調台灣若不支持中國民運，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坦克就會在台北自由廣場重現。

今年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30周年。但是在六四事件曾經發生的中國大陸，那場至今仍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的事件在人們、特別是年輕人的記憶中卻似乎越來越淡薄。

1989年6月4日，中國北京長安街上，1名中國男子隻身阻擋迎面而來的10幾輛坦克，當時在現場的《美聯社》攝影記者魏德納立刻按下快門，「坦克人」照片隨即成為六四事件（八九民運）的代表物，而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魏德納直言，歐美也曾犯過歷史錯誤，但之後都正視問題並嘗試和解，「現在則是中國政府還原當年情況的時候了」。

1989年6月3日深夜至4日凌晨，中共下令軍隊鎮壓學生民主運動，用武力驅趕佔領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大學生，造成至少數百人傷亡。

六四天安門事件三十周年，當年中共定性為「動亂」，但之後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一語帶過。「八九六四」至今在中國仍是個無法公開討論的禁忌。

王丹擔憂地指出，去年九合一大選綁公投，韓國瑜當選跟反同婚之間存在關聯的就是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台灣老百姓還需不斷啟蒙，提升全民素質，對外也能抵禦中國壓力。

近日中國微信公眾號上流傳一篇《非京籍孩子上學到底有多難？》，深刻描述北京外來人口的孩子要上小學，即使齊備各種文件，仍會遭遇公部門各種刁難，背後凸顯中國普遍存在的戶籍制度問題，引起廣大迴響。

中國北京「八九」天安門事件，對中港台三地的民主進程與運動，都有所影響，但走出的道路，卻大相徑庭。

1989年，中國爆發學運，要求政府進行改革，結果北京當局派軍鎮壓，造成震驚全球的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今年是六四事件（八九學運）30周年，當年同為學運領袖的邵江和吾爾開希19日出席研討會，談論從民刊看中國變革的動力時，一致強調「民主能當飯吃」，且六四事件談論的民主領域更廣，而吾爾開希說，與過往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採取行動」。

30年前，吳仁華是一位中國政法大學的助理研究員，頂著北京大學文學碩士的頭銜，憑藉著古典文獻專業整理法律古籍整理。這位學院高牆裡的年輕文人，在風起雲湧的1989年也毅然投入了民主運動，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與無數學子、民眾一同靜坐，期盼更加民主的中國早日到來。

在北京城中一個小小的院子裡，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紀念趙紫陽。30年前的他是中國最高領導層，極力反對派出坦克出入天安門廣場鎮壓要求民主的中國學生。後來，中共黨內定性，認為他在那一天犯了「嚴重錯誤」，其名字也從官方歷史當中刪去。

巴黎好友南茜，率一英國電視製作團隊，來跟我訪談「六四」三十周年，我講三個主要看法，是我自己過去也很少談到的：

《德國之聲》編按：2008年的中國，大事件接連不斷。與藏區騷亂、汶川地震、北京奧運相比，《零八憲章》無論在媒體關注度，還是傳播廣泛性而言，都略遜一籌。即便如此，中國政府對於憲章的封鎖及聯署者的打壓，卻絲毫沒有放鬆，令其成為載入史冊的重大事件。劉曉波便是其中最為知名的例子。十年過後，這分文本為中國留下了什麼？《零八憲章》聯署者之一以及英文版翻譯者、漢學家林培瑞給出了自己的回答。

「對1980年的美國學生來說，去中國跟去外星球是差不多的感覺。對當時中國人來說，金髮碧眼的美國人也跟外星人相去不遠。」潘文用著道地的中文，分享當年初來乍到踏上中國大陸的新鮮與好奇，眼神中還閃爍著當年的興奮。成長於美國紐約的潘文，人生三分之一都在橫跨大半個地球的北京渡過，還在北京娶妻生子。看著中國從剛剛改革開放的純樸，經歷天安門時期的動盪，再到習近平治下的高壓緊繃，潘文感嘆，1980年代的中國人「特別可愛，特別好客」，經濟發達後大家變得有錢，卻也愈來愈現實，利字當道。共產黨洗腦教育下，現在的中國人對外國反倒比80年代更有敵意。

