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無法假設，如果沒有四君子的介入，廣場學生是不是完全撤離，作為全程參與八九民運的學生，我觀察的情形是，北京高校的學生們主力已離場，而外地高自聯更多的在號召堅守廣場，與四君子形成合力，但其影響力也只是在廣場並不大的範圍，它不足以給中共暴力鎮壓以合理的藉口。
六三當晚我與同學從長安街進入廣場，然後一直在廣場上走動，淩晨四點鐘左右，突然所有燈光熄滅，一種莫名的恐怖籠罩在廣場上，很快，就有其它同學過來告知，侯德健、劉曉波等人與廣場北邊的中共指揮官溝通，廣場學生將和平撤離，而在與中共指揮官談判之前，艱難的說服工作是對現場學生領袖們的勸說，當時的氣氛是，誓與廣場共存亡，廣播裡甚至還有一位法國媒體的記者也發聲，要與學生們在一起，堅守廣場。
現在想起來，當時能夠主動與中共軍方談判，需要智慧與勇氣，它給學生的理由是保存實力，以圖將來，而對中共軍方來說，則是減輕了血債。如果當時我們都不撤離，數以萬計的軍人將湧入廣場，廣場上一二千學生與市民將被軍人的槍棍殘暴，並集中到中山公園拘禁，隨之而來的將是被審判與牢獄之苦。也許我們個人可以忍受，可以抱著犧牲的精神面對，但每一個學生背後，都有一個家庭，當時一個家庭培養出一個大學生，何其不易，養育一個孩子成人，更是付出了父母無量心血。
每念及此，我對現場談判的劉曉波等四君子，永懷感念之心。
我永難忘懷：六四之後十多天，我回到老家懷寧，從鎮上走回村莊的路上，我看到父親微微彎曲的背影，他是從一個村莊問詢一位從北京回村的大學生，有沒有得到任何關於我的消息。當時他應該是悲哀至極，含辛茹苦一輩子養育成人的孩子，可能被一顆流彈擊中、命喪中共的坦克之下，或者是被投入監牢失去自由。
三、我因《零八憲章》被免職並最終丟掉工作
劉曉波先生起草的《零八憲章》公佈的時候，第一批簽名名單中有我的名字，我因此被免去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社社長職務，後續的許多機會與待遇均被剝奪，最終連退休的資格都失去了，被從單位歸零（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學習與工作了近二十五年）。
其實，我當時並不認識劉曉波，更不知道是劉曉波起草了這份零八憲章。所以我並沒有直接去劉曉波那兒簽名。那為什麼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者有我的名字呢？我在網路上認識的一位朋友，從未謀面，他給我郵箱郵了這份憲章，我簡單地看完了，並提了一些修改意見，同意簽名。當時並沒有特別當一回事，也沒有問背景，只是覺得這是一份認真思考的憲政議案，如果通過某種方式或管道提交上去，影響中共決策者，或者讓更多的人知道憲政民主常識，都是有價值的事情。但後來發生的事情，超出我的想像。
