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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祚來專欄:劉曉波改變了我的命運軌跡

「中共有關部門也通過詭秘的方式,將劉曉波在獄中的生活片斷視頻上傳到網路,並通過微信圈傳播,這則視頻中,人們看到的曉波似乎在獄中過著較正常的生活,有體育運動,有勞動,還接受身體檢查。曉波本人對監獄人性化的管理表示『感激』。」(資料照,翻攝自youtube)

「中共有關部門也通過詭秘的方式,將劉曉波在獄中的生活片斷視頻上傳到網路,並通過微信圈傳播,這則視頻中,人們看到的曉波似乎在獄中過著較正常的生活,有體育運動,有勞動,還接受身體檢查。曉波本人對監獄人性化的管理表示『感激』。」(資料照,翻攝自youtube)

一、劉曉波病情晚期是不是官方的人為製造

中共又在準備慶祝自己的建黨節日,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也將在香港參觀訪問,而海外推特與國內微信朋友圈中,人們卻在關心一位民運人士的病情。

劉曉波夫人劉霞兩條消息在朋友圈傳播,並擴散到了海外推特上:1、多次要求拿到劉曉波體檢報告,獄方不給;2、曉波病情已嚴重到無法做手術。

而中共有關部門也通過詭秘的方式,將劉曉波在獄中的生活片斷視頻上傳到網路,並通過微信圈傳播,這則視頻中,人們看到的曉波似乎在獄中過著較正常的生活,有體育運動,有勞動,還接受身體檢查。曉波本人對監獄人性化的管理表示「感激」。

既然監獄方一切都是正常的,那為什麼劉霞多次向獄方要求拿到曉波的體檢報告,卻無法得到?曉波病情突然惡化,到了無法做手術的地步,這是監獄方面故意延誤病情,還是因為監獄營養與醫療條件惡劣,導致其病情惡化?

這位被中共誣稱八九民運黑手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很久沒有了任何消息,而近日傳出來的消息,卻令人痛心,高瑜女士在推特上透露:「劉曉波已經住院搶救一個多月,家屬被強迫隱瞞消息,如果不是律師今天公開消息,我們誰也不知道他已經進入肝癌晚期。」

六四學生領袖、現居三藩市的周鋒鎖先生在推上表示:「劉曉波在監獄中被拖到肝癌晚期,就是中共蓄意謀殺,如同李汪陽力虹曹順利。」

20170629-六四學生領袖、現居三藩市的周鋒鎖先生在推特上表示:「劉曉波在監獄中被拖到肝癌晚期,就是中共蓄意謀殺,如同李汪陽力虹曹順利。」(資料照,翻攝自周鋒鎖推特)
六四學生領袖周鋒鎖在個人推特上表示:「劉曉波在監獄中被拖到肝癌晚期,就是中共蓄意謀殺,如同李汪陽力虹曹順利。」(資料照,翻攝自周鋒鎖推特)

資深媒體人、明鏡總裁何頻先生在推上發佈的消息,則更令人不安:「中共高層不同意劉曉波到歐美治療。顯然,中共的政治意志高於任何人的生命權。」

各種跡象表明,中共有意隱瞞曉波病情!怕造成廣泛的國際影響,病初期可能被治癒,並可以說話接受採訪,對中共不利。所以,讓其病的不可救藥,是中共的潛規則。不僅劉曉波的資訊被有關部門嚴加保密,不允許外界知道,劉曉波的夫人劉霞女士也一直被軟禁,與外界難以正常交流,這樣的生活控制與精神折磨,導致劉霞女士頭髮掉光,人也一直處於高度焦慮狀態。

因為八九民運後期,劉曉波參與了廣場靜坐,他就成了八九民運的幕後黑手,又因為起草並組織簽名了《零八憲章》,他就成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政治犯(劉曉波於2009年12月一審被北京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11年監禁,剝奪政治權利兩年。)。這個中共政權的邪惡與脆弱,還有對公民人權的迫害與侵犯,通過劉曉波讓全世界都看到它的癲瘋狀態。

中共不僅把劉曉波一步步製造成了國家敵人,還把他製造成了國家病人。而我,與劉曉波從無交往、交流,但命運重大時刻,卻受到劉曉波極大的影響,他甚至是改變我命運軌跡的人。

二、六四淩晨 廣場四君子與中共軍方的談判應該記入史冊

八九學潮之時,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讀文藝學碩士(88級研究生,當時校址位於西城的恭王府內),我們十幾位同學是四月十七號開始到廣場示威,最後撤離廣場的時間則是六四早上五點多,整個八九民運過程,我是參與者,也是見證者。

