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劉曉波病情晚期是不是官方的人為製造
中共又在準備慶祝自己的建黨節日，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也將在香港參觀訪問，而海外推特與國內微信朋友圈中，人們卻在關心一位民運人士的病情。
劉曉波夫人劉霞兩條消息在朋友圈傳播，並擴散到了海外推特上：1、多次要求拿到劉曉波體檢報告，獄方不給；2、曉波病情已嚴重到無法做手術。
而中共有關部門也通過詭秘的方式，將劉曉波在獄中的生活片斷視頻上傳到網路，並通過微信圈傳播，這則視頻中，人們看到的曉波似乎在獄中過著較正常的生活，有體育運動，有勞動，還接受身體檢查。曉波本人對監獄人性化的管理表示「感激」。
既然監獄方一切都是正常的，那為什麼劉霞多次向獄方要求拿到曉波的體檢報告，卻無法得到？曉波病情突然惡化，到了無法做手術的地步，這是監獄方面故意延誤病情，還是因為監獄營養與醫療條件惡劣，導致其病情惡化？
這位被中共誣稱八九民運黑手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很久沒有了任何消息，而近日傳出來的消息，卻令人痛心，高瑜女士在推特上透露：「劉曉波已經住院搶救一個多月，家屬被強迫隱瞞消息，如果不是律師今天公開消息，我們誰也不知道他已經進入肝癌晚期。」
六四學生領袖、現居三藩市的周鋒鎖先生在推上表示：「劉曉波在監獄中被拖到肝癌晚期，就是中共蓄意謀殺，如同李汪陽力虹曹順利。」
資深媒體人、明鏡總裁何頻先生在推上發佈的消息，則更令人不安：「中共高層不同意劉曉波到歐美治療。顯然，中共的政治意志高於任何人的生命權。」
各種跡象表明，中共有意隱瞞曉波病情！怕造成廣泛的國際影響，病初期可能被治癒，並可以說話接受採訪，對中共不利。所以，讓其病的不可救藥，是中共的潛規則。不僅劉曉波的資訊被有關部門嚴加保密，不允許外界知道，劉曉波的夫人劉霞女士也一直被軟禁，與外界難以正常交流，這樣的生活控制與精神折磨，導致劉霞女士頭髮掉光，人也一直處於高度焦慮狀態。
因為八九民運後期，劉曉波參與了廣場靜坐，他就成了八九民運的幕後黑手，又因為起草並組織簽名了《零八憲章》，他就成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政治犯（劉曉波於2009年12月一審被北京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11年監禁，剝奪政治權利兩年。）。這個中共政權的邪惡與脆弱，還有對公民人權的迫害與侵犯，通過劉曉波讓全世界都看到它的癲瘋狀態。
中共不僅把劉曉波一步步製造成了國家敵人，還把他製造成了國家病人。而我，與劉曉波從無交往、交流，但命運重大時刻，卻受到劉曉波極大的影響，他甚至是改變我命運軌跡的人。
二、六四淩晨 廣場四君子與中共軍方的談判應該記入史冊
八九學潮之時，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讀文藝學碩士（88級研究生，當時校址位於西城的恭王府內），我們十幾位同學是四月十七號開始到廣場示威，最後撤離廣場的時間則是六四早上五點多，整個八九民運過程，我是參與者，也是見證者。
直到六四之後北京警方抓捕劉曉波，我才聽說到劉曉波博士參與了八九廣場學生民主運動，在整個學潮期間，我似乎一次都沒聽說過劉曉波的名字，而現在公開報導的材料，也無法證實劉曉波參與策劃或組織了八九學生運動。
現在我看到八九民運公開資料，劉曉波參與學運開始於4月20日，據香港《明報》報導，他與胡平等十人在紐約共同發表了「改革建言」促中共反省糾正錯誤：要求中共當局「重新審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1987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有關問題」，「修改憲法」，取消「四項基本原則」，加入保障基本人權的條款，開放民間報刊，禁止因言定罪，真正實行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