我們在寒春裡播種了金色的種子，春夏之交收穫到的卻是滴血的眼淚

中國民主人權運動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遭到中國政府長期囚禁之後，13日因肝癌引發多臟器功能衰竭離世。同樣也是中國民運人士、八九學運領袖之一的吾爾開希，也撰文悼念劉曉波。他指出，劉曉波逝被中國「殺人的政權」給謀殺，全世界應該要思考：我們是要選擇姑息容忍這樣的事件一再上演，淪為北京當局的同共犯，還是要起身對抗所謂的「中國價值」？

現在人們用很多言辭定位劉曉波，比如「公民社會」的代言人、憲政中國的殉難者、民主中國的頭號公民等等，我覺得我們還是需要在當下中國的語境裡，用老百姓熟悉的言辭來定位他，所以，我說劉曉波是一個「民族英雄」。

中共又在準備慶祝自己的建黨節日，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也將在香港參觀訪問，而海外推特與國內微信朋友圈中，人們卻在關心一位民運人士的病情。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零八憲章起草人劉曉波，據傳因肝癌末期目前已經保外就醫，目前人在瀋陽中國醫科大附屬醫院接受救治。劉曉波的代理律師尚寶軍對媒體透露，他是在5月23日被確診為肝癌晚期，現在的病情「非常非常嚴重」。2010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是第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得主，也是繼納粹德國記者奧西茨基（CarlvonOssietzky、1935年）、緬甸的翁山蘇姬（1991年）之後，第三位在獄中獲獎者。

香港「天安門母親運動」在14日母親節前發表聲明，對在八九民運六四屠城中痛失兒女和親人的「天安門母親」孤單地度過母親節表示慰問，要求當局人道對待六四死難者家屬。

在1989年席捲中國的八九民運期間，曾向天安門城樓毛澤東畫像潑墨擲蛋的「湖南三君子」之一的余志堅，3月30日因糖尿病併發症昏迷數日後，在美國印第安那州去世，年僅53歲。余志堅的妻子當天在社交媒體上發出丈夫病逝的消息，包括六四學生領袖之一的王丹等民運人士對余志堅英年早逝表示悼念。

編按：經讀者指正，確認此文為BBC中文網2016年1月27日精選回顧，刊出時未能將時間標示清楚、恐誤導讀者，非常抱歉。未來無論自產文章或合作媒體，我們會更細心檢查，也感謝讀者的監督與期許。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4日在維多利亞公園（維園）舉行燭光晚會，悼念六四天安門事件27周年。據支聯會統計，今年參與者12萬5000人，較去年減少1萬人。香港警方則稱最高峰時間為2萬1800人，較去年減少約2萬多人。兩個數字都是2009年以來最少。

每年六四周年紀念日都會發表感言的前總統馬英九，4日在臉書發表專文向對岸表示，若能平反「六四」，才能展現大陸身為大國應有的氣度與自信；而進一步縮短兩岸人民距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傾聽多元意見，善待異議人士，來建立雙方共同的核心價值，使兩岸關係也進一步提升。

一九八九年的那場學生愛國運動，我以為五月十三日是個轉捩點。在這之前，學生已經回校復課。但料想不到的是，五月十三日，學生當中有一批強硬分子採取了更為激烈的方法：宣布絕食。這在鄧小平看來，無疑是鬥爭的升級。恰恰是五月十三日那天，我離開了北京。

歷史的軌跡，總有它的意義，不能輕易忽視。

這25年來，北京是這樣進入夏天的。

如果從2007年算起，和李劼相識已七年餘了，我們第一次的見面，約在紐約中央車站——後來知道是錯誤的決定。在紐約，那是我唯一找得到的地標，李劼神秘的隱居地並未透露給我。約定的時間到了，還沒見到人，我趕快打電話向遠在康州的康正果求救，終於在３８街的街角見上面，兩人談得很愉快。他少見的純真，不世故，一任天然，深深觸動了我︰竟有這樣的人！從那年起，我幾乎每年幫他出一本書。李劼本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的教授，他的文化評論，天才勃發，氣魄宏大，被喻為彼時中國思想界的野馬。他的小說創作《麗娃河》，更風靡無數青年讀者，是他人生的顛峰時期。但在1989年那場翻天覆地的大學潮後，一切都不一樣了。關了九個月後，他回到校園，遭到校方冰凍，沒有課可以教，後來，接到一封海外學術研討會的邀請函，他飛出了國門，從此回鄉路遙。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時分，「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部份成員在北京大學第二十九號學生宿舍樓第三層某博士研究生的宿舍聚會，研討當前的形勢及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