直到六四之後北京警方抓捕劉曉波,我才聽說到劉曉波博士參與了八九廣場學生民主運動,在整個學潮期間,我似乎一次都沒聽說過劉曉波的名字,而現在公開報導的材料,也無法證實劉曉波參與策劃或組織了八九學生運動。

現在我看到八九民運公開資料,劉曉波參與學運開始於4月20日,據香港《明報》報導,他與胡平等十人在紐約共同發表了「改革建言」促中共反省糾正錯誤:要求中共當局「重新審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1987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有關問題」,「修改憲法」,取消「四項基本原則」,加入保障基本人權的條款,開放民間報刊,禁止因言定罪,真正實行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

接著,4月22日,劉曉波在《世界日報》發表《胡耀邦逝世現象的省思》,提出:「拋棄尋找開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嘗試著走一條從制度上改造中國的道路」,「如果大陸的大學生們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識份子們,能在公開支持黨內開明派的同時,也公開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國之春》,肯定會加快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同日起草《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提出七條如何開展學生運動的建議。

上述這些觀點現在看來,他是一位偉大的先知先覺者,但我在整個民運過程中,並沒有聽到這些言論,也沒有任何一張小報轉載了劉曉波相關觀點,這些觀點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學生或民主運動,無法評估。

在整個民運過程中,我看到更多的是,人們對高層官員家屬的腐敗深惡痛絕,同時要求中共政治改革,民主、自由是最高的政治追求。這些政治追求與反腐敗要求,可以說已是社會共識,而劉曉波當時就提出不要有依賴清君的夢想,要海內外民運聯合起來,謀求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政制,這些理念有政治高度,但卻無法在當時促進促成。

劉曉波的偉大之處在於,他不僅是一位理論宣導者,還是一位行動者,當時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學。在學生絕食第二天他就進駐廣場,參與具體的宣傳、撰稿、講演、募捐等活動,直到學潮尾聲的時候,他與侯德健、周舵、高新等四君子組成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他的名字才開始被更多的人知曉。

當時的情況是,情勢已非常危急,劉曉波等人在做最後一搏,甚至可以說做好了犧牲的準備。而廣場上,北京高校的學生們多已撤出,臨近暑假,外地學生們正在抵達,四君子從六月二號開始的接力絕食,在廣場上掀起了一次小高潮,而當時的中共高層,已完全做好了暴力鎮壓的準備,特別是六月三日下午,中共中央核心層成員的家人均完全知曉,當晚即將要發生怎樣的慘烈的軍事鎮壓。

六四事件中,中國當局派遣坦克車鎮壓。(Stuart Franklin攝,取自維基百科)
六四事件中,中國當局派遣坦克車鎮壓。(Stuart Franklin攝,取自維基百科)

歷史無法假設,如果沒有四君子的介入,廣場學生是不是完全撤離,作為全程參與八九民運的學生,我觀察的情形是,北京高校的學生們主力已離場,而外地高自聯更多的在號召堅守廣場,與四君子形成合力,但其影響力也只是在廣場並不大的範圍,它不足以給中共暴力鎮壓以合理的藉口。

六三當晚我與同學從長安街進入廣場,然後一直在廣場上走動,淩晨四點鐘左右,突然所有燈光熄滅,一種莫名的恐怖籠罩在廣場上,很快,就有其它同學過來告知,侯德健、劉曉波等人與廣場北邊的中共指揮官溝通,廣場學生將和平撤離,而在與中共指揮官談判之前,艱難的說服工作是對現場學生領袖們的勸說,當時的氣氛是,誓與廣場共存亡,廣播裡甚至還有一位法國媒體的記者也發聲,要與學生們在一起,堅守廣場。

現在想起來,當時能夠主動與中共軍方談判,需要智慧與勇氣,它給學生的理由是保存實力,以圖將來,而對中共軍方來說,則是減輕了血債。如果當時我們都不撤離,數以萬計的軍人將湧入廣場,廣場上一二千學生與市民將被軍人的槍棍殘暴,並集中到中山公園拘禁,隨之而來的將是被審判與牢獄之苦。也許我們個人可以忍受,可以抱著犧牲的精神面對,但每一個學生背後,都有一個家庭,當時一個家庭培養出一個大學生,何其不易,養育一個孩子成人,更是付出了父母無量心血。

每念及此,我對現場談判的劉曉波等四君子,永懷感念之心。

我永難忘懷:六四之後十多天,我回到老家懷寧,從鎮上走回村莊的路上,我看到父親微微彎曲的背影,他是從一個村莊問詢一位從北京回村的大學生,有沒有得到任何關於我的消息。當時他應該是悲哀至極,含辛茹苦一輩子養育成人的孩子,可能被一顆流彈擊中、命喪中共的坦克之下,或者是被投入監牢失去自由。