接著，4月22日，劉曉波在《世界日報》發表《胡耀邦逝世現象的省思》，提出：「拋棄尋找開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嘗試著走一條從制度上改造中國的道路」，「如果大陸的大學生們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識份子們，能在公開支持黨內開明派的同時，也公開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國之春》，肯定會加快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同日起草《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提出七條如何開展學生運動的建議。
上述這些觀點現在看來，他是一位偉大的先知先覺者，但我在整個民運過程中，並沒有聽到這些言論，也沒有任何一張小報轉載了劉曉波相關觀點，這些觀點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學生或民主運動，無法評估。
在整個民運過程中，我看到更多的是，人們對高層官員家屬的腐敗深惡痛絕，同時要求中共政治改革，民主、自由是最高的政治追求。這些政治追求與反腐敗要求，可以說已是社會共識，而劉曉波當時就提出不要有依賴清君的夢想，要海內外民運聯合起來，謀求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政制，這些理念有政治高度，但卻無法在當時促進促成。
劉曉波的偉大之處在於，他不僅是一位理論宣導者，還是一位行動者，當時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學。在學生絕食第二天他就進駐廣場，參與具體的宣傳、撰稿、講演、募捐等活動，直到學潮尾聲的時候，他與侯德健、周舵、高新等四君子組成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他的名字才開始被更多的人知曉。
當時的情況是，情勢已非常危急，劉曉波等人在做最後一搏，甚至可以說做好了犧牲的準備。而廣場上，北京高校的學生們多已撤出，臨近暑假，外地學生們正在抵達，四君子從六月二號開始的接力絕食，在廣場上掀起了一次小高潮，而當時的中共高層，已完全做好了暴力鎮壓的準備，特別是六月三日下午，中共中央核心層成員的家人均完全知曉，當晚即將要發生怎樣的慘烈的軍事鎮壓。
歷史無法假設，如果沒有四君子的介入，廣場學生是不是完全撤離，作為全程參與八九民運的學生，我觀察的情形是，北京高校的學生們主力已離場，而外地高自聯更多的在號召堅守廣場，與四君子形成合力，但其影響力也只是在廣場並不大的範圍，它不足以給中共暴力鎮壓以合理的藉口。
六三當晚我與同學從長安街進入廣場，然後一直在廣場上走動，淩晨四點鐘左右，突然所有燈光熄滅，一種莫名的恐怖籠罩在廣場上，很快，就有其它同學過來告知，侯德健、劉曉波等人與廣場北邊的中共指揮官溝通，廣場學生將和平撤離，而在與中共指揮官談判之前，艱難的說服工作是對現場學生領袖們的勸說，當時的氣氛是，誓與廣場共存亡，廣播裡甚至還有一位法國媒體的記者也發聲，要與學生們在一起，堅守廣場。
現在想起來，當時能夠主動與中共軍方談判，需要智慧與勇氣，它給學生的理由是保存實力，以圖將來，而對中共軍方來說，則是減輕了血債。如果當時我們都不撤離，數以萬計的軍人將湧入廣場，廣場上一二千學生與市民將被軍人的槍棍殘暴，並集中到中山公園拘禁，隨之而來的將是被審判與牢獄之苦。也許我們個人可以忍受，可以抱著犧牲的精神面對，但每一個學生背後，都有一個家庭，當時一個家庭培養出一個大學生，何其不易，養育一個孩子成人，更是付出了父母無量心血。
每念及此，我對現場談判的劉曉波等四君子，永懷感念之心。
我永難忘懷：六四之後十多天，我回到老家懷寧，從鎮上走回村莊的路上，我看到父親微微彎曲的背影，他是從一個村莊問詢一位從北京回村的大學生，有沒有得到任何關於我的消息。當時他應該是悲哀至極，含辛茹苦一輩子養育成人的孩子，可能被一顆流彈擊中、命喪中共的坦克之下，或者是被投入監牢失去自由。
三、我因《零八憲章》被免職並最終丟掉工作
劉曉波先生起草的《零八憲章》公佈的時候，第一批簽名名單中有我的名字，我因此被免去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社社長職務，後續的許多機會與待遇均被剝奪，最終連退休的資格都失去了，被從單位歸零（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學習與工作了近二十五年）。
其實，我當時並不認識劉曉波，更不知道是劉曉波起草了這份零八憲章。所以我並沒有直接去劉曉波那兒簽名。那為什麼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者有我的名字呢？我在網路上認識的一位朋友，從未謀面，他給我郵箱郵了這份憲章，我簡單地看完了，並提了一些修改意見，同意簽名。當時並沒有特別當一回事，也沒有問背景，只是覺得這是一份認真思考的憲政議案，如果通過某種方式或管道提交上去，影響中共決策者，或者讓更多的人知道憲政民主常識，都是有價值的事情。但後來發生的事情，超出我的想像。
《零八憲章》公開之後，各個網站的論壇與博客都有傳播，很快劉曉波就被抓，接著，單位有關領導就找我談話，要求寫出情況說明。我就把整個過程寫了，但沒有寫聯繫我的網友的名字，也沒有提及劉曉波，只是說通過信箱才知道有這麼一個憲章提案，自己認同其主張，並提出修改建議。
零九年一年的時間，幾乎都被有關領導糾纏，不斷要求寫進一步情況，並要求認真檢討、反思，然後就是找一個其它的理由，免去我雜誌社社長職務，更進一步，迫使我離職檢查，等待重新安排工作，離開雜誌社之後，又要求我進入研究人員系列，讓我重新申評研究員職稱。甚至誘導我，只要認真檢討，不再發表敏感文章，還可以到研究生院當導師，成為那兒的教授。
2011年，茉莉花事件，我在微博裡寫了幾條所謂的敏感內容，兩次被警方傳喚，並通知單位領導去領人，這使得我在單位的處境雪上加霜。各種壓力隨之而至，這樣的情境中，我只好提交離職申請，通過離職，獲得個人自由，特別是讓單位還回我一直被收繳的因私護照，解除我不能出國的邊控待遇。
總之《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者身份，使我飽受二、三年的困擾，最終丟失了職位甚至全部體制內待遇，我當時給自己的安慰是，八九六四之時，劉曉波等人的談判讓我免受牢獄之災，這次零八憲章事件，算是對劉曉波的一次償回。
所以當時無論寫多少情況說明，我都沒有承認自己的政治過錯，也沒有怪罪劉曉波，當然，那個替我簽名的網友，我也不可能向他們彙報。這一切與劉曉波無關，與替我簽名的網友也無關，是體制與有關官員在造惡，在製造敵人。
像我所有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當時只有兩個學者參與了憲章第一批簽名，另一位是著名學者劉軍甯先生，軍甯所在的研究所，就沒有嚴厲地逐除他（當然，單位對他也是不斷問話與找麻煩，但還是保住了工作職位），而我所在的雜誌社當時的主編陳飛龍（兼所長），因為想完全控制雜誌社，特別是完全操控雜誌社數十萬人民幣的資產，所以極力要把我變成敵人，似乎不清除我，雜誌社與研究所就無法開展工作。迫害一個人，體制是一個背景因素，而相關官員，則是決定性因素。
零八憲章事件，不僅讓我離開了供職二十多年的國家藝術研究機構，最終還迫使我離開了中國，通過美國的EB-1A特殊人才政策，獲得美國長期生活居留權。
結語：風起於青萍之末
八九學潮或民運本是一次悼念胡耀邦的活動，由於中共體制內極左力量不願意對社會進步力量有一絲的妥協，導致悲劇性的結局。而六四悲劇，既是中國歷史之罕見，也是人類歷史之罕見。其悲劇性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劉曉波一個人、劉曉波一個家庭的命運，也深重地影響著整個國家的命運。
劉曉波的命運沉陷於八九這個巨大的泥潭裡，國族的命運也深陷其中。現在人們看到的是，國家無法向文明世界前進一步，卻只能逆水行舟，向文革方向漂移。像劉曉波這樣的堅守者，當年因為要帶領更多的人撤離廣場，肉身離開了現場，但，他的精神意志仍然堅守在廣場，從來就沒有離開。零八憲章讓他再次身陷囹圄，這是因為他要成為廣場囚徒，如果他死在於監獄，就等於死在了廣場。
如果說當時劉曉波們通過談判，軍方還網開一面讓學生們和平撤離，還有一絲人性的光澤的話，那麼，今天人們看到習中央，人性的光澤又在哪裡？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下，仍然不允許劉曉波及時出國治療，無人性無人道的暴虐心性，已到了一個極致。
＊作者為八九六四倖存者，獨立作家，現旅居美國洛杉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