三、我因《零八憲章》被免職並最終丟掉工作

劉曉波先生起草的《零八憲章》公佈的時候,第一批簽名名單中有我的名字,我因此被免去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社社長職務,後續的許多機會與待遇均被剝奪,最終連退休的資格都失去了,被從單位歸零(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學習與工作了近二十五年)。

其實,我當時並不認識劉曉波,更不知道是劉曉波起草了這份零八憲章。所以我並沒有直接去劉曉波那兒簽名。那為什麼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者有我的名字呢?我在網路上認識的一位朋友,從未謀面,他給我郵箱郵了這份憲章,我簡單地看完了,並提了一些修改意見,同意簽名。當時並沒有特別當一回事,也沒有問背景,只是覺得這是一份認真思考的憲政議案,如果通過某種方式或管道提交上去,影響中共決策者,或者讓更多的人知道憲政民主常識,都是有價值的事情。但後來發生的事情,超出我的想像。

《零八憲章》公開之後,各個網站的論壇與博客都有傳播,很快劉曉波就被抓,接著,單位有關領導就找我談話,要求寫出情況說明。我就把整個過程寫了,但沒有寫聯繫我的網友的名字,也沒有提及劉曉波,只是說通過信箱才知道有這麼一個憲章提案,自己認同其主張,並提出修改建議。

零九年一年的時間,幾乎都被有關領導糾纏,不斷要求寫進一步情況,並要求認真檢討、反思,然後就是找一個其它的理由,免去我雜誌社社長職務,更進一步,迫使我離職檢查,等待重新安排工作,離開雜誌社之後,又要求我進入研究人員系列,讓我重新申評研究員職稱。甚至誘導我,只要認真檢討,不再發表敏感文章,還可以到研究生院當導師,成為那兒的教授。

2011年,茉莉花事件,我在微博裡寫了幾條所謂的敏感內容,兩次被警方傳喚,並通知單位領導去領人,這使得我在單位的處境雪上加霜。各種壓力隨之而至,這樣的情境中,我只好提交離職申請,通過離職,獲得個人自由,特別是讓單位還回我一直被收繳的因私護照,解除我不能出國的邊控待遇。

總之《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者身份,使我飽受二、三年的困擾,最終丟失了職位甚至全部體制內待遇,我當時給自己的安慰是,八九六四之時,劉曉波等人的談判讓我免受牢獄之災,這次零八憲章事件,算是對劉曉波的一次償回。

所以當時無論寫多少情況說明,我都沒有承認自己的政治過錯,也沒有怪罪劉曉波,當然,那個替我簽名的網友,我也不可能向他們彙報。這一切與劉曉波無關,與替我簽名的網友也無關,是體制與有關官員在造惡,在製造敵人。

像我所有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當時只有兩個學者參與了憲章第一批簽名,另一位是著名學者劉軍甯先生,軍甯所在的研究所,就沒有嚴厲地逐除他(當然,單位對他也是不斷問話與找麻煩,但還是保住了工作職位),而我所在的雜誌社當時的主編陳飛龍(兼所長),因為想完全控制雜誌社,特別是完全操控雜誌社數十萬人民幣的資產,所以極力要把我變成敵人,似乎不清除我,雜誌社與研究所就無法開展工作。迫害一個人,體制是一個背景因素,而相關官員,則是決定性因素。

零八憲章事件,不僅讓我離開了供職二十多年的國家藝術研究機構,最終還迫使我離開了中國,通過美國的EB-1A特殊人才政策,獲得美國長期生活居留權。

結語:風起於青萍之末

八九學潮或民運本是一次悼念胡耀邦的活動,由於中共體制內極左力量不願意對社會進步力量有一絲的妥協,導致悲劇性的結局。而六四悲劇,既是中國歷史之罕見,也是人類歷史之罕見。其悲劇性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劉曉波一個人、劉曉波一個家庭的命運,也深重地影響著整個國家的命運。

劉曉波的命運沉陷於八九這個巨大的泥潭裡,國族的命運也深陷其中。現在人們看到的是,國家無法向文明世界前進一步,卻只能逆水行舟,向文革方向漂移。像劉曉波這樣的堅守者,當年因為要帶領更多的人撤離廣場,肉身離開了現場,但,他的精神意志仍然堅守在廣場,從來就沒有離開。零八憲章讓他再次身陷囹圄,這是因為他要成為廣場囚徒,如果他死在於監獄,就等於死在了廣場。

如果說當時劉曉波們通過談判,軍方還網開一面讓學生們和平撤離,還有一絲人性的光澤的話,那麼,今天人們看到習中央,人性的光澤又在哪裡?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下,仍然不允許劉曉波及時出國治療,無人性無人道的暴虐心性,已到了一個極致。

*作者為八九六四倖存者,獨立作家,現旅居美國